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语式”存废之争

本文论述了语法学界围绕“兼语式”句[(S)V_1NV_2)的争论的实质,分析了N的语法功能,逐一讨论了把V_1归入状语,V_2归入单句的特殊成分、单句的普通成分(宾语、补语等)和另一分句的谓语等不同主张的本质差异和得失比较,认为“兼语式”的定义不够明确,如进一步分析这类句子的句法和语义特点,将发现它可能构成一个跨单、复句的范畴。     

试论古汉语兼语句

兼语句是由一个述宾短语和一个主语短语套在一起构成的,谓语中前一个述语的宾语做后一主谓短语的主语。如用V_1表示前一述宾短语的述语,N表示其宾语,V_2表示后一主谓短语的谓语,其构成方式则为“V_1+N+V_2”,N一身而兼二任焉。如用转换生成语法分析,兼语句的深层结构当为“V_1+N,N+V_2”不管兼语句的类型多么复杂,都必须具备这一特点,不具备这一特点的不为兼语句。古代汉语兼语句要比现代汉语兼语句复杂得多,本文拟探讨一下古汉语兼语句的类型及其特点。据我们初步考察古汉语中的兼语句计有八种主要类型:使令义兼语句,任命义兼语句,称谓义兼语句,协助义兼语句,使动义兼语句,对动义兼语句及存在义兼语句。存在义兼语句前一述语由“无”或“有”充当。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此类兼语句古今基本相同,本文不予讨论。下面着重讨论前七种类型。     

V_1NV_2式连动结构

现代汉语单句的下位句型中,连谓谓语非常复杂。所谓连谓谓语,是指谓词或谓词性词组连用的格式充当谓语。这一问题在朱德熙先生的《语法讲义》和吕冀平先生的《复杂谓语》里得到充分、详尽的描写和说明。程希岚先生的《连谓结构、兼语结构的复杂性》一文(见《松辽学刊》1984年第3、4期)则对它的复杂情况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但是,对 V_1NV_2式连动结构的描写,我们认为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说明。本文拟对 V_1NV_2连动结构淡一点粗浅的看法,就教于各位同仁。V_1NV_2式连动结构是连谓谓语中的一种句式,例如:     

连谓结构、兼语结构的复杂性(二)

二、连谓兼语重合式 N是V_①的受事,是V_②的施事,是兼语式的典型式,这种兼语式有的主语也参与V_②的活动,也就是说,V_②有两个施事,一个是V_①的宾语,即兼语,另一个是全句的主语,这种句式我们概括成如下的公式:     

再论“兼语式”

(一)“兼语式”的提出,突出地说明了汉语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结构: (S_1) V_1 O(S_2) V_2 (我)请他来(S_1主语_1,V_1动词_1,O(S_2)“兼语”,V_2动饲_2)     

由介词结构形成的一种兼语式

<正> 介词结构在句子中除了经常单一地做补语和状语外,我认为还可以在复杂谓语句中的谓语之间充当“补·状”式兼语,形成另一种类型的兼语式。下面,就这一问题谈点个人意见,向同志们请教。 1.在现代汉语复杂谓语句中的谓语之间出现“补·状”式介词结构的格式,一般有下面三种: S_1:V_1+J+V_2 S_2:V_1+J+J’+V_2 S_3:V_1+J+O+V_2 在上面的写法里,J代表介词结构,J’代表连用的介词结构,V_1代表介词结构前边的谓语,V_2代表介词结构后边的谓语,O代表介词结构后边的状语(非介词结构)。     

现代汉语“的d句”的结构关系与认知机制

汉语里有一个表示“关心、嗔怪、威胁”的句式,是由一个兼语形式加“的”构式化形成的。“的”既是结构助词也是语气助词,其作用一是根据表达的要求来调整兼语式“控制”的力度,或从轻体现为关心、允诺,或从重体现为嗔怪、揶揄、威胁;另一个作用是使兼语式状态化,依据其兼语形式的V₂词性不同,分别形成了动态句和状态句。     

先秦两汉新兼语式的发展及其影响

以《左传》《史记》《论衡》为主要语料,考察了两类新兼语式:一类是非典型新兼语式"V1+N1+为+N2"或"V为N";一类是典型新兼语式"V+N+V2"。结论是先秦时期两类新兼语式都处于起始阶段,"V为N"兼语式从汉代开始发展迅速,与连动式"V为N"合流,促发一部分"V为N"被重新分析为使成式;典型新兼语式两汉时期发展缓慢,汉代之后用例才逐渐增多,对早期使成式的形成应该没有直接的影响。     

“兼语”反思及方案再选择

“兼语”自身和它引发的问题不能在“兼语方案”中求得解决。在三个较有影响的方案中，“兼语方案”算不上最佳方案。多数汉语教材，包括《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都采纳这个方案；“兼语句”指称的是汉语上极富特色、用例又相当高的句子。在这种情况下，对三个方案重新选择就显得必要而迫切了。     

论使令关系与兼语句──兼与季临定、邢欣先生商榷

本文否定凭句中第一动词的“使令意义”判断兼语句的做法，并重新定义使令关系和兼语句的范围；指出一定要把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表层语法关系和深层语义关系区分开。     

