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健康伦理的理论实质

责任是应用伦理学的核心范畴。责任伦理是一种以恪守职责作为基本道德原则的伦理。公共健康伦理是一种责任伦理。公共健康涉及到政府、公众、专业技术人员等各方面的责任。公共健康伦理为政府责任、公众责任、职业责任提供了相应的伦理规范。     

公共健康领域权利与善的冲突

在公共健康领域,保护与促进公共健康和保护与促进个人权利之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冲突。权利与善的冲突在预防免疫、强制隔离、知情同意和信息公开这四个主要公共健康实践领域有着突出的体现:预防免疫是以整体人口为基础和对象的,这种整体观会造成对个体权利的忽视,因为预防免疫所带来的公共健康利益由整体人口所享有,但这个"整体"中却排除了承担风险和权利受到侵害的个体;公共健康的隔离措施常常是用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严重限制或侵犯来换取公众的健康利益;为了公共健康而实施强制措施是一种对知情同意及其所要求的自主权的违反;而系统地获取个人的健康信息则会严重危及个人的隐私权。     

功利与正义:公共健康的伦理选择初探

公共健康的目标是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它强调的是作为整体的人口的健康而非特殊个体的健康,因此公共健康需要在整体与个体之间进行取舍和权衡,于是便产生了整体功利与个体正义之间的伦理冲突。功利是对整体最大效益的追求,而正义是对个体,尤其是弱者的特殊关照。在功利与正义之间,公共健康所作伦理选择是“追求功利,兼顾正义”。     

健康价值与健康责任

随着健康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扩展 ,人类对健康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入。健康价值以及影响健康的复杂因素决定了个体、社会和国家在健康的防护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肩负各自的责任。只有将个体、社会和国家的健康责任有机整合在一起 ,才能提高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健康水平。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尤其应把增强个体的健康责任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     

健康责任主体的推定与责任范围的划分

健康价值是作为客体的人的生命健康状态与主体需要之间的特定关系.它是人的价值的基础,是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健康对个体、社会与国家的重要意义与作用,决定了它们对健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对影响健康相关因素的可控性,是划分个体、社会与国家责任范围的依据.但个体、社会和国家的健康责任都是一种有限责任,只有将三者的责任有机整合起来,构建一个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健康责任共同体,才能有效提高人类的整体健康水平.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

如何界定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是公共危机管理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国家本质、人权保护、服务型政府,以及政府的职能与能力等方面论述了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也对政府责任、企业责任和其他组织的责任进行了界定,对政府责任的层次进行了分析.     

论解决公共健康危机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协调——对《2003年关于TRIPs协议和公共健康的总理事会决议》的评析

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致使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廉价仿制药品,以解决因艾滋病等流行病引发的本国公共健康危机.为平衡解决发展中国家公共健康危机与保护发达国家知识产权,2003年TRIPs理事会通过了<2003年关于TRIPs协议和公共健康的总理事会决议>,允许有药品生产能力的成员方根据强制许可生产仿制药品,出口给有需要的发展中成员方.但由于国际制药业强烈反对,有药品生产能力的发达国家实施强制许可的意愿不强烈,而且发展中成员方担心因损害发达国家利益被其制裁,因而,发展中国家利用现有规则解决本国公共健康危机的成效不大.WTO各成员方,特别是发达国家成员方应该积极行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健康危机.     

公共权力“责任”的政治伦理根源析论

"责任"作为一种应用伦理,它在整个伦理体系中不是源生的,而是由以"自由"为代表的基础伦理衍生的。"自由"是整个伦理体系建立的基础之一,是个体的天赋权利,不能侵犯他者自由的共识构成了个体之间自由的止限。公共权力的责任是为了维护个体自由,而非相反。公民个体权利的在先性、权力与权利力量对比的失衡以及公职人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构成了公共权力责任的三个伦理来源。     

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的伦理审视与优化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通常会引发争议。通过对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的判罚罪名、行为类型、刑期认定、案件周期、是否上诉等进行实证考察，发现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隐含了以下伦理问题：一是刑事罪名框定不适当扩张，凸显国家权力干预与个体权利保护之间的冲突；二是有期徒刑广泛严格适用，凸显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三是刑事处罚的污名化效应，凸显社会利益与个人负担之间的冲突。公共健康伦理契合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所隐含的伦理性，可以为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提供价值指引和设定伦理规范。在公共健康伦理视阈下，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应当以社会正义作为底线价值，同时充分考虑可允许性、相称性和必要性等正当性条件，在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油茶文化公共领域的价值分析

