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目标之下的政府治理

从统治到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是当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基本趋势。追求社会和谐与善治,始终是我国治理变革的基本目标与价值。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几轮机构改革,目的都是精简机构,提高效率,惠及民众。然而,由于对“主体替代”模式的过度依赖,使治理的目标与路径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导致我国政府治理中出现诸多不和谐因素。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确立多中心治理理念,注重治理结构的均衡;必须完善公民参与机制,提高社会自主治理能力。     

抗争政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随着新时期工业化、民主化及城市化进程的急剧加速,中国与西方国家同样面临着抗争政治危机。针对抗争政治危机,近代西方国家采取了公民理性与政府善治治理策略,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则采取了阶级斗争与阶级动员治理策略。纵观新时期抗争政治危机的特殊内容及表现形式,文章提出应该理性借鉴西方国家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治理经验教训,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抗争政治治理策略,以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     

政府善治与公民参与——基于治理的视角

治理和善治可以被作为一个民主的管理体系来加以分析,就像民主一样,治理和善治首先建立在一个规范化的空间之上,公民都可以而且应该参与其中。随着我国政府治道变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善治也终将成为我国公共管理的必然选择。政府善治与公民参与具有内在关联性,公民参与是实现政府善治的必然要求。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不足影响了其在政府走向善治过程中作用的发挥,政府必须从多方面为扩大公民参与创设有利条件。     

新建本科院校提升治理能力的路径

从“管理”走向“治理”,新建本科院校存在一些困难,主要表现为：管理体制重心居上,教学质量难以保障;行政 化倾向严重,学术自由难以实现;办学自主权缺失,办学特色难以形成;教师成长与发展机制不畅,大学精神难以彰显。在治理 理念下,新建本科院校应通过以下路径提高治理能力：以权力下放为重点,提升教学治理能力;以去行政化为导向,提高学术治 理能力;落实办学自主权,提高特色治理能力;凸显教师主体地位,提高文化治理能力。     

新常态背景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新常态。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此,以新常态的提出作为出发点,分析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必要性,针对政府在治理能力方面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完善政府治理体制、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创新政府治理方式、革新政府治理工具的策略,有利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政治参与的实现程度与治理和善治

政治参与是民主发展的产物,又是评价民主政治与民主发展的主要参数.其实现程度是公民参与的方式、方法、程序、途径、层次、程度等的复合体,其因变量和自变量之变直接或间接影响参与的发生、衍变及实现程度.公民政治参与和政治体的互动契合了治理或善治的宗旨,折射出政治统治方式在现代民主社会的发展趋势.     

大数据助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随着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地方政府重点治理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大数据技术能够有效地集成和整合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信息资源,为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手段。地方政府应依靠大数据技术提升决策能力、执行能力、管理能力与服务能力,从而实现科学决策、有效执行、精准管理与个性化服务;实现从经验判断、主观治理向依靠大数据进行客观分析、理性治理的转变。     

政府治理对新媒体的路径依赖研究 ——以政务微博为例

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政务新媒体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政务微博为切入点,从路径依赖的理论视角分析新媒体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消极的路径依赖的影响下,政务微博成为了维护政府权威的策略性方式,进一步加强了政府的权力;而在积极的路径依赖的作用下,政务微博则成为了政府治理的技术性工具,推进了行政体制的组织变革。     

迈向参与回应型政府——我国第三社会部门的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

第三社会部门在神州大地上的蓬勃兴起,使政府、市场、社会具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执政环境的变化使得以有限理性为逻辑前提的参与回应型政府已显露雏形。为推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的成熟与完善,在社会治理中,政府应高度重视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做到信息公开、自身职权界限明晰,以及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实现社会整合功能。     

善治视野下的公民政治参与

中国目前的民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公民政治参与创造了良好环境,提供了制度保障;大量涌现的民间组织也有利于协调新时期的利益关系。同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部分公民自身参与意识有待加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体系建设有待完善等具体问题都制约了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只有充分发挥善治视野下有利于公民良好政治参与的积极因素,有效遏制善治理念中制约公民政治参与的消极因素,才能够加强新时期的公民政治参与工作,更好体现中国模式下的善治理念。     