《醒世恒言》被动句式考察

对《醒世恒言》中的被动句式进行分类统计,从用量及结构等方面探讨“于”字式、“见”字式、“为”字式和“为……所”式这些上古汉语传统模式的衰微、“被”字式在近代汉语中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教”字式、“与”字式、“吃”字式这些近代汉语才产生的被动式的特点,从而阐述被动句式在近代汉语中的发展概貌。     

“N1＋V1得＋N2＋V2”句式的构式分析——兼谈构式语法在汉语研究中的运用

本文从构式义的角度分析了N1＋V1得＋N2＋V2句式的两种类型：结果句和致使句,并认为构式义在给句子分类时起到一种导向作用。构式义和句中动词义相互作用,构式义与动词义一致时,生成合格的句子,当构式义与动词义不一致时,构式义通过压制使动词意义发生变化,从而使动词进入句式。同时分析了能进入N1＋V1得＋N2＋V2句式中的动词类型,解释了此类动词进入句式的原因。本文还探讨了构式语法在汉语短语和词这两级单位中的应用,并认为构式语法在构式义突显时使用更为有效。     

论中国小说《剪灯余话》对朝鲜小说《金鳌新话》的影响

《金鳌新话》在素材、构思等方面承袭《剪灯余话》的痕迹非常明显,某些篇章对《剪灯余话》的模仿程度远远超出了对《剪灯新话》的模仿。金时习不满于《剪灯余话》的过度理性化倾向而表现出向《剪灯新话》的回归,同时又直接与《剪灯余话》对话,表现了截然不同的主题,某些篇章可视为《剪灯余话》的翻案之作。由于作者国别不同,《金鳌新话》存在对《剪灯余话》的误读,但《金鳌新话》的民族内涵则为李昌祺所不可企及。正确解读《金鳌新话》离不开《剪灯余话》。     

诗美：有意味的生命形式——以于坚《看海》为例

于坚早期的叙事性诗侧重通过呈现客观存在来进行睿智的讽刺,而近期的一些非叙事性诗脱去前期颠覆性的粗放凌厉,质朴地进入思想,以更加理性的思考来阐释诗人个体的人生哲理,同时艺术建构性更强,其《海上》组诗之一《看海》,以＂有意味的生命形式＂构建诗美的方式表达了他追求诗歌民间性的诗观。     

在虚与实之间——从于坚诗歌出发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代诗歌"兴起,于坚作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者之一,以其先锋的诗学理念和诗歌创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从分析于坚的诗歌文本入手,发现于坚的诗歌既有虚性又有实性,是处在虚与实之间的写作。但这种写作难度相当大,是冒险性写作,如果把握不好虚实的尺度,很容易陷入丢"虚"和卸"实"的危险境地。于坚为当下汉语新诗的写作探索了一条充满可能性的道路,即在虚与实之间保持微妙且美妙的平衡。     

越王勾践迁都绍兴龙山述议

勾践迁都绍兴,是于越民族由部落走向国家集团的重要活动之一。这次伟大的迁移运动促进了于越民族的中 原化,并加快了向中原融合的步伐。这次迁移活动对绍兴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试论建安文学的西部书写

以“三曹”与“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上承《诗经》、《楚辞》以来中国文学之精华,下启唐风、宋韵以后中国文学之新貌。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家都是东部人,而他们的向西开拓,则建构起了汉唐之间“骨气奇高”、“梗概而多气”的“建安风骨”。建安文学的健将除孔融外,几乎都将文学描写的目光投向了雄奇壮美的蜀道沿线,曹植、王粲、陈琳、阮、徐、应等先后随曹操到过关中与汉中,曹操与王粲、陈琳等深受西部文化的影响,西部文学的书写成就最高。建安文学的描写地域由东部扩展到了西部,使秦汉豪放雄浑的开拓精神与建安文学的建功立业精神相融合,进一步扩大了建安文学的影响。     

无法放逐的启蒙情怀——论林氏刊物的启蒙思想及其意义

林语堂的《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直接受到《语丝》的影响,注重通过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来进行思想启蒙。当然,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其话语策略和启蒙姿态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林氏刊物之遭遇批判与人们对启蒙与救亡的关系的不同理解有关。林氏刊物在处理启蒙与救亡的关系时表现得更为理性。     

还原与超越：于坚诗歌的自然主题

隐喻的缺席和文化的消解注定了于坚诗歌"自然"主题的原生态特征.于坚诗歌中的"自然"始终是作为"他者"存在而非人类文化的附庸物.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意味着于坚对于摧毁自然的现代文明的某种质疑.于坚诗歌昭示着中国诗歌一种全新诗学思维方式的出现.     

庾信诗赋中"隐遁之念"辨析

庾信集中涉及隐居内容的诗赋为数不少,这些诗赋创作于庾信入北后的前、中两个时期。前期创作集中于入北的最初六年,流露出向往隐居的强烈意愿,其实质是借隐居来消解心理重压。中期创作于周武帝建德初,庾信受当时北周内部政治斗争的影响而赋闲在家,诗赋表达的是不甘于隐居、渴望被重视的"求官"意图。庾信入北以后,其仕宦经历、思想历程都曾发生各种变化,对庾信诗赋中的"隐遁之念"应辨正地看待,把握其变化与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