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志研究方法及其在商务实践中的运用

经典的民族志与人类学的传统密不可分,目前,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商管理世界。人类学民族志与工商管理民族志的主要区别在于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人类学家的民族志研究传统上以奇异的文化为对象,而工商管理民族志研究的重点则在于工商组织及其经营领域。这一人类学方法也区别于其他定性和定性的研究。民族志方法应用于对企业文化、消费行为、区域、民族群体及其对工商业务的影响等方面,具有其他研究方法难以替代的价值和作用,为解释人们的反应以及影响他们行为的原因提供一个更好的路径,从而从中揭示了那些不容易看明白的非正式的社会结构以及紧张的行为模式。     

田野民族志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纪念费孝通、林耀华先生100周年诞辰

从费孝通、林耀华两位中国人类学大师的相关论述和研究实践出发,对中国人类学界田野民族志文本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人类学专业学术训练、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撰写中田野工作的深入、民族志材料与理论的关联性、民族志文本的场景和能动性、"可持续性"的田野民族志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强调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志研究中的理论反思与创新对于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探索

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是音乐人类学家对“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研究者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音乐人类学大致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20多年来,许多音乐人类学家纷纷把民族志研究方法应用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逐渐成熟起来。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包括确定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对象、作为搜集资料方法的“参与观察”、作为研究成果的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报告的撰写等。     

民族志与作为过程的人类学:读英戈尔德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讲座上的演讲稿

蒂姆.英戈尔德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讲座"上发展演说,认为人类学不是民族志,或者更精确地说,人类学不等于民族志;人类学不是"研究谁"的学问,而是"和谁研究"的学问。说人类学不是民族志或民族志不等于人类学是个偏激的说法,比较贴切的表述是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一部分,二者不存在对立,也不能截然分开。民族志和人类学共同构成一个开放的研究过程:一是纵向上运动中的时空连续;一是物质为一端、精神为另一端的"心物"连续。     

文化描述与文化批评：实验民族志实践方式探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民族志书写危机,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化描述与文化批评在人类学学科中的重要性。在实验民族志中,表述危机下的种种表征方式、文化批评中彰显的民族志价值,恰恰说明了实验民族志在不断践履民族志实践,而这种实践给民族志发展,乃至人类学学科及人类学一般知识发展的趋势所带来的影响十分深远。     

格尔茨从“记”到“写”的民族志实践

20世纪中后期,有关人类学民族志书写问题的讨论逐渐成为学科内热点话题之一,这实际上是在整个西方学术界认识论转向的影响下发生的。"记"和"写"代表民族志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概念,它们分别对应着两种认识论之下的民族志写作模式。通过对格尔茨的两本民族志作品及其人类学理论的解读,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学学科内的这种从"记"到"写"的民族志写作模式的转变。     

民族志影片的人类学实践

民族志影片应用到人类学实践之初只是将它作为人类学研究的记录工具;随影视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才将其用作表达方式。现阶段民族志影片的创作在人类学理论的指导下冲破了资料记录的束缚,表达人类学信息时不拘泥于影视体裁的限制,把表现人类学信息的故事片也纳入了民族志影片的创作范畴,以使人类学信息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影像民族志: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与实践

影视方法正在更加广泛而深入地运用于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影像民族志不仅仅是纪录、描述文化的载体,也是人类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从方法论角度讨论了影像民族志在表达异质性文化方面的独特价值,且进一步阐释了影视或者影像民族志方法在传达默会知识、促进跨文化理解,以及在人类学展开非语言社会行为研究、促进知识的分享和进行社会干预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与实践。同时,本文也指出影像民族志也只有回应人类学理论发展、参与人类学知识生产,才能制作出真正的"影像民族志"。     

历史民族志及其汉语书写实践

民族志既是人类学知识的载体也是人类学的方法论，历史人类学学科的确立也需要首先确定历史民族志的写作原则。历史民族志的交叉性要求它要同时借鉴两个母学科的优长，但其书写需要采取不同于纯粹的历史学的和人类学的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在表达技巧方面，古老史学的生动描述传统则可以提供借鉴。     

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性质与作为——阿库乌雾人类学散文集《神巫的祝咒》述论

在对阿库乌雾具有民族志意义的人类学散文文本的诗学、民族学和文化学意义上的特性、风格、技巧和文化艺术价值进行述评和理论研讨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性质与作为.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文学人类学写作可以视为当代民族志,同时是考量民族文化保存和变异的活态文本,是认识该民族文化的价值,发现该民族当代审美追求变化轨迹的珍贵资料.     

