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夷之辨到古今之辨——关于中唐古文运动发生背景的再思考

本文从前人有关华夷之辨为中唐古文运动诱因的说法入手进一步分析,认为在华夷之辨与古文运动之间存在一条“辨华夷—复尊儒—辨古今—学古文—复古道”逐步递进的线索.边疆危机、藩镇割据等安史流弊促使华夷之辨在中唐士人心中强化,进而引导士人对“华”之本体进行审视,产生儒学复兴的使命感.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华夷之辨延伸为古今之辨,即矫正华夷相杂的“今”文化,回归纯净的华夏“古”文化.中唐古文运动正是这种回归古典理念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即通过写作与古圣先王著述表达相一致的文体,探求古道精髓,复兴古典文化.这种复兴的终极目的则是儒学复古基础上的创新.     

明末清初云间派的复古宗唐诗论

明末清初的云间派以前后七子复古思想为宗.探究了其复古诗论的形成背景、主要内涵及对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影响,其诗宗趣开元,认为宋之诗衰敞,明诗振兴之功则体现在理论和创作诸多方面.云间派同人揭开了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序幕.     

论新月诗派的新诗规范化运动

本文认为，新月派针对诗坛的“混乱”，以挑战的姿态提出建立诗美规范的目标，探索诗的本体，致力于抒情的艺术化，其诗的本体探索的焦点集中在“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和诗的形式格律化的主张与实践。随着社会生活的迅猛发展，后来新月派呈现出向现代主义大潮归附的趋势，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诗发展上的历史要求，其意义是不可轻估的。     

论孟郊诗歌的创新

作为韩孟诗派的开山奠基者,孟郊是中唐一位很有个性的诗人,其诗歌颇多创新之处,他上承杜甫,并启迪和影响了韩愈及整个韩孟诗派的诗歌创作,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在诗歌主张上首倡"苦吟",强化了诗歌的抒情功能;在审美上,追求不美之美,扩大了诗歌的审美内容和审美视野;在艺术形式上打破常规,创作非诗之诗,在很大程度上给诗歌以自由。     

对"格调说"及几个相近概念的省察

本文从文学思想发展的角度切入,对"格调说"及几个相近概念作了辨析。"格调说"的实质是以汉魏盛唐诗为典则,建立重抒情审美的诗学理念。此种理念以知性形态介入创作,恰违背了诗歌的抒情审美精神。"重格调"是重文本结撰,它属于"以意为主"的诗学传统,黄庭坚所代表的宋型诗学和"格调说"均属于这一传统,前者的"意"多停留于思想内容层面,后者的"意"则被提升为一种包含了重才情、重神韵等多个侧面的诗学理念。"复古派"是明代"格调说"的主要倡导者,其诗学理念包括"拟议变化"和"格高调逸"两个侧面。"格调派"是对"复古派"和清人沈德潜的概称,沈氏是"格调说"的集大成者,其诗学理念获得了进一步提升,在更为圆活的意义上强调感情与形式的合规范性。     

试论韩孟诗派的复古与尚奇

韩(愈)孟(郊)诗派创作活动的实质,是对初、盛唐以复古为革新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大历——兴元诗的变革与拨正,可说是一场与“古文运动”相辅相成的“古诗运动”。而诗至盛唐,体制大备,艺术上达到最高境界,这又促使韩孟派诗人在复古、变古的同时走上尚奇一途。这个诗派在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为唐诗增添了异彩,也为诗歌艺术开辟了崭新的美学境界。     

清洁的河流--李琦诗歌的价值定位

李琦对新潮女性诗的“躯体写作”实行了必要间离 ,她始终高擎理想的旗帜 ,抒写美好的一切 ,执著于母性情怀的抒放与绮丽柔婉风范的建设 ;李琦的诗是逸出北大荒诗派审美规范的“异类” ,它常站在昨天与明天交结点上抒情 ,达成地域意识与心灵的共振 ,注意捕捉具有超越性永恒性色彩的诗意因素 ,诗质相对纯粹 ,充溢着柔美雅丽的婉约风 ;李琦的轻型诗提供诸多启迪同时 ,更昭示了诗歌生长的潜力和希望。     

中国古典戏曲漫谈——戏曲与诗、戏曲与小说

在古典戏曲家看来,戏曲是“以离合之事,抒悲欢之情”。离合之事,是叙事;悲欢之情,是抒情;叙事得小说之筋骨,抒情取诗歌之精神。因此,古典戏曲与诗歌、小说之关系密不可分。     

论叶燮的诗歌理论及创作实践

本文将叶燮《原诗》的诗歌理论和他的创作实践进行了统一的考察,指出其纠明诗复古之偏弊、破宗宋尊陆范皮表之论,阐述其理事情和才胆识力相结合的诗歌主张、沿革因创的见解,及其诗歌创作注重在继承中力求创新的实践。     

也谈《沧浪诗话》中的“别材”——与洪峻峰同志商兑

自南宋严羽《沧浪诗话》问世,七百多年来,历代学者“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而其褒贬则又多出于对严羽“诗有别材,非关书也”一说的不同理解。洪峻峰同志认为“别材”不是通常所认为的作者的特别才能或资质、智力,而是指作诗的材料。(见《<沧浪诗话> “别材”辨》,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714期)根据有二:一是严羽所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中的“诗”指的是诗歌,而不是“人”。二是,严羽的     

北宋诗坛对唐诗模本的选择与改造

北宋诗坛对唐诗模本的选择与改造,主要体现在三个步骤中:第一,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对唐诗传统选择接受;第二,在"诗文复古"运动中,唐诗范式逐渐转换;第三,伴随杜甫"诗圣"观念的变化,杜诗作为经典范式得以确立并开始被片面张扬。上述这几个步骤与方面,最终促成了宋诗的成型。     

