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学说与古代学术的子学经验——论诸子体系的他者生成

诸子各学派除了自我生成外,其体系的核心理论以及现实运用、实践性源头的论证等,还依赖庄子、荀子、吕不韦、刘安、司马谈、刘歆、班固等所构建,这是诸子学派的他者生成。使得诸子社会治理之学的主旨,有了哲学的理论形态。由此可知,古代学术的子学经验与学术愿景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对九流十家的概括是能够创建学派乃至建立学科的;其二,子学中心话语与多重话语两大形态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的设立提供了机遇;其三,"诸子出于王官说"建立起古代以实践探求学术渊源的传统。胡适以"征验"之法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是以西方所谓纯哲学的观念来看待诸子之学的;而诸子之学本是社会治理之学,自然与王官政治有着承袭关系。     

诸子学的历史命运

“诸子学”或“子学”,一是指先秦汉魏诸子百家学术,二是指历代学者研究诸子著作、思想的学问,包括对诸子著作的校勘、训诂、辨伪、辑佚和考古新发现之子书的整理与研究.近人章炳麟说:“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子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     

从《战国子家叙论》看傅斯年对儒者的认识

傅斯年对我国上古历史有其独到的认识 ,他对早期儒者的产生及特点也以独特的视角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儒乃“起于鲁流行于各地之教书匠” ;通过与诸子的比较研究 ,傅斯年还认定“儒为诸子之前驱 ,亦为诸子之后殿”。虽然他的考察还存在不足之处 ,但对于早期儒学的深入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西学与近代诸子学的发展

西学与近代诸子学的发展罗检秋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近年来，人们较多地研究了封建儒学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而对儒家之外“诸子”与西学的关系很少论及。但是，就近代学术史而言，甚至是在近代文化史上，“诸子”与西学的关系都占有重要位置...     

荀子思想与“黄老”之学──兼论早期儒学的更新与发展

荀子思想与“黄老”之学──兼论早期儒学的更新与发展余明光现存的《荀子》一书，共三十二篇，对先秦诸子都作了批判，因而也都有吸收，可谓诸子之学，无所不包。学术界普遍认为荀子是战国末年最后的一位儒学大师，同时也普遍地承认苟子的儒学不同于孔、孟。儒学这种变异...     

巫：天使在人间——关于先秦诸子的发生学思考

巫是古代最古老的文化传播者,是最初的权力中心和文化知识母体,中国古代所谓“王官之学”就出于巫的思考成果。随着世俗权力逐渐向王权集中,原来巫手中的权力逐渐被剥离,与王保持紧密联系的巫逐渐与世俗权力产生距离,变成王官之外的社会公共事务的技术工作者。因此,从发生学角度看,说“先秦诸子出于王官”不如说出于巫术,“王官之学”是巫术文化的高级阶段。     

先秦诸子的学术史研究及其特点

先秦诸子的学术史研究起步很晚。据现存的文献来看,最早研究先秦诸子学说的,是《庄子·天下》篇,其成书年代约在战国后期,上距春秋末年孔子首创私家之学——儒家学说,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随后,论述先秦诸子学说之作相继出现,如《荀子·非十二子》《天论》《解蔽》,《韩非子·显学》、《尸子·广泽》、《吕氏春秋·不二》等,这些篇章都具有总结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之学的性质。它们着重论述了孔子、墨子、老子、邓析、杨朱、列子、庄子、惠施、公孙龙,宋钘、尹文、田骈、慎到,申不害、子思,孟子、荀子、孙膑等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从学派看,上述诸子分属于儒、墨、道、名、法、兵诸家。就是说,先秦     

诸子学与论理学:中国哲学建构的基石与尺度

清末学术界对诸子思想的重估,使诸子学在清末成为真正独立的学术存在。诸子学被认为与西学相通,是承接近代西学的一座桥梁;西学中源说亦提高了诸子学的地位。诸子学的复兴,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日本的学术资源的双重价值,也促进了中国哲学作为学科的建构。日本学者对中国学术缺乏“系统”、“组织”、“体系”的评论,和对论理学(即逻辑学)作为哲学不可或缺特征之一的推崇,深刻地影响了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胡适等一代学者,使他们脱离无批判地吸收外来知识资源的被动状态,开始用新的知识典范来定下中国哲学的内涵与外延。     

先秦“仁义内外”说再辨析

“仁义内外”之辩是先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学界对孟告之争与子思学派“仁内义外”的观点关注较多,大多以对内外之层次进行划分的方式加以解读。事实上,先秦诸子主要讨论并有所分歧的“内外”,是仁义之德究竟产生于内还是产生于外,而对此的不同判断,根源在于诸子对仁义的不同定义。诸子在“仁义内外”上的不同观点,其背后所反映的始终是各自的核心理念,其目的是在“仁”“义”观念已经影响广泛的前提下,主导对“仁”“义”概念的理解向度。     

刘师培与近代诸子学研究

刘师培是近代一位颇有争议的学者,因政治上的失足而使其学术成就湮没不彰。本 文旨在考察刘师培在先秦诸子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学术影响,并且探讨刘师培治学方向 转变的原因。笔者认为刘师培诸子学研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应该具有重要的地位,开创了 新的学术史体例,并且身体力行著有近代学术史力作《周末学术史序》;开中国近代实事求 是研究孔子之先风;刘师培还是中国近代完全应用西学探讨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第一人” ;同时他对先秦诸子典籍的整理研究做出了重大学术贡献。因此,无视刘师培在近代诸子学 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学术影响、学术贡献,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论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转折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的社会制度出现转型,文化学术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与之相伴,古代文艺思想也发生了第一次重要转折:从王官之学语境的文艺思想转而为诸子之学语境的文艺思想。诸子之学虽然由以六艺为代表的王官之学发展而来,但二者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学术系统,在这两种不同语境中的文艺思想也在基本旨趣上存在根本性差异。在这一转折过程中,孔子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性人物。     

