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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史·袁祟焕传》载:“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中华书局标点本《明史·袁崇焕传》的《校勘记》注云: “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东莞,《怀宗实录》卷三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条、《国榷》卷九一页五五四四、《明进士题名碑录》万历已末科都作‘藤县’。疑作‘藤县’是。”据广西《平南县志》载,袁崇焕为平南人。由上,袁崇焕籍贯的说法有三:其一为广东东莞县,其二为广西藤县,其三为广西平南县。袁崇焕在明季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三年(1630),袁崇焕因后金反间、阉党诬陷、崇祯昏庸,含冤被磔死。在北京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有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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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王左挂、王子顺是明末农民起义中引人注目的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是两个人吗?对此,笔者最初并未怀疑。《明史》卷三百零九《李自成传》说:“(崇祯)三年,王左挂、王子顺、苗美等战屡败,乞降。”这里将王左挂和王子顺,明明白白地写作两个人。对明末农民起义研究极深的李文治先生,在其专著《晚明民变》中,也将王左挂和王子顺列为两人。与《明史》说法相同的文献资料,象《绥寇纪略》、《平寇志》、《明通鉴》、《怀陵流寇始终录》等书都是如此。但是,《国榷》与此不同。该书卷九十一崇祯三年六月记事在“王子顺”之下注解说:“一名王之爵”。同卷崇祯三年正月记事在“王子顺”之下又注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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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亡而后《春秋》作” ,通常的解释是《诗经》因王者之迹熄而式微 ,《春秋》应运而继之代兴 ,世风大变。这种释义对文体递变和记史方式的演变未加注意。本文认为不但可以从政治义理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 ,更可以从记史方式的韵散嬗递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诗”指“史诗”类记史记事韵文 ,而“春秋”则指散文体史书。《诗》亡而后《春秋》作是历史叙事方式的重大转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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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悟”是指审美主体的情感对审美活动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情感的意向性对领悟、体验、审美、判断活动有直接影响。晚唐著名诗论家司空图在他的《诗品》中提出了“清悟”的命题,这可以说是他诗论的核心,也是他的主要审美方式。司空图诗论美学的基础来自禅宗的顿悟哲学。历来关于《诗品》的争议聚讼,其焦点也在一个“悟”字。由于《诗品》乃以诗论诗之作,对“情悟”之说语焉不详,更由于司空图采用了“比物取象,目击道存”的方式,致使人们难见其庐山真面目而多将其忽略。因此,对司空图的“隋悟”理论作一些探索,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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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骥德,字伯良,又字伯骥,浙江会稽人。生年无考,大约卒于天启二年(1623)秋冬间。他嗜好词曲,至老不衰,他的散曲在明末的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以博学多知,受到徐渭、沈璟赏识,与吕天成、毛以燧等过从甚密,切磋戏曲,其艺精进不已。著有《方诸馆集》、《方诸馆乐府》、《南词正韵》及传奇《题红记》、杂剧《男王后》、《两旦双鬟》、《弃官救友》、《金屋招魂》、《倩女离魂》,并校注《西厢记》、《琵琶记》。《曲律》又名《方诸馆曲律》,系他晚年之作,也是他在曲论上最有贡献的著作,尤其是卷四“杂论”部分,虽仅占《曲律》三分之一,却是他的曲论核心。这部分是他陆续写成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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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李自成传》:崇祯十五年,“自成自攻荆州,湘阴王俨锣遇害,烧献陵木城,穿毁宫殿。”“十六年春陷承天(今湖北钟祥县),将发献陵,有声震山谷,惧而止。旁掠潜山、京山、云梦、黄陂、孝感等州县,皆下。”一、“献陵”系“显陵”之讹记《明通鉴》卷八十九亦同《明史》载:“先是湖广巡抚宋一鹤,闻襄阳、德安、荆州连告陷,超承天护献陵……”但据《明会要》卷十七山陵条载:献陵、仁宗陵,在今北京市昌平天寿山,是明十三陵之一。又据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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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樵纪闻》共三卷,余所见者,为痛史本。原题娄东梅村野史撰,并有自序。大体看来,卷上多记福王时事,卷中多记唐王时事,卷下多记桂王时事,但亦参差不齐,间涉崇祯时事。从其自序来看,资料取自邸报。所谓:“寒夜鼠噣架上,发烛照之,则明季三王时邸报,臣畜之以为史料者也。”该书作者,题为娄东梅村野史。书后有镇洋山人识。文云:“吴梅村《鹿樵纪闻》三卷,类分为四十一篇,向无刊本。……篇中杂记三王间涉崇祯时事,而中卷郑成功之乱,叙及郑氏之亡,则在康熙二十二年,梅村即世久矣。疑是篇当指代领其众,下自甲寅春耿精忠叛至篇末,当是后人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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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进行较详细的注释,并恢复了《西域图记》有关吐火罗国的一条佚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隋书·西域传》与《西域图记》的关系及《通典·边防典》“西戎”门的编纂特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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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椿是我国近代最早一批创办实业的企业家。《辞海》祝大椿条记其生卒年为:(1855~? ),根据笔者考证,其生年有误,卒年则完全可以补上。关于祝大椿的生年,苏州吴县祝墓碑碑文记为。“清咸丰六年丙辰十一月十二日”,即公元1856年12月9日。《辞海》:将其生年定为1855年的根据有两:一是据1908年出版的《商埠志》所记祝大椿“1872年17岁时来至上海”而推定的。(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959页)因为将17岁当实足年龄计算,没有考虑到我国原来以虚岁记年的习惯,所以这种推断是不正确的。另一个是根据祝大椿次子祝伊孚的回忆(《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107页)。