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古诗翻译的诗学观照

从诗学角度对中国古诗的英译进行分析和欣赏,并结合国内外翻译实例论述了翻译过程中运用诗学观照的优势所在。     

诗学因素对严复翻译的影响

现代翻译操控理论认为翻译是译者在一定权利人或机构设立的意识形态体系内完成本人诗学追求的过程。诗学是关于诗作和诗歌及其技巧研究的理论。严复有关翻译的标准如“达”、“雅”正体现了诗学因素对严复的影响。     

翻译的诗学批评

自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问世以来,中西文艺界乃至思想界对于诗学的探索绵恒久远。然而诗学的现代趣旨不是看诗歌如何表现美,更是看诗歌语言何以成为关。雅克布逊以降的形式主义诗学继承发展了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遗产,区分了日常语言与诗歌语言,还原了语言诗学功能,指出使得日常语言成为诗的是语言的陌生化表达方式,在很多场合下恰好是翻译实现了这一目标。翻译诗学同样关注语言的美学问题,形式主义诗学则为其重要理论来源。     

翻译诗学对小说翻译的操纵——以《David Copperfield》两译本为例

"翻译诗学"这一抽象观念是译本比较的一个重要角度。而Lefevere翻译改写理论中的翻译诗学角度能够分析不同译本产生原因及其译者的翻译风格异同。分析并比较《大卫.科波菲尔》两个中文译本有助于阐明社会主流诗学对译本的影响和译者个人诗学操纵下产生的译本之间文本的差异。从描述性的分析结果来看,在不同主流诗学影响下,不同译者采取各自的翻译策略与方法译文使译文语言风格,注释表达,情节与人物刻画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从而使更加理解在不同时代存在不同译文的原因。     

论中国传统翻译诗学的文化通约性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具有诗学的、隐喻的特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而西方翻译理论的特质是逻辑的、演绎式的,以推陈出新为常态。中国传统翻译诗学具有中国文化特有的兼容性及本土化能力,故而能在全球化语境中纳新不吐故,既汲取西学精华又不失去自我。中国翻译诗学这一兼收并蓄持续发展的机制,足以说明其形态存在的合理性。     

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前沿：2021年学术进展

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稳步发展,在学科理论建设、比较诗学、中西比较文学、东方比较文学、翻译文学方面均取得前沿性成果。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通过重新审视现有学科理论以清理理论的学理根据、补足缺失意义、创新理论话语,尤其在比较文学阐释学、译文学、“玉学”、“新世界文学”方面提出创见,并结合当前国内学界“新文科”建设这一热点问题,拓展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范式;在比较诗学研究方面,继续进行理论范畴和关键词、多民族诗学研究、理论关系、文论著作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充分重视诗学这一无国界的世界性文论话语特征,打通中西,甚至构建“世界诗学”,助力于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在中西比较文学方面,以中西文学关系研究、中西小说及其理论比较研究为主;在东方比较文学研究方面,重点关注中日、中韩、中阿、中印文学关系研究;在翻译文学研究方面,近年在“重写翻译史”这一命题上取得重要成果,并回顾了“译介学”这一理论形成的历程,批判学界对“创造性叛逆”的误读,挑战固有研究范式以求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再提创见,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打开思路。本文以2021年度相关成果为例,探讨比较文学的学术前沿与研究成果。     

忠实的抵抗——吕叔湘翻译诗学研究

吕叔湘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但目前学界对其翻译贡献鲜有系统研究。以巴恩斯通诗学为理论框架,从译者文本视角在译文忠实、读者接受、译者自主、译者发声四个维度剖析吕叔湘文学翻译实践。研究发现,面对源语的拷问与挑战,吕叔湘守持忠实,心怀读者,凸显自主,在忠实与抵抗的咬合处酝酿译者创造,谱演诗学变奏,形塑了忠实的抵抗之翻译诗学。阐发吕叔湘的翻译诗学可为中国翻译研究提供启示与借鉴,助力中国特色译学体系建设。     

论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诗学产生于翻译的文化转向中,它以文化的视野、历史的角度、多学科的空间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充满诗性品质的跨文化活动的内部机理和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机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翻译的文化诗学的主要内容,为翻译理论研究和中西翻译理论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种进路.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对文化转向背景下翻译诗学的思考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下,翻译诗学的研究内容也发生了转变,即加入了新的文化层面这一外部因素的思考。对于这一演变,我们应持辩证的态度,既要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又要看到其自身的不足,同时还要警惕文化研究对翻译本体研究的剥夺。     

尹湛纳希诗论探微

尹湛纳希或通过自己的创作,或通过其作品中的人物之口,多处表达对于诗歌的理解、感悟和创作主张、审美趋向,可以统而称之为"尹湛纳希诗论"。本文从诗歌的情感、意境、"滋味"、灵感、内涵等五个方面,对尹湛纳希诗论进行解读,分析和阐述其民族特性与对中国古代诗论的贡献。     

雅与俗:船山诗学的美学观念

船山诗学标志着中国古典诗学进入总结期。本文试图以船山诗学中的雅俗观为切入点来探讨其美学观念。全文主要整合船山雅俗观的理论根据,概括其理论内涵,并最终认为,雅与俗是中国古典诗学审美的思维方式,船山的雅俗观也是船山本人对儒家思想和儒家美学进行“补天”的重要思想。     

重构翻译研究的认知图景 开创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在概述认知语言学在翻译研究的作用和影响的基础上，提出翻译研究正在发生“认知转向”。通过探讨翻译中“认知转向”的基本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作者从“格式塔”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认知的隐喻与翻译等几个方面探讨了认知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的作用。这给提倡重视“过程”，而不是“产品”的当代翻译研究提供了资源和拓展自身空间的契机。通过重构翻译的认知图景，作者认为，国内翻译研究正在发生“认知转向”。     

浙江江山刘氏与清末民初词学

浙江江山刘氏是清末民初两浙词坛一个重要的词学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刘履芬、刘观藻与“吴中词派”后期成员有直接交往,他们的词学观念有兼融浙、常两派思想的倾向。清末民初,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兴起和繁盛,现代分科教育的大力推行,词曲之学也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学讲堂,成为中国文学学科的主流课程,词学研究格局开始出现新变的迹象。刘毓盘在承继父辈思想的基础上对传统词学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造,由过去偏重于家庭、师长、朋辈的创作指导转向以知识传授为主,这是中国词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表征。     

诗术与编故事——亚里士多德《论诗术》题解绎读

亚里士多德的<论诗术>晦涩难读,全文开头一段就是道难题.解读这一段不仅得将其放到全文脉络中,还得参照亚里士多德其余作品,甚至柏拉图的作品,如此获得较完整的视野,从而能从这一段初步理解<论诗术>的修辞、论证及意图:<论诗术>可能是亚里士多德编织的一个故事,即作诗;并以此教热爱智慧的人如何作诗.     

论中国现代主知主义诗学

以西方现代主义知性诗学为参照系,论析中国现代主知主义诗学的两种主要类型:一是以玄学思辨为特征的艾略特诗学,二是注重日常性的里尔克诗学。最后探讨诗学界对主知主义诗学的担忧。     

翻译学构建之我见

该文回顾了翻译在中国所起的重要作用 ,论述了构建翻译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讨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的构想。在讨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翻译学的构想部分 ,笔者着重讨论了三个问题 :1)构建翻译学要结合中国的翻译实践。 2 )中国翻译学研究范围应划分三大块 :科技翻译、学术翻译和文学翻译。 3)应当有组织有计划地构建中国的翻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