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对启蒙话语的勘测

鲁迅在小说中展示了社会变迁中各种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除了揭示传统社会话语结构中统治者话语对民间日常话语的控制与剥夺，启蒙话语与原统治者话语的斗争以及启蒙话语与民间日常话语间的裂痕．还显示了对启蒙话语本身的警惕。鲁迅对启蒙话语的反思与勘测，也揭示了被遮蔽多时的中国文学自近世以来所面临的困境。     

40年代新文学大众化讨论中反启蒙叙事的双重话语

40年代新文学大众化的讨论,是产生于抗战语境内的一种欲望话语,它隐喻新文学进步的启蒙意识形态,导致对民间及其它文学形式的压抑。当时,它受到一些民间与大众话语的批评和反对。     

话语领导权之争：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

解放初期的政治文化运动在一系列批判运动中逐步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系统。伴随着主流政治文化形成的是来自政治文学外部与内部对话语领导权与解释权的争夺。文学政治文化化一定会带来文学运动的政治斗争化。     

主流话语的生活化表达——《三里湾》话语类型与文本构成分析

本文认为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中的生活化叙事与民间话语形态的采用并非是基于他的民间立场,而是将实现主流话语的斗争性方式转化为生活化的叙事,同时利用启蒙话语和民间话语中与主流话语具有同构性的因素来结构文本,通过主流话语对其它话语的渗透,从而实现“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这一意识形态审美化的创作目的。     

白话话语霸权与文言话语霸权——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反思

文言话语霸权与白话话语霸权在中国文学史上交替出现,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代,文言话语霸权统治着文学领域,并且对白话文学的发展进行压制,极大地阻滞了文学的发展。而在文学的现代转型后,白话话语霸权反过来取代了文言话语霸权的统治地位,令现当代文学史变成了残缺的文学史,现当代的文言文学及古体诗词被打入冷宫,长期不被现当代文学史接纳,陷入了生存困境。文学史上的这种话语霸权,对中国文学甚至文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话语霸权的危害性,打破一家独尊的话语霸权,提倡严谨求实的学风,反对偏激的话语霸权,促成多元共生的学术话语新格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民间话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话语、民间伦理话语、原始人性话语和原始自然意识组成了民间话语的基本结构,对此,我们应该在现代性话语重建的基本关怀下进行相当切实的审理。     

多元鼎立的话语时代--"后新时期文学"思潮的话语类型解读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全面现代化的文化转型期,文学以多元的话语形态构成"后新时期文学"的新格局,主要的话语类型包括新历史主义话语、新写实主义话语、新理想主义话语和新女性主义话语.文学的阅读也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进入了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重组的形式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是两种不同的话语类型:前者的考察单位是整个社会,后者则聚焦于跟世俗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生"。历史话语描述了一个个宏大的巨型景观,文学话语更为关注普通的小人物和底层,对于日常领域的反抗能量具有超常的敏感。历史话语作为强盛的文化传统一度是文学话语仰视的对象,而文学话语的成功建构与"人生"范畴的浮现记录了两者之间漫长的观念角逐。     

《四库全书总目》文学批评的话语分析

《总目》采用的话语形式呈现出历史继承与现实应用共融的态势。它遵循的批评话语形式有三种:儒家传统批评话语形式;审美批评话语形式和学术批评话语形式。每一种批评话语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意义,儒家传统批评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审美批评话语具有文学审美本体价值;学术批评话语则显示出学术的力量和学者的勇气。三种话语形式共融于《总目》的批评活动中而成为话语组合。     

新时期生态写作中的自然科学话语——兼论生态写作的本土化、现代化途径

大量自然科学话语的存在,构成新时期生态写作的文本特质:符号层的自然科学知识、术语直接镶嵌;结构层的自然科学思维特征等。自然科学话语的存在建构了生态伦理的现代维度,以此实现中国文学中生态伦理由古典伦理(天人合一的诗性伦理)向现代伦理(突出历史发展中主体精神的理性伦理)的转向;在实践论层面,自然科学话语对民间伦理的佐证,推动了生态伦理精神的本土化进程。新时期生态写作以"敬畏自然"的科学态度和对理性的张扬与强调,实现对五四以来"科学"精神的对接与修正。     