其实,祝伊孚在接受访问时,只是在其卒于1926年的基础上扣除“享年七十有一”,推算出生于1855年的结论,同样也没有考虑到按虚岁计算的习俗,所以这个结论也是有误的。根据墓碑碑文所记,祝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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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宫”“隐官”辨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隐宫”之词首见于《史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皇始三十五年,“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史记·蒙恬列传》说,“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廖,世世卑贱”。究竟什么是“隐宫”?最早作出解说的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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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战事稀少,战国的战术又大多上承春秋,因此,这篇小文就将楚国的战术条陈如下,或许对于冲破中国古史研究中重北轻南的偏见,有所帮助。征引的资料,凡未作特别说明者,一律来自《左传》。1、用间。《孙子兵法·用间篇》说:用间,“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用间,包括离间与乘间。《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记楚武王攻伐随国,楚大夫斗伯比表达了他的担忧,说:“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棋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有鉴于此,斗伯比主张乘间,他说:“仇有衅,不可失。”(语出《桓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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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伯谦是甲午中日战争中的重要人物,他死于1894年9月24日,这是铁的事实。但是,关于他的生年却有不同的说法,值得探讨。 198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说:“方伯谦(?—1894)福建人。字益堂……”1988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辞典》说:“方伯谦(?—1894),字益堂,福建人……”都不知道方伯谦的生年,籍贯也不具体。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中有戚其章先生写的《方伯谦传》说:“方伯谦(1852——1894),字益堂,福建侯官人……”不知何据。198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中“方伯谦”条可能根据戚其章先生的意见,写道:“方伯谦(1852——1894),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字益堂……”生年和籍贯都十分明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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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明史专家顾诚《李岩质疑》一文认为杞县本无李岩其人,关于李岩活动的记述,都是地主阶级的文人编造出来的。但根据李自成进北京后当时人的各种记载,确有李岩其人。从李自成进北京至逃离,李岩均在北京。李岩谏李自成营救天启张皇后诸事,皆有所本,并非虚构。关于李岩的籍贯,最近在河南博爱县发现《李氏家谱》记载,博爱县唐村人李茂春第四子李信字岩,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科考贡生。叔父李春玉字精白,以李信为嗣。崇祯十三年(1640)李岩与堂弟李沐参加了农民军,崇祯十七年同被李自成冤杀,年三十九。由于李岩在杞县粮行经商,其父李春玉字精白,故误传为明兵部尚书李精白。顾诚认为明兵部尚书李精白无李岩其子,从而否定有李岩其人,造成了对历史事实的误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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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始见于朗格的《印第安旅行记》。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马克思说:“图腾一辞表示氏族的标志或符号。例如狼是狼氏族的图腾”。法国涂尔干(E·Durkhein)说:“一大群人,彼此都认为有亲属关系,但这个亲属关系,不是由血族而生,乃是同认在一个特别的记号范围内,这个记号,便是图腾”。朱天顺说:“图腾崇拜实际是自然崇拜或动物崇拜与鬼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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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 《(纟见)斋诗谈》系清初诗人张谦宜所撰,被郭绍虞先生认为有“真知灼见”而收入《清诗话续编》一书。张谦宦生于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卒年不详,但据他“年八十二自作传”一事来看,当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以后,张谦宜字稚松,号山农,自称“山南书隐老人”,山东胶州(今胶县)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张氏“少落拓,以诗名”,晚年中进士后不仕,闭门撰述,有《(纟见)斋诗选》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诗出入于香山、剑南之间”。《(纟见)斋诗谈》是张谦宜的一部诗歌理论与批评的专著。全书共八卷:卷一《统论(上)——大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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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近世罕见而富有革新精神的《合并字学集韵》(10卷,明顺天人徐孝编),堪称考察近代北音史,特别是普通话语音史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1981年5月,我在北京图书馆特藏室得以观览;后来在《文史哲》(1984年第3期)的一篇文字里曾提及此书。文章发表后,国内外同行都曾关心,探问该书的细况及与《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的关系。现就粗读所记,述要请教,并望更多同志检得原书再深作考论。《合并字学集韵》与《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下暂称《合韵》与《图经》),同出徐氏之手。作者尊重“世音”,敢于“不避疑论”,更革前代韵书、韵图的格局,实在难能可贵。而《四库全书总目》囿于偏见,竟谬评徐书不究“旧法”,“乖舛”“变乱”,致使如此重要的音学著述,儿乎湮没不传。就我所见,能识断这位“布衣”作者著作可贵的,前代未见载籍。自本世纪三十年代起,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