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诗余》与明代词学的复苏

《草堂诗余》是南宋坊间编纂的一部便歌协律的词选,对明代词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明代前期,词学衰微,《草堂诗余》在长时间内不被关注,甚至备受冷落;明代中期,人们对词的创作产生兴趣,但词乐失传,词谱无踪,词学家视《草堂诗余》为词体创作的依据,或据其编纂词谱,或模仿其词进行创作,或评点取舍其词编纂词选。伴随着词学家对《草堂诗余》的多方面研究,明代词学迅速走向复苏。     

《词选》和《蓼园词选》的性质、显晦及其相关诸问题

《词选》和《蓼园词选》是产生于同时代而且性质相近的两部词学批评著作。它们鼓吹大雅，推尊词体，在词的创作与批评中引进《风》、《骚》观念，提倡比兴寄托，显示出词学发展的新风貌。但二者并无传承关系，作者之间甚至互不相知。从客观上看，尽管《家园词选》包容了《词选》的优点，并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其缺失，但仍不如《词选》的影响大。本文探讨了其中的原因，指出《寥园词选》的受到忽视一方面是由于取材于《草堂诗余》，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师弟授受。前者与特定时期的文学观念有关，后者与文学发展中的群体意识有关。从而以小见大，对文学史的某些问题做出了理解。     

《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与词学阐释

明代中后期有一股改编重刊《草堂诗余》的浓厚风气,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适应它从歌词作品集向文学作品集的转变,还藉此形塑了一个分类、储存、加工古今词作的知识空间。围绕《草堂诗余》的改编重刊,明代中后期形成了采用不同策略(或分类,或分调)的词学阐释群体,他们通过选词、考调、校勘、笺注、评点等方式,构筑了一个个不同的集词选、词谱、词评于一体的唐宋词阐释系统,对文本施加或预设其特有的阐释意图,或溯源诗乐传统以尊体,或揭示言情特质以别体。《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不但为唐宋词在明代的传播作了突出贡献,而且也为词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打下了一定基础。     

词谱发端与明中叶学术——以周瑛《词学筌蹄》为中心

明代周瑛《词学筌蹄》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具备词谱雏形的著作,此书虽体制简略,但与前代思想、学术密切关联,可从深层揭示词谱起源的社会原因.其文献主要源自洪武本《草堂诗余》,又有独特的版本特征,为明中叶《草堂诗余》改编序列中承前启后的一环.其符号借鉴自北宋邵雍《声音唱和图》,周瑛由此制谱,可视作明中叶等韵、律吕等"声音之学"由...     

《名儒草堂诗馀》析论

《全宋词》、《全金元词》从《名儒草堂诗馀》采入大量的词,但未择善本,校勘也有欠缺。该书是一部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词选,它是在《草堂诗馀》不断翻刻的风气下成书的,它的编选意图是反映江西词人的爱国情感、亡国哀思,但也有适度冲淡编选意图之意。后人据该书提出江西词派的说法不能成立,而仅据该书去研究江西遗民词人群,也是偏颇的。     

田能村孝宪《填词图谱》探析——兼及明清词谱对日本填词之影响

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出现了第一部汉语词谱,即田能村孝宪的《填词图谱》。该书参考了中国明清时期诸家所著图谱,共编订了116种词调的图谱：从其谱式符号以及标明各句次序来看,近于中国张綖的《诗余图谱》;详注韵法则从万树《词律》而来,词末补充说明字声规则,亦学《词律》体例,而内容则多袭取《词律》附注;但其例词不是从《词律》中来,而多选择香艳游戏之作,带有明显的词选痕迹。由于田能村孝宪《填词图谱》的示范,使得词在日本获得了迅速发展的契机。     

《全清词·顺康卷》重出《浣溪沙》等三首作者考

《全清词·顺康卷》第15册郑景会词有《浣溪沙》《美人香》《生查子》与第20册所收女词人黄幼藻的三首同调词相同,应是最早收录这三首词的《众香词》的编选者把郑景会这三首词误为黄幼藻所作而选入.因为黄幼藻只有诗集《柳絮编》而没有词作,清初王端淑编选的专选明代女性词的《名媛诗纬初编诗余集二卷》和周铭专选历代闺秀词的《林下词选》(卷六至卷九为明词),都没有选入黄幼藻的词,卓回编选《古今词汇二编》和朱彝尊、王昶编辑《明词综》也没有选录黄幼藻的词.虽然《众香词》的刊刻要比郑景会《柳烟词》早五年,但在《众香词》刊刻之前的十年,郑景会就广泛邀请词坛名流品题其词集,如果他抄袭了这三首词,很容易被词坛名流发现.从这三首词的词题、词序以及内容、语句和意境来看,也符合郑景会词作的特点.     

从词选批评的角度看杨希闵《词轨》

晚清学者杨希闵所辑<词轨>是一部选论精当、颇具手眼的词选.从选本批评角度对其加以考论,有三端值得重视:这是一部在清代后期词学语境下出现的词论型词选,其选心近于常州词派词统,但又不囿于常州词派,其推尊唐五代北宋词,又承继云间词派余响;其分为正、附两大选阵,在选人方面特重诗词兼擅、一身二任的词人;其评词重自然浑成,有性情境界者颇得重视.     