抗战时期西南民族学“一枝独秀”现象探析

抗战时期是中国民族学早期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此间西南民族学更是呈现＂一枝独秀＂的局面。这一现象的出现,是抗战时期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中国民族学非常态发展的结果,给予后来中国民族学本土化发展诸多有益启示。     

从文学到人类学——关于民族志和写文化的答问

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可以简括为田野考察和民族志写作。长久以来对于前者关注较多,而对后者讨论较少。本文聚焦于民族志的书写层面,结合文学与人类学的内在关联,通过问答的形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对特定族群写“志”这一点上,人类学可被视为一种文学;反之,文学也是人类学。     

米德·弗里曼·萨摩亚——兼论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

“米德-弗里曼之争”是人类学史上最为激烈的论战之一,对人类学学科甚至所有“软科学”的反思性思维的培育和启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文章回顾了学科史上的“米德-弗里曼之争”,概括了论战涉及的几个焦点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内在特性、人类学知识的客观性、人类学学科的科学性以及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假设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反思,力图超越“论战”表象而发掘更深层次的理论意义。     

民俗志范式的反思

民俗志是民俗学研究基础性工作成果的呈现。传统的民俗志写作范式往往使民俗志成为一种记录的资料集合，它缺乏对民俗的进一步阐释和解析，并对民俗主体关注不够。随着人类学等学科对其民族志范式的反思，以及民俗学学科自身的发展，学者们对民俗志范式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探索。传统民俗志撰写中分类的方法并没有过时，关键是如何进行符合逻辑的分类。主体生活串联式民俗志也许是一个积极的尝试。     

“历史的民族志”视野中的仪式展演——评《帝国隐喻-中国民间宗教》

“历史的民族志”不是简单的,碎片化的历史史实的堆积,而是解释行为主体怎样从历史史实中,人为主观地选择、表达和建构的。而仪式是“历史的民族志”最活跃的元素之一。仪式既能突出这一文化事象内涵中的历史痕迹,向人们展现其承载的历史底蕴,又能解释“历史活在当下”在其中的具体体现,强调在社会变迁中人们在仪式演进中的能动性。     

独龙族学校教育的微观民族志研究

采用人类学田野调查常用的参与观察、深入访谈和问卷分析的方法，利用微观教育民族志的深描手段，对生活在云南西北部山区独龙江流域的独龙族学校教育进行整体研究。从独龙族“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文化与制度、课程实施与教学活动、教师结构组成以及独龙族在校中学生的日常活动、学习成绩等方面，可以看出独龙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学校教育之间呈现出逐渐疏离的态势。     

制订《新编地方志索引标准》的可行性分析及技术性建议

第二轮修志工程已经启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关于地方志书质量的规定》,明确把索引纳入地方志体例,要求新编方志必须编制索引。而目前我国还缺乏地方志索引标准,这势必给方志索引编制工作造成无规范可依的窘境。因此,制订《新编地方志索引标准》提上议事日程。文章从制订标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出发,对制订标准进行可行性分析。文章最后还就标准内容提出一些技术性建议。     

批判与反思：民族志求真的历程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学内部出现了学术反思潮流,传统民族志进入了一个实验性的时代。相应地,民族志求真历程也随着时代转换而彰显出来。在民族志的求真历程中,需要以批判与反思作为其走向科学道路的武器和方法,并有一个科学的民族志理论范式来解决民族志品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