"合村并组"的政治逻辑与治理困境

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和分析框架,考察了我国近20年来村落变迁的动力学。研究发现,近20年来,我国村落终结的主要力量并非城市化,而是行政主导下的合村并组。从行政体制与村落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合村并组不仅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行政过程,而且也会引起村落社会自下而上的应激性反应,兼具政治和治理的多重逻辑。合村并组的政治逻辑是导致该项工作迅猛开展的第一推动力,然而,在此过程中,其治理逻辑却被严重忽视了。研究认为,政治逻辑无疑是重要的,但治理逻辑也同样需要受到重视和尊重。合村并组需要在多重逻辑间寻得某种平衡和良性互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兼评学术界的几种观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重点是“现代化”,而不是“治理”和“管理”的区别。“管理”和“治理”不是对立的,在学术研究中是两种相近的范式。“国家治理”和“国家统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表现为工具理性,后者表现为价值理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顺应我国现代化发展趋势的重大战略举措。     

农民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民政治参与是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新时期,农民政治参与呈现出非公利性、非自觉性、非均衡性、非制度性等特点。农民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联性表现在:农民政治参与意识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农民政治参与行为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征;农民政治参与质量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农民政治参与目的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追求。因此,现阶段必须抓好基层党建,激起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创新参与平台,鼓励农民政治参与行为;加强亲民教育,提升农民政治参与质量;提供参与保障,引导农民政治参与目的。     

信访治理伦理困境的政治社会学诠解

各种不合理上访行为的产生和蔓延,逐渐主导了信访治理的逻辑走向。边缘式上访行为的主流化趋势,是国家转型困局的表征。在全能教化政体走向解体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和权利话语的弥散,使国家所提供的意识形态对民众的规约能力下降,国家的话语权快速流失。信访治理遭遇的伦理困境,正是国家陷入意识形态缠绕、无力主导意识形态方向和提供强有力的话语权的表现。为扭转国家意识形态转型断裂的局面,走出信访治理困境,需要从政治与治理两个层面统筹安排。     

运用"情感共振"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情感共振"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对受教育者个人情感的把握和尊重,实现与施教者情感的充分一致性,从而达到施教目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心情舒畅,对事物的认识是积极的,才能运用"情感共振"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是"情感共振"也不能以情代理.     

网络政治谣言的治理困境、成因与路径选择

网络的日益普及,为政治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宽广、便利的平台,对政府的舆情引导、信息管理,媒体责任道德及民众的信息甄别等多个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政治谣言的泛滥,对社会政治文化、民众政治心理、社会政治稳定甚至国家政治安全都会产生负面影响。政府应通过自身主导作用的发挥,与公民和媒体联手,提升自身公信力、疏通官民沟通渠道、完善监管与法律体系、重塑媒体责任、引领公民政治参与素质提高,使网络更好更多地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服务。     

政治冲突的治理范式及其边界

政治冲突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能否对其做出合理控制和治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及政治文明的发展。随着社会和政治现代性运动的不断推进,政治冲突的治理理念也应作出相应转变。治理范式上要:由排斥性斗争向包容性整合转向、由单一性手段向多样性方式转向、由实体性管制向程序性调控转向;治理边界上要:把冲突控制在秩序范围、做规则的制定者和仲裁者。     

治理术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属于治理理论中的治理术范畴。治理术包括政府理性、“如何”执政和政府的“艺术”三个方面,其核心是法治理性和善治理性。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治理主体以法治思维和善治思维运用治理机制和治理工具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点,在于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时,慎用专断性权力并善用建制性权力。这是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回应性治理视野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我国国家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表明:推动形成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科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更离不开政府组织对社会的积极回应和有效治理;与单向度治理、科层化治理相比较,回应性治理以执政党和政府的使命驱动为根本前提,重视人民合理诉求的便捷式传达,治理过程注重治理主体的积极回应,把增强基层善治能力作为回应结果;通过治理主体协同化、治理理念积极化、治理方式精细化、治理目标人本化的实现机制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党政部门与社会群众的双向积极互动中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共事务预期治理效果,以此助推基层治理迈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