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召开

2011年12月5-7日,由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哲学研究所、儒学研究中心,财团法人东方人文学术基金会.鹅湖月刊社,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侨教学院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九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来自祖国台湾、香港、大陆两岸三地和美国、韩国、新加坡等海外学者     

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评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论

编者按:2005年9月,"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在武汉召开.知名学者方克立先生因故未能出席,但他在给会议的贺信中提出了研究现代新儒学第四阶段--"大陆新儒学"的新课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反响.本刊特邀方先生在武汉会议贺信的基础上撰成此文(原为给我校文化研究所两位教授的一封信),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高度,对甲申之年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思潮抬头的现象进行评析,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做进一步的讨论.     

纪念牟宗三先生逝世20周年特辑专栏

今年适值当代新儒家的精神领袖、儒学大师与最杰出的中国现代大哲学家牟宗三先生(1909-1995)逝世20周年,同时也是方克立先生发起、推动并和李锦全先生一同引领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30年,欣闻台港两地均将举行国际学术盛会来纪念牟宗三先生,深圳大学是研究"现代新儒学"的重镇之一,本刊一向关注此项研究,此期邀约到台湾著名学者李明辉先生和李瑞全先生关联当代诠释学研究牟学的两篇大作,同时从来稿中选取两篇大陆青年学者分别从形上学的"境界"论与中国现代佛学个案比较的视角研究牟学的力作,特辑为一组纪念牟宗三先生的文章,在"当代儒学研究"栏一并刊出,以飨读者。垂请关注!     

当代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刺猬"与"宗教狐狸"

儒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显学,但这种显学状态似乎更多地是以"争论热度"为标志的,存在的问题仍然复杂多端:诸如"四书学"的形成对当代儒学的开展有无启示,当代儒学繁荣背后是否存有困境以及对此困境有无化解之道,政治儒学、宗教儒学的实质、困限及出路如何,等等。为此,我们约请了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昌航空工业大学几位学者就上述问题,分别从历史实例、现实状况、个案研究等角度展开讨论,以期推动儒学研究的深化、促进弘扬儒家思想理性态度的确立。     

由"四书学"的形成看儒学的开展

儒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显学,但这种显学状态似乎更多地是以"争论热度"为标志的,存在的问题仍然复杂多端:诸如"四书学"的形成对当代儒学的开展有无启示,当代儒学繁荣背后是否存有困境以及对此困境有无化解之道,政治儒学、宗教儒学的实质、困限及出路如何,等等。为此,我们约请了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昌航空工业大学几位学者就上述问题,分别从历史实例、现实状况、个案研究等角度展开讨论,以期推动儒学研究的深化、促进弘扬儒家思想理性态度的确立。     

儒家思想的当代困境及其化解之道

儒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显学,但这种显学状态似乎更多地是以"争论热度"为标志的,存在的问题仍然复杂多端:诸如"四书学"的形成对当代儒学的开展有无启示,当代儒学繁荣背后是否存有困境以及对此困境有无化解之道,政治儒学、宗教儒学的实质、困限及出路如何,等等。为此,我们约请了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昌航空工业大学几位学者就上述问题,分别从历史实例、现实状况、个案研究等角度展开讨论,以期推动儒学研究的深化、促进弘扬儒家思想理性态度的确立。     

政治儒学的思想中心与理论偏至

儒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显学,但这种显学状态似乎更多地是以"争论热度"为标志的,存在的问题仍然复杂多端:诸如"四书学"的形成对当代儒学的开展有无启示,当代儒学繁荣背后是否存有困境以及对此困境有无化解之道,政治儒学、宗教儒学的实质、困限及出路如何,等等。为此,我们约请了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昌航空工业大学几位学者就上述问题,分别从历史实例、现实状况、个案研究等角度展开讨论,以期推动儒学研究的深化、促进弘扬儒家思想理性态度的确立。     

从“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看当代儒学的发展危机

"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暴露出当代大陆儒学的复兴运动存在太多潜在问题,隐藏着当代儒学发展的深刻危机,需要从学理上进行深入辨析,正本清源。本文从"两岸新儒家"与"康党"的内含辨析指出"康党"已经背离儒家与儒学宗旨,存在着篡改、歪曲、利用孔子儒学,而使儒学再次蒙羞的理论风险。由此次会讲亦可看到儒家宗旨的迷失,儒学被无情而肆意的利用,体制内儒家的集体失语等当代儒学发展的新危机。     

宋明理学与当代新儒家的对比及其前瞻

宋明理学在辟佛老、抑荀子、贬功利、取消知识、轻忽气性与才性等方面,心态是相同的,而当代新儒学的学术向度与宋明理学相比在共同中也有差异性,主要是辨佛老而不辟佛老、讲孔孟亦讲荀子、尊德性而不贬气质之性、重内圣亦重外王、新外王的开显等。宋明理学和当代新儒学在生命的实践方面,均尊崇经典、看重人品、化气成性、重开教化。所以,要发挥儒家"推爱"的精神,以完成大我生命的全幅价值。     

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的哲学反思

该文旨在经由宏观的对比,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做一哲学反思,并由此阐述由“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原始儒家、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家皆有其恒定不变的道德实践要求,他们都是儒家。台湾虽为移民之地,但这三四百年来由于先圣先哲的努力,勤耕勤垦,台湾已然是一文化再育的母土,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灵根再植,当代新儒学也因此有进一步的创获。值得一提的是,当代新儒学伴随着其他的文化机制,对台湾现代化进程起着一定的调节性作用。进到新的世纪,文明对话的要求呼声渐起,当代新儒学在国际哲学脉络中有着进一步可能的瞻望。就在这个过程中,已悄然迈向了后新儒学,既隐含着转折、回返,也有着批判、继承与发展。     