谈汉武帝的文采

汉武帝刘彻是集政治家和军事家于一身的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毛泽东曾作诗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来喟叹汉武帝文采的不足。汉武帝是将汉王朝推向极盛的一代英主,他还是一位出手不凡的文学家。“略输文采”对他来说实在有失公允。有事实为证,汉武帝爱好音乐,爱好诗赋,赋写得颇有水平。其代表作被视为佳品,流传至今。他还招揽四方文士建立乐府,大规模收集民歌,为中国文学史作出了贡献,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美国诗人庞德崇尚他的诗赋,把他看作中国第一流的大诗人。庞德将其悼念李夫人的赋改写为诗《刘彻》。庞德的《刘彻》成为美国诗歌史上的名篇。     

新旧文学的交锋——关于《蕙的风》的错位论争

中国新诗史上关于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论争是一场偏离旨归的新旧文学的交锋。最初新文学阵营内部对《蕙的风》的诗体、内容、感情基调等方面褒贬不一,随后由新文学倡导者鲁迅、周作人等共同针对所谓的“学衡派”嫡系弟子胡梦华展开论辩,论争内容由白话诗歌审美标准延伸到新旧文学观念、文化取向和道德标准。论争过程中出现了因人废言的状况,胡梦华所提到的诗集缺点早在胡适、朱自清等人的序言中已有提及,但由于胡梦华的学术背景,导致论争偏离了文学,演变成新旧文化之争,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新旧文学争斗白热化态势,也展示了新文学运动初期偏狭敏感的文学倾向。     

革命浪漫主义的抒情——论贺敬之的诗歌创作

在贺敬之近七十年的创作道路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大体表现出结合状态,就整体而言,更多地倾向于革命浪漫主义。他立足民族的土壤,置身于世界范围内的“底层潮流”,在主观和客观相统一、思想和感情相融合前提下的主体性张扬;以“大我”主导审美倾向,努力创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的抒情形象;熔过去、现在、未来于一炉,并且倾向于未来的思情取向,等等,都表明他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杰出的革命浪漫主义歌者。     

魏晋北朝同题拟古诗成因及价值浅探

魏晋南北朝同题拟古诗研究范围有两层:一是指以拟某某为题的拟古诗,如傅玄、张载二人的《拟四愁诗》、刘休玄的《拟行行重行行》、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等;另一是指以拟古、效古、拟古诗为题并未表明所拟对象的诗,如陶渊明的《拟古诗》九首、张华的《拟古诗》、孙岩的《效古诗》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第一类拟某某为题的拟古诗进行研究。     

明代文学生态与帝王的诗歌态度

封建体制下的至尊君王对诗歌发达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有明十六帝,勘荒仁暴,群象各异,但对于诗歌却没有太大兴趣,部分君王虽以形式各异的赋诗、赐诗行为维系着自己作为国家文化最高象征的天子形象,但这种诗歌行为大多有着逸出文学指向之外的政治色彩和文化意义.明代君王对于诗歌并无特别的爱好,更无着意的提倡鼓励,而此则成为明诗难及唐、宋的一个重要因素.     

试论李白《秋浦歌》与王维《辋川集》的异同

李白《秋浦歌》与王维《辋川集》是天宝后期创作的表现江南秋浦胜境和北方蓝田辋川佳境的两组山水诗。尽管王、李二人没有交往唱和,也没有受到对方的影响,但两组诗还是存在相同之处：它们都继承了南朝大谢、小谢山水诗的艺术传统,运用五绝组诗描写山水景物。《秋浦歌》《辋川集》的差异主要是：李白重主观抒情,王维重客观描摹;李白受民歌影响,追求“诗中有人”,王维则受佛禅影响,追求“诗中有画”、“诗中有禅”。     

从隐士之梅到家国之梅——论李龏《梅花衲》集句咏梅模式之一

李龏《梅花衲》所集林逋咏梅诗8句,集苏轼咏梅诗10句,从中可以看出从林逋到苏轼咏梅诗的价值走向经典,尤其是体现了林逋咏梅诗意象的经典化;《梅花衲》还多方面刻画了梅的立体形象,凸显了梅花之冰雪精神与高洁品性,以梅花来寄托漂泊不定的身世之感,寄寓无限感伤之情;厘清了从梅之精神到人生志趣、家国之恨的梅花诗的发展脉络。     

论龚自珍诗歌的复与变

文学创作的成熟,表现在作家对复变关系的自觉把握上,作家在文学史的位置也往往决定于此。龚自珍在诗史上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定位,这与对其诗歌的复变关系尚未作出很好的研究有关系。龚氏的整个学术文章,都体现出逆今复古的特点,龚诗是对清代盛平诗风的一种逆反。其个人在诗学方面的主观祈向,是超越明清甚至部分地超越唐宋,向汉魏六朝乃至诗骚的艺术精神回复。在这种艺术观念的主导下,龚氏在诗体、诗格、诗法方面,都作出了创新,或者说以复古为创新。     

论唐代的献诗

在唐代,献诗大略可分为两种,一种具有讽谏性质,另一种则是歌功颂德之作。有官职的人献诗为依例上奏,无官职的人要投匦上奏。人们热衷于献诗,是因为通过献诗可以得官或得到高名。边将献乐往往选取或截取当时著名诗人的诗作作为歌词,其歌词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学性,而献诗则是诗人一时之作,歌颂之作较多,文学性往往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