十七年文学中的民间叙事

十七年文学具有民间化倾向,运用知识分子承担的民间叙事培养民众的话语主体性。民间叙事还具有改造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双重功用。赵树理为民间叙事贡献了形式,而按意识形态的要求进行叙事的任务到柳青才完成,使民间叙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秧歌运动:民间文学进入主流的一次尝试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解放区掀起了一场新秧歌运动。新秧歌呈现了一个全新的"民间",它的主体为工农兵,内容与主流话语一致。当时的权威话语期望新秧歌既能成为新文艺,同时又不脱离民间,但它的创作者追随意识形态话语,忽视了艺术性和文化内涵,使得它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既没有对书面文学产生触动,也没有在民间文学领域留下痕迹。新秧歌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在当今仍具有警示作用。     

生态视野下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困惑——迟子建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探析

迟子建以她惯有的温情叙述滋养着黑土地文化的写作。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将生态话语纳入文学书写的维度,为我们展露了现代文明入侵下的鄂温克族民俗文化、生存方式以及生态资源等境况,彰显了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遭遇的尴尬、悲哀和无奈。     

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思考——以左翼文化运动为鉴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党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贯穿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20世纪初的左翼文化运动在党的有力领导下,坚持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以理论联系实际,探索出多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法,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队伍,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写下光辉一笔。目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彰显。以左翼文化运动为鉴,总结和汲取其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领导原则、工作方法、主体建设方面的经验,对推进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整体批判

20世纪9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断代,其意义和价值,尚未得到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性的农耕书写特征、整体性的启蒙叙事、革命叙事困境,具有主动性反拨的意味。重新认识20世纪90年代文学,我们可以梳理出三种叙事走向:探寻古典文化、皈依身体性属和走向民间话语。20世纪90年代,作为20世纪的"末世",其文学短处和它的成就一样鲜明,对20世纪80年代的厌弃(包含对20世纪80年代对五四文学的高扬策略的厌弃),使它带上了无起点又无终点的"世纪末"色彩。     

全球化语境中怒江傈僳族民歌传承的变化

在传播手段和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怒江傈僳族民歌传播在与传统的“口耳相闻”特色的比较下,出现了一些体现着时代特征和变化的新趋势,并对民歌传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民歌传承在这样一个必然的存在环境中,面临着冲击与发展并存的境遇。     

十七年文学民间叙事的现代性

十七年文学中的民间叙事具有现代化倾向,文学创作从故事到叙事表明,现代民间话语权利在生成;十七年文学的叙事主体主要是民间叙事;民间叙事的表现形态是革命传奇叙事和农村叙事.     

齐文化视野的文学创作及其审美风格：张炜与莫言

齐文化是一支具有独特的文化模式与价值理念的地域文化,它对成长并生活于齐地作家的文化人格与文学创作风格一直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张炜、莫言等为代表的生长于齐文化圈的作家的创作,表现出齐文化影响下的独特的文学审美特色：一是作品中营造的神秘浪漫的民间世界;二是作品中刻画的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三是作品中表现出的恢宏恣肆的开放气度。齐文化在文化研究中一直处于被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鲁文化遮蔽的状态,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对齐文化与其影响下的文学创作的研究在当代即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村落文化与民间歌谣的传承——以《更乐民间轶事》为个案

村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是孕育民间文学的丰厚土壤,民间文学又是村落文化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是传承村落文化重要载体。而这两者在当代文化语境下都受到了冲击,呈现出走向没落的趋势。村落文化的全面研究和村落生活空间的深入发掘成为必要,民间文学的现实存在状态也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更乐民间轶事》是一个极具特色的个案,它体现出村落文化与民间歌谣创作的密切关系,又呈现了当代民间歌谣创作在文化传承中的独特作用。本文以此为个案,为当下的村落文化传承与民间歌谣创作提供合理的评价立场。     

权力·性·话语——论沈从文作品中的审美乌托邦建构

沈从文常自称“乡下人”，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他一方面通过自己的民间话语描述“他者”“乡下人”的生存状况，另一方面，又着力立足于历史文化的角度，把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文化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和比较，通过传达一种对比性的深刻体验和高度抽象性的文本实验中主体性的失落而试图在揭示出人生悲剧的结构之下，映象出民间话语与知识权力的媾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