借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湖南城步油茶文化公共空间既是具有当地特色的休闲空间,也是重要的公共领域、社会意识生产空间和表达场所。这一公共领域的多元性特色集中表现在其构成要素:公众、公共舆论与公共媒介当中。油茶公共领域的形成是基于我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互动背景下形成的实际公共领域。它的发展与完善还需要国家、社会、个体之间多元互动、相互作用、共同培育。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公共危机多元治理

在公共危机频发的今天,任何单一的力量与措施都不可能使公共危机得到顺利解决。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转变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公共危机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是社会的责任。因此,提高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危机治理道路,就成为促进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选择。     

贸易开放、环境污染与公共健康——基于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

推动全面贸易开放新格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对改善公共健康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有助于改善公共健康,但同时产生了环境污染,抵消一部分贸易开放的健康效应。贸易开放的健康效应集中在内陆省份、农村以及女性、青少年和老年人群体,贸易开放引起的环境污染则主要对沿海省份、城市市区以及男性和中青年居民的健康产生负面效应。虽然贸易开放减少医疗支出,但该效应被同时引起的环境污染部分抵消。将公共健康纳入贸易与环境的分析框架,讨论贸易开放对公共健康带来的正面和负面效应,可以为中国进一步深化贸易开放、污染防治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政策启示。     

公共消防安全与人的尊严关系研究

公共消防安全是政府必须承担的一项责任,它关系到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大局。通过政府积极承担公共消防安全责任、通过保护人的社会存在、通过保护人的财产安全,使公共消防安全与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具有内在一致性。     

论药品专利许可与公共健康权

禽流感在全球的蔓延给人类的生命健康亮起红灯,同时也再次引起学术界对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问题的热烈讨论。面对作为私权的药品专利和作为人权的公共健康,究竟应该怎样处理两者的关系,这不仅关系到法律制度层面的问题,而且更会涉及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许多层面。如果缺乏对这种复杂关系的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则不能确立科学合理地解决这种矛盾的原则和方式。本文在考察国际社会实践和各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哲学思想以及法律制度等多重角度对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关系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由此揭示这种关系的本质和决定因素,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法律途径。     

国外的公共健康伦理研究

一、公共健康伦理的学科定位 在国外,公共健康伦理学是在生命伦理学的羽翼下孵化而来的.生命伦理学产生于加世纪六七十年代,"尽管在生命伦理学产生的最初几十年中,很少运用到公共健康的语言.     

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伦理责任

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伦理责任是政府及其组成人员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必须要承担的道德和道义上的责任.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伦理责任产生的依据是政府的角色定位和价值目标、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职能优势,以及政府自身公信力建设的需要.在公共危机产生和发展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政府的伦理责任都有所体现.     

权利优先还是公共善优先--流行病伦理的社群主义视角

流行病危机导致流行病伦理的产生。目前的医学伦理无法解决流行病中的伦理问题,因为流行病伦理与医学伦理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流行病防控中伦理问题的核心是个人权利与公共健康这种公共善之间的冲突。流行病防控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健康,而社群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善,公共健康是一种公共善,因此,社群主义能够为解决流行病伦理中的个人权利与公共善之间的冲突提供理论资源。     

建构公共选择中的社会伦理准则

市场经济的实践主体的多元价值要求是社会公共选择的出发点和归宿 ,公共选择的最高原则应该是能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同时也能满足个体利益要求。在当代中国价值实践中 ,建立一系列社会伦理准则的机制是公共选择有效进行的必要条件     

健康贫困与卫生公平

贫困是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具有实践的普适性,成为健康贫困概念分析的理论基础.健康贫困主要包含健康能力贫困与健康权利贫困,我国当前的健康贫困呈现地域性的特征.自然剥夺与社会剥夺是健康基本可行能力剥夺的两种基本方式,而社会剥夺主要划分个体因素与政府因素造成的健康剥夺.在医疗市场化的改革中,政府责任的弱化导致健康责任主要由居民个体承担,这违背了健康产品具有的公益性特征,导致卫生公平程度不高,催生健康贫困.消除健康贫困,必须构建公平的卫生体制,主要包括突出政府公共筹资功能与监管功能,构建覆盖全民、一体化的卫生体系,加强公共卫生与预防保健、基层医疗设施建设,引入第三方支付方式,加强廉价医院建设,等等.     

公共健康伦理:一个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

公共健康伦理是生命伦理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作为一门新兴的承载着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的交叉学科,它正在开拓自己无比广阔的研究领域.正如西方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公共健康伦理在地图上,在过去一些年里,生命伦理学家和公共健康专业人士已经开始极度关注这一复杂而尚未展开的新课题.它的大部分疆域尚待开拓."[1]公共健康伦理之所以具有广阔的疆域,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