张綖“婉约—豪放”二体说来源新探

张綖在词体创作的体悟以及编撰《诗余图谱》的词学实践过程中,开始有意识地区分词体风格的不同,并最终在《诗余图谱凡例》中提出了影响古今的"婉约—豪放"二体说,但"二体说"并非源自张綖评点《草堂诗余别录》时提出的"精工—豪放"之说,而恰恰相反,"精工—豪放"之说是对"婉约—豪放"二体说的进一步阐释。     

《草堂诗余》志略

《草堂诗余》是宋人编选宋人词(有小部分唐、五代词)的总集的一种,编者不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王楙《野客丛书》作于庆元间,已引《草堂诗余》张仲宗《满江红》词证蝶粉蜂黄之语。”那么这书应编成在庆元(南宋宁宗年号1195—1200)以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草堂诗余》二卷,书坊编集者。”这是这书最早见于目录书的著录。 这书的编集出于书坊,所以所定书名不伦不类。明杨升庵认为:因为李青莲诗称草堂集,词的产生以李白的《忆秦娥》、《菩萨蛮》为开山祖,由此有草堂之名,这说法     

明人选明词二种考论

明人选编的明代词选,一为万历年间钱允治选编的《国朝诗馀》,二为天启末年至崇祯初年沈际飞在《国朝诗馀》基础上改编而成的《草堂诗馀新集》。文章对《国朝诗馀》存在的问题,《草堂诗馀新集》的成书时间与主要成就作了具体深入的考证与论述。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说诗晬语》与沈德潜的诗选评点探微

沈德潜的诗话《说诗晬语》在当时颇有影响。沈德潜以《说诗晬语》为中心,提出了不少新的诗学理论。在论唐诗方面,反对王士祯的"神韵说",主张"格调""骨干气魄";在论汉魏六朝诗方面,不满钟嵘对某些诗人的分品,尤推崇陶渊明诗歌的平淡之风,鲍照诗歌"抗音吐怀"的开创之功。沈德潜的诗论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最明显的是儒家诗教观念的某些局限。     

陈第古音学思想形成探因

陈第首次破除“叶音说”并提出“音有转移”的主张。究其原因,有吴Huo、杨慎、焦竑及其父亲的影响,更与他本人对《诗经》等古献语音的全面考证密切相关.     

论沈德潜的宋诗观

面对宋诗,清代“格调说”的盟主沈德潜表现出兼容并蓄的态度。他自言“未尝贬斥宋诗”,编选了《宋金三家诗选》,对苏轼、陆游等宋代诗人大加赞赏。在《清诗别裁集》中,沈氏也选了不少有宋诗风格的作品。但同时,沈德潜又坚定地保持着以唐诗为尊的立场。面对宋诗,沈德潜的根本态度是：宋诗可以存在,但只是在以盛唐为尊的基础上对诗坛的一种补充;宋诗也不是不可以学,但必须做出一定的限制,绝不能让学习宋诗成为诗坛的主流。总体来看,沈德潜之所以能成为清代“格调说”的盟主,原因之一正在于,他以较为合理的方式给宋诗以适度的生存空间,从而为盛唐之诗、为“格调”保留了更大、更确定的空间。     

杨慎史学批评研究

杨慎是明代一位有着浓厚批评意识的学者。杨慎的史学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史记》《汉书》的史学审美、对宋代史学的有意求瑕及基于史料价值和史书编纂方面对其他史著的批评。其史学批评呈现如此特点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明代中叶的《史记》《汉书》研习风激发杨慎对《史记》《汉书》的批评;其治学理路崇汉学而抑宋学,引发杨慎对宋代史学的苛责;其博学的治学视野促成杨慎对史料价值的多元审视及对史著编纂者资质的求善求全。     

孟子后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兼论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的确立

唐代至宋代道统说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甚至迥异。这主要和韩愈提出的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的阐释理路有关。如果说宋初之前学者主要是倡导“不绝其传”的话,自二程至朱熹则奠定了道统“不得其传”的一面。如宋初柳开、孙复、石介等人均还是以“不绝其传”为依据建构儒家道统谱系的,皆以道统后继者自任。至理学兴起,程颐等开始倡导道统“不得其传”说,道统上接孟子,度越汉唐,以孟子传道者自任。至朱陆争胜门户,朱熹方奠定了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究其源,最初韩愈认为孟子后儒道“不绝其传”——韩愈对荀子、扬雄等都非常重视,时人曾以韩愈比附扬雄,改为“不得其传”后,一字之别,造成了不同的阐释理路。     

从《长短经》看我国兵书三大疑案

根据唐人赵蕤所撰《长短经》,可以发现:《素书》并不是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宋人张商英伪造之书,而是古兵书《玉钤篇》;兵书称“经”最迟在唐代已开始,并非学术界通常认为的宋代;所谓“杜佑《孙子》注”并非学术界一般认为的只是抄曹操注和孟氏注而已,还抄了其他家《孙子》古注。     

安阳大墓主人应是后赵石虎

有关部门宣布有六大依据确认曹操墓葬,其中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等铭文的八块石牌,证明墓主人就是魏武王曹操。然而,说曹操"挌虎"于史无据,不可相信。今安阳大墓出土的诸多文物,亦非曹操《遗令》中说的"敛以时服。那么,墓主人真的是曹操吗?"魏武王"会不会另有其人呢?从研究"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石牌入手,遍稽史书,居然有所发现,找到了安阳大墓的真正主人——后赵石虎。并就这个问题兼及"七十二疑冢"问题,提出一得之见。     

试论建安文学的西部书写

以“三曹”与“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上承《诗经》、《楚辞》以来中国文学之精华,下启唐风、宋韵以后中国文学之新貌。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家都是东部人,而他们的向西开拓,则建构起了汉唐之间“骨气奇高”、“梗概而多气”的“建安风骨”。建安文学的健将除孔融外,几乎都将文学描写的目光投向了雄奇壮美的蜀道沿线,曹植、王粲、陈琳、阮、徐、应等先后随曹操到过关中与汉中,曹操与王粲、陈琳等深受西部文化的影响,西部文学的书写成就最高。建安文学的描写地域由东部扩展到了西部,使秦汉豪放雄浑的开拓精神与建安文学的建功立业精神相融合,进一步扩大了建安文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