当代新儒学的倡导者——杜维明

杜维明先生是继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之后的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80年代推动现代新儒学运动最有力的海外学者之一。从其对儒学观、儒家伦理与东亚企业精神、儒学第三期发展等问题的思辨中,我们不难看到当代新儒学的动向,以及杜在儒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进程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后儒学之途:转向与谱系

新儒学之后,当代儒学思想的商讨进入了一个多元言说的时代,原有的相对统一性为杂多性所替代,然在此之间,依然有一种逐渐强大的声音开始形成,这就是本文描述的"后儒学"思潮。后儒学起因于后现代语境的冲击及后现代思维模式的影响等,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并与时代转换后的重大哲学问题等息息相关,因此而对基于现代性模式的新儒学提出了种种质疑与挑战,代表了儒学当代发展的一种新的趋势。本文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对后儒学国际流通的三大板块及其谱系做了一系统梳理,分辨其异同,勘查其新义,确定其内涵,意在勾勒出这一学术潮流的一个可理解性框架,凸显后儒学在当代儒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当代新儒学的西方因素

西学对当代新儒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西方术语成为新儒家研究的当然用语,西方学术思想体系也为新儒家积极吸取,展开中西思想家的比较研究。西学的挑战是推动新儒学研究进展的主要动力,新儒家明确自身在多元文化对话与交流中的平等地位。     

论当代新儒家的民主政治思想

在儒学通向现代民主的过程中,当代新儒家遇到的难题是未能从"内圣"中开出新"外王"。为了摆脱这一理论困境,当代新儒学必须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因为心性儒学标出的是儒家的道德理想,政治儒学标出的是儒家的政治理想。我们应建立一个适合现代中国国情的经济基础与民主政治体制的良性互动机制,从而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北宋的诸葛亮评价与宋代新儒学复兴

为改变儒学式微困境,倡导社会变革,以"宋初儒学三先生"为代表的宋代儒学家大力弘扬先秦儒学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倡导汉唐儒学的当代转型。发展至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王学、苏学、程系道学三大新儒学派系,传统儒学实现了复兴。北宋新儒学构建进程中,儒学家们基于宣扬学术和变法图强需要,纷纷论说诸葛亮,北宋的诸葛亮评价由前期的盛赞"去就出处行大义"向后期的褒贬才德难两全转变,这与北宋前期儒学呈现的关注现实的"外王"倾向转型至后期强调"内圣外王"、德行双修的演进路径大体一致,从而折射出宋代新儒学复兴的历史进程。     

文明对话与当代新儒学的发展

在全球化时代的新格局中,文明的背景和宗教的意义正在凸显,文化的全球性与地方性、现实性与根源性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消除隔阂需要理解,化解矛盾需要对话,文明之间的会通与对话已成为顺天应人的浩浩大势。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刘述先,在与世界各大文明传统做广泛交流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儒学发展的新课题,拓展了儒学的论域以及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的空间,为新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马一浮与"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危机

"现代新儒学"思潮在当代的发展趋向,揭示了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和思想危机.追本溯源,可以发现造成这种理论困境和思想危机的原因由来已久.而马一浮先生所代表的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当代儒学持续发展动力的做法,对于解决"现代新儒学"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思想危机无疑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结盟康党”与“贼儒合流”——“大陆新儒家”反思

儒学,可谓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舛难之学,时至今日,"大陆新儒家"出,儒学又开始了新的舛难。在反思的意义上,本文所指称的"大陆新儒家",概指"康党"。"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为思想纲领,把对岸的港台新儒家视为"心性儒学",而把"大陆新儒学"标榜为"政治儒学",使其机会主义的功利化政治价值取向愈发彰显。应当认为,以"新康有为主义""结盟康党","贼儒合流"而步康有为后尘,给当代的儒学复兴带来了毁败之舛难。职是之故,反思批判"结盟康党"而"贼儒合流"的"政治儒学"及其儒学宗教化,实乃应然之学术工作。     

略说儒学的现代开展

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为代表的早期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一次自我调整和自我挽救,其哲学的基本框架与宋明理学一脉相承,实质上是一次理学复兴运动.以杜维明、成中英等为代表的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以深厚的中西学术功底和更加开阔的视野,致力于儒学的创造性诠释和儒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林安梧的"后新儒学拟构"在方法上带有明显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在内容上也没有超出先秦儒学.改革开放以后,儒学开始在祖国大陆复苏,九十年代以来已有几位学者提出了自己关于儒学创新的设想和方案,主要有李泽厚的"儒学四期"说、张立文的"和合学"、牟钟鉴的"新仁学"等.未来儒学发展的方向是:回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挑战,以儒学的基本精神为本位,回归先秦原典,整合程朱、陆王、张(载)王(船山)三派,贯通儒、释、道三教,容纳东西方文明,建构一套新的哲学体系和社会学说.依此,将儒家哲学改建为四个世界,即本体界、性体界、心体界和现象界.     

再论曾国藩——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

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首先必须充分分析中国儒学的发展阶段,本文建议分为"四阶段"。"近代新儒家"属于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借鉴中外新儒家的研究成果,我们有必要对新儒家重新定义,并确定曾国藩是新儒家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曾国藩的新儒家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必须分析曾国藩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前期背景。曾国藩的新儒家以回归原始儒学为核心体系,将原始儒学"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扬广大。因此他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包括了十大内容。提出儒学四科,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重新解释"理",以"礼"实践"仁",以"法"惩罚犯罪;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民主张;打破官方儒学的专制思想,坚持民主管理任人唯贤;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