六书转注散论

六书转注,既是造字法,又是识字法.它要求根字把负载音义的形体转运灌注入转注字内,转注字和辈乳它的根字之间声共一类,形共一首,意义相通.转注造字法造出的是一组同源同根字.     

试论转注假借是造字之本

传统均认为,数以千万计的汉字,从结构上分析,有六种造字方法,这就叫六书。后人却将六书分为两类:一为造字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一为用字法(转注、假借)。但从构成汉字实际考之,六书之二的转注、假借仍是造字之本,不是用字之法。此说始见于汉代刘歆《七略》“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转录于班固     

转注在汉字系统发展中的作用

在汉字系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转注是汉字记词由单纯的象形、写意、借音而逐步走向形音结合的桥梁,对完善汉字记词功能、巩固汉字系统的基本特征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转注对汉字构形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形声字的出现而彻底消失。     

“转注”是一种很重要的造字方法

“转注”是一种很能产的造字方法,可以定义为：在汉字的使用过程中,通过增加、改变偏旁造出新字的方法.汉字的发展经历了表意字、假借字、形声字三个阶段,“转注”在由假借到形声的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汉字学论稿》述评

本文从汉字字体演变的四个阶段说、假借的转声托事与转注、汉字发展的三个阶段说、汉字是指义标音文字说四个方面评述肖甫春的《汉字学论稿》,认为该书以转声托事为津粱,成功地解决了转注问题,把造字法与汉字历史发展统一在一起,得出对汉字性质新的认识,这是一种汉字学基础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理论——方法——人格”与“转识成智”——读冯契《智慧说三篇》导论

"转识成智"的问题是古往今来的一切哲学与宗教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冯契的"转识成智"说以为在基于实践的性与天道的交互作用中,主体凝道而成德,显性以弘道,获得德性之智,自证精神的"自明、自主、自得",这样便有了知、情、意等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真、善、美的统一,造成自由的德性,克服了科学与人生的脱节、理智和情感的不协调.     

《说文广义》试评

船山《说文广义》成书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该书所释之字以《说文》所收为范围,论述之旨按许氏六书为准则,广释文字各种含义.广窥字、词之间及一字数义间之内在联系,广求文字,音韵、训诂及语法之某些规律,同时全面匡正时俗字弊,故名《说文广义》。当前,我国研究语言学史的论著日益丰富,但在众多的书,篇中却很少提及王氏此书;“船山学”的研究讨论亦很活跃,但却很少有人把此书摆到应有位置上。     

超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峙——冯契的"智慧说"解读

近代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哲学思潮的对立,其实质是科学和人生的脱节,知识和智慧的割裂.冯契的"智慧说"阐明了怎样"转识成智",超越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峙."智慧说"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论形态构词法对汉字造字法的影响

本文讨论了交替式、附加式等形态构词法与汉字的转注、形声等造字法的共同点，认为上古汉语中的形态构词法对汉字造字法有过深刻的影响     

六书新证

一、六书的次序 清·王筠在《说文释例·六书总说》中说:“六书次第,自唐以来,易其先后者,凡数十家,要以班书为是。 “象形指事,皆独体也,而有物然后有事,故宜以象形居首。会意形声,皆合体也,而会意两体皆义,形声则声中大半无义,且俗书多形声,其会意者,千百之一二耳,即此足知其先后矣。转注假借在四者之中,而先后亦不可淆者。转注合数字为一义,假借分一字为数义也。故以六书为三耦论之:象形实,指事虚;物有形,事     

情归自然:南北朝时“发愤著书”说的审美内涵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艺创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它以情感作为文学创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重在揭示社会政治、现实生活和人生际遇等客观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我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本文运用接受美学理论,以钟嵘的"怨愤说"和刘勰的"蓄愤说"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与发展为例,阐释分析南北朝时"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内涵和审美价值,探讨"发愤著书"说的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轨迹。     

对象错误之定性研究

本文首先分析了对象错误的形态。在评价对象错误的解决标准的各种学说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应以法定符合说作为解决对象错误的标准。最后作者提出了自己关于对象错误的具体解决方法,即同一构成要件内的对象错误解决方法、不同构成要件间不相容的对象错误的解决方法和不同构成要件间相容的对象错误解决方法。     

永生不死: 可能当求

人能永生不死吗?从人类由古至今的种种探索看,无论是肉体层面的永生不死还是精神层面的永生不死,都未见成功。然而用克隆转忆的路径就能实现这个梦想,它的基本构思是:在一个人死后,用克隆人技术复制出一个他的肉体,再用记忆移植技术将他的原有记忆转移到这个克隆体的大脑中,就能使他死而复活。而这样的过程不断重复进行,就意味着他的永生不死。能做之事,不一定就是当做之事。经过方法论的探讨和利弊分析,这里的结论是:人的永生是值得追求的。     

《史记》辨旨——关于《史记》创述宗旨三种观点的现代解读

自司马迁创作《史记》以来 ,古今学人对《史记》的创述宗旨提出了多种见解 ,实录说、发愤著书说、谤书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种看法。这些观点都包含着深厚的历史意蕴 ,立论各有所据 ,但均对《史记》的创述宗旨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误读。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解读 ,探析出现这些误读的原因 ,探讨隐藏在这些观点背后的时代文化内涵 ,既可加深我们对《史记》及《史记》研究历史的了解 ,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不同历史文化心态的视角     

论《说文》“转注”及相关问题

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转注"属于造字法问题,但讨论的并不是具体某个汉字的构形问题,而是贯穿于整个汉字孳乳繁衍过程中的规律原则。应该认识到汉代学者的"六书"概念具有层次性,他们谈论的"造字法"不仅仅是汉字字形的形成问题,还包括如何用文字记录语言中的词语意义问题。     

谈谈转注

六书,惟转注最难明。自唐以来,释之者逾百家。文字学家从中分出什么“形转”、“义转”、“音转”三派,中国学术谈到“老大难”问题,无过之者。四十年前,安徽省立六中师范科,有文字学,由我承乏,写了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接受美学”

试图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分析"知音"、"韵味"这两种中国古代审美鉴赏和批评的方法,剖析中国古代文论中蕴含的艺术接受理论,探究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接受美学的契合点.     

《说文广义》启发下的《说文》类聚分析

类聚分析,是现代语言学广泛运用的分析方法之一。但这一分析法早在《说文广义》中有所体现。类聚分析《说文》,以及如何类聚分析《说文》,这是《说文广义》馈赠给《说文》研究的又一方法论上的启示。基于《说文广义》这一启发,文章以《说文》中“词与意义说解”为切入点。从“训释种类”、“训释方式”、“补充和引用”、“联绵词训释”四个方面。对《说文》进行了类聚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揭示了运用这一分析法研究《说文》的现代意义。     

转质探析

转质是质权人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分为承诺转质和责任转质两种类型。二者虽然性质基本相同,但在成立的条件、质权人的责任以及转质权实行的要件等方面却有很大不同。我国有必要在立法上明确规定转质,但对责任转质应规定严格的条件。     

本与末——王国维“境界说”与中国古代诗学传统关系的再思考

王国维把自己提出的"境界"与中国古代的"兴趣"、"神韵"之间的关系描绘为"本"与"末"的关系,近百年来,这个观点几乎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识。实际上,王国维的"境界说"来源于以叔本华"直观说"为代表的西方美学传统,而"兴趣说"、"神韵说"植根于中国古代"比兴"的诗学原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本"与"末"的关系,王国维的"本末说"本身恰恰是近代东西方不平等文化关系的一种历史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