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共鉴“五四”：西学东渐、指向启蒙与政治现代性——以苏雪林、胡适与周作人的“五四”观为支点的学术考察

文章以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三部新文学史著述为研究对象,解读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如何在不同视角下建立自己的＂五四＂观。研究表明,就＂五四＂的发生而言,苏雪林认为西方思潮对中国人生活形态的影响应是主要因素,而胡适敏锐地从古文向白话文的转换入手,认同＂语言＂革命是＂文学＂革命、＂文化＂革命之先声,周作人则更多倾向于＂言志＂这一传统诗学精神在社会变革期的反映,认为＂五四＂与明代文学革命运动如出一脉。三种不同的＂五四＂观,实际上反映了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如何用自己的眼光来审理＂五四＂这一学术命题。这反映了＂五四＂所产生的动因乃是＂启蒙性＂而不是＂革命性＂的,无论同时代人如何解读＂五四＂,其出发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启蒙＂,苏雪林对于＂五四＂发生之解读,在更高层次上囊括了胡、周二论,是相对全面的。最后,笔者进一步总结,发现＂五四＂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促进了白话文与大众传媒的普及进而导致政治现代性的转变。     

中国“现代主义”的发展与特点(续)

近代文学史上的王国维虽然看到了传统封建文化的腐朽性和现实生活中“人”的悲剧性命运,但他并没有能够把个性生命的自由精神充分地在社会中爆发出来。在新文学运动的初期,陈独秀、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与王国维不同的是他们在腐朽的社会环境中,以人的个性自由和社会的科学民主为行动目标,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他们以对封建传统精神决绝的否定态度,打开了中华民族通往世界文化的大门,在这一文化开放的历史背景下,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所有内容,几乎同时涌进了中国这块古老的区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那种反叛传     

王国维与梁启超

王国维与梁启超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分别以现代形态的史学研究和史学理论,建构了新史学的学科观念和学科体系.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与王国维颇多学理上的趋同.两位学者都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梁肩超追求政治生涯的辉煌,王国维则怡然自得于学者的本分.王国维去世后,梁启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大力推举王国维的人品和学问,并初步从学理上总结其治学特点,强化了王国维的大师地位.两位大师的杰出学术成就及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构成了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篇章.     

进化论的理论预设与胡适的文学史重述

胡适用进化论的利器把中国文学史分割成两个对立的部分 ,将非正统的白话文学从文学史中剥离出来并加以增色处理。在胡适的观念中 ,白话文学最具备与西方文学整合的内在机制 ,他试图以此为结合点实现中西文学的对接 ,从而创造出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学。胡适重述文学史的文化姿态具有典型的转型期中“过渡人”的特点 ,他一方面强调文学的“西化” ,另一方面又极力弥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裂痕。胡适文学进化观中所潜伏的一元化话语立场和目的论、意志论的史观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的空间     

文学史著中的胡适诗人形象 ——围绕中西血脉问题的考察

民国文学史对胡适诗歌中西血脉问题的叙述多彩纷呈,胡适成为史家热衷言说的个案,在正反叙述流中,其形象的不同侧面承载着那一时期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新诗想象。新中国成立后在以阶级定性的时代,文学史在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上采取双重标准,对胡适诗人形象进行单一的否定性改写;在西化问题上,全盘否定胡适作为探路者的形象。1970年代末期以后,胡适诗歌的中西血脉问题得到了比较公允的评价,胡适形象在众声喧哗中其光鲜面得以凸显。     

"戏台里喝采":胡适的新文学史自述

从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到30年代的文学史自述《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胡适在分析五四新文学发生原因的时候,和陈独秀的意见产生了分歧。胡适在他的文学史自述中,淡化了文学革命中“人的文学”这一命题的意义,淡化了近代的白话运动,从而突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胡适的文学史自述是“戏台里喝采”,作为一种文学史叙述策略,影响了后来的新文学史写作。     

到了拓宽研究领域的时候——试论阵子昂其人在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作用

一、要把拓宽领域看成当务之急 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古人,研究者却是今人,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今人。因此,在古代文化研究上,即使是“纯学术”研究,的确也有个“现代意识”问题。每个时代的学者,自有代表每个时代的眼光、价值观念特色和方法。因此,我们今天阅读古籍,可以明显地感到汉人有汉人的特点。唐人、宋人又自不同。乾嘉学风与王国维不同。王国维与陈寅恪又不同。胡适、陈垣与鲁迅、郭沫若、闻一多等人之间又相同,又不尽相同。我们处在中国     

王国维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哲学

王国维研治哲学,以深邃的眼光,独到的见解,敏锐的观察迥出时流,独超象外.在中国哲学的转型时期,他力主在人文学术中设置"哲学"一科;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第一流的哲学家;借助西学,检讨和反思中国哲学,从义理层次上对儒学进行了深刻批判.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亦开风气之先.王国维与二十世纪初中国哲学的关系是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课题,他对哲学的贡献将与时推移,愈益显示出独特的价值.王国维当之无愧的属于中国现代哲学的先驱人物.     

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红旗改革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历史科学来说,是具有极其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的科学,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艺思想斗争上的战场。在怎样认识、讲授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为了怎样的目的任务来讲授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问题上,是一直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尖锐斗争的。从老牌的买办资产阶级代言人胡适开始,直到胡风反革命集团、右派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