高畑常信：《宋代湖南学研究》

在宋明理学的研究领域当中,朱子学可以说永远是一个热门的课题,然而曾经对朱子思想产生过种种影响的湖南学(亦有“湖湘学”之称)长期以来却颇受冷落。事实上,朱子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中和新论之形成、居敬穷理这一为学纲领的最终确立、对心统性情说之认可、心具众理这一重要观点的提出,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湖湘学派诸子的思想纠葛不无关联。     

西汉“过秦”风潮与儒者的“王霸之辩”

汉初陆贾对秦朝灭亡原因的检讨，依托战国诸子“帝王霸亡”的叙述模式展开，着意于凸显秦政之苛暴，客观上丰富了先秦以来诸子批判暴政的历史素材。此后贾谊之《过秦》在继承诸子论政传统的同时，开始从秦统一历程的视角反思秦政之得失，初步指出秦亡于不行王道。后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则明确强调秦政的“霸道”属性，进而将“周秦之别”作为“王霸之辩”的历史参照，从而反向论证儒家王道政治的合理性。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时代发展，西汉初年的诸子政治哲学至西汉中叶已逐渐让位于儒家五经之学，而儒家倡导“王霸之辩”的历史与学理依据也日益完善。     

荀子的人性论

先秦时代,自从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之后,人性问题就逐渐成为思想家们探求的一个重要课题。从认识史的发展看,荀子高于先秦所有的诸子。其特点就在于他克服了先秦诸子人性论中的神秘主义。 集诸家人性论所长 荀子作为战国末期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人性论方面也必然吸收了先前的和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的思想。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这是荀子人性论的著名命题。他明确区分了先天的“性”与后天的“伪”这两个概念。“不可学,不可事,而有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为伪;是性伪之分也。”“性”是“天之就也”,“感而自     

学术交融与早期国家治理理论体系的生成——以清华简《治政之道》为中心的考察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派间剑拔弩张。而清华简《治政之道》让我们看到了诸子融合互鉴的另一面。当时的学术交融,可分为“学有所主”与“学无所主”两种类型。同为融合,由于采撷的内容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思想面向。早期国家治理理论的生成模式,不是诸子互相排斥与彼此否定,而是“百川归海”式的融汇。突破不同学派的藩篱,淡化对道体的考察,转向君人南面之术,为国君提供切实可行的治国方案,是早期国家治理思想体系建构的总体方向与理论趋势。     

论刘向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发展

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思想和儒士曾一度受压抑和贬斥。面对这种现象，刘向自觉地继承和维护先秦儒家思想，并以诸子之学丰富儒家思想，在儒学指向上不仅继承荀子重视事功的“外王”之学，而且以敬、谦、廉、诚等思想丰富孔子、孟子提倡的“内圣”之学，为儒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民为兵本,兵胜在政———《淮南子》战争观之“民本”意蕴发微简

战争观是《淮南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民本”理念及精神,不论是战争起源与性质,抑或是战争条件和进程,都有着充分的理论彰显。《淮南子》战争观的“民本”理念及精神深受先秦诸子之学的熏染,具有多元化的思想渊源,其中尤以道、儒为著,墨、兵次之;这种“民本”理念及精神既是对先秦诸子之学的历史继承,更是融会性的新发展。基于强烈的“民本”精神,《淮南子》在秦汉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与反思了战争与专制君主政治之关系,试图构建起“民为兵本,兵胜在政”的高度政治化的战争观,既为西汉王朝的建立进行政治正义性的证明,也为其长治久安提供一种充满“民本”色彩,且更具合理性内涵的战争理论。     

战国体育中心蠡测

战国时期,齐国优良的政治、经济、民俗土壤蕴生了繁荣的体育活动;诸子学派在齐国的相互交融,催生了传统体育观念思想基础的形成;稷下诸子、游说之士,在齐国或汇聚,或四散,对齐国的体育娱乐活动和体育观念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传播作用。齐国应当是战国时期的体育中心。     

叙事的寓言性与汉语文学叙事的语义生成

叙事性片断在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中占据很大篇幅,这种服务于说理的叙事,具有寓言性。与着眼于文本细部处理的“春秋笔法”不同,寓言性叙事着眼于事件自身的离奇性与文本结构的营造,以譬喻或象征的方式传达故事背后的寓意,属于“宏观修辞”。这种修辞方式与来源于历史叙事的“春秋笔法”都对后来的汉语叙事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小说文本普遍具有“藉外论之”、“譬喻取义”的寓言性修辞指向;另一方面,诸子散文叙事中“故事＋议论”的模式,深刻地影响到后来汉语叙事文学的文本结构。宋明话本小说头尾呼应的议论性诗词,把夹在中间的叙事变成了显示某种意义的“事象”;章回小说游离于主体叙事的“楔子”与“结尾”也具有同样的功能。《韩非子》的《储说》、《说林》两章,更是与后世文人笔记小说有太多“家族相似”的特征。对故事的寓意性解读,是破解汉语文学叙事文本意义的重要路径。     

关于“新子学”几个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新子学”是发掘于“诸子学现象”又全面超越诸子学的全新事物。它是一种基于多元、开放、发展世界以面对他者而实现自我否定式发展为基本理念的新哲学。“新子学”也是重新梳理“子学”、“经学”,以改造整个中华学术文化的基本结构、实现其全面发展的学术文化工程：它是治疗当下学术文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错综合症”的良方,尚有广阔的开拓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