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审查与适用 ——以证据的相关性为视角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品格证据的适用,在实践中存在法定证据资格缺失、审查流程虚置等困境。对此,应以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理论界定为基础,修正品格证据一律不予采用的传统司法观念。具体而言,可以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对特定犯罪行为发挥的证明作用为中心,以其间接证明价值为半径,明确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初步可采性;并参照域外品格证据审查规则,构建从“单个证据审查”到“多个证据印证”的审查流程。同时,在单个证据审查上应注重品格证据是否与待证事实具有最低的关联性,在多个证据印证审查上应确保品格证据能够与其他证据形成合理印证。     

被告人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的构建——以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为视角

两高三部于2010年9月13日联合签发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在中国确立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并对相关机关的职责、量刑程序、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该意见存在不能有效保障被告人不认罪案件中被告人的量刑参与权和辩护权的缺陷,从而可能对司法公正与人权保障造成负面影响。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在坚持相对独立的量刑模式的前提下,确立"先定罪、后量刑"的两步式庭审程序,并进行被告人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的构建。     

刑事诉讼"幽灵抗辩"对策研究——以被告人证明责任分配为视角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一般由控诉方承担,而被告人不负证明责任。这符合无罪推定以及保护被告人权利的证据规则。然而,这一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给控诉方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幽灵抗辩的出现使得这种证明责任成为控诉方不能承受之重,证明责任分配的公平游戏规则此时已经变得不再公平。刑事证明规则应当借鉴英美证据法上出现的“积极抗辩”理论,修正原先过于僵化的证明责任规则,并最终解决这个困境。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探析——以程序正义理念为视角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程序正义理念下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的问题。在程序正义理念的要求之下,刑事辩护制度的存在意味着被告人享有公平辩护的机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是保障刑事被告人权利的核心,也正是基于这点,对该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     

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实证研究——以中国法院网直播的50个案件为素材

尽管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在立法层面受到重视,但是在实践中被告人并不积极的行使这一权利,最后陈述的内容亦鲜见实质意义.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这种实践样态,与宏观层面的刑事诉讼目的和构造,中观层面的定罪量刑程序模式以及微观层面的被告人最后陈述权保障规则都存在紧密关联.未来被告人如何实践最后陈述权,即取决于此三个制度层面的相应改变.     

美国法视域下被告人自白的采信规则——以联邦法院的判例演进为考察对象

随着普通法的发展,美国逐步形成了阻止基于错误自白而被错误定罪的两个主要条款,即自愿性规则和确证性规则。在审判阶段,二者分别将既不具有自愿性又不具有确证性的自白,排除在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之外。然而,二者在阻止基于错误自白而被错误定罪方面都存在着局限性,通过定罪后DNA测试所暴露出来的一系列冤案就是典型的例证。自愿性规则不是在最初排除不具有可信性自白的目标上起到了作用,而是在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之间起到了宪法性作用,该规则本身以及由该规则发展出的米兰达条款,在实践中,很少或者无法将错误的或不可信的自白从证据中排除。确证性规则虽然保存着它的真正根基,但是不能有效地实现"将不具有可信性的自白排除于证据之外"的目标。     

完善未成年被告人人格调查制度的司法对策——以广州市的审判实践为样本

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引入人格调查制度,有利于深入剖析未成年被告人的犯罪原因,对其采取有针对性的刑罚及矫正措施,从而最大限度增强教育矫正效果,预防重犯。目前我国存在着司法实践中面临的社会调查主体不统一、适用范围受限、社会调查程序缺失、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性质不明确、社会调查方法落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结合作者的司法实践经验,提出了完善该项人格调查制度的若干建议和措施。     

论退学处理行为的司法审查——以学业原因为视角

退学处理既非终止契约之行为也非内部行政行为,而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随着人权保护以及以法治国理念的兴起,特别是公民司法受益权的保障,应当将退学处理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轨道.为了达致学术自治权与国家司法监督权之间的平衡,在基于学业原因的退学处理行为司法审查中,教育申诉是启动司法审查的前置程序,同时,法院应当尊重大学内部退学规则的效力,仅在考试评分中作有限之审查,亦即仅在学生考试的作答是否正确的专业性方面,才有完全的审查权.     

GATS下互联网跨境服务审查相关问题研究——以承诺认定和规则冲突为视角

从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承诺认定和规则冲突出发,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下分析互联网审查相关问题,提出互联网跨境服务审查需要遵循GATS规则中透明、例外等一般义务和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具体承诺;对审查分类需要综合考虑GATS规则中的约束条件;审查涉及的大多数新兴互联网服务,兼具WTO服务分类清单（W／120）及联合国临时产品总目录（CPC prov）中的在线信息、信息处理和内容三大类别的属性,其归类存在综合援引、定性为服务和跨境提供、基于技术中立、扩展修正等倾向;GATS透明义务要求审查适度公开,保证各方的知情权并提供救济渠道;过滤不当导致数额不定的数量配额及限制效果,审查与反审查可形成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互联网主权应在GATS约束下得到尊重,审查管辖及相关措施可能与GATS冲突;自我审查存在一系列风险。     

电子证据概念与审查认定规则的构建研究

电子证据在中国被确立为一种独立证据类型,具有在范畴以及审查认定标准与规则等方面加以特殊研究的必要性。电子证据就其范畴而言,应定义为\     

高等学校财务治理模式研究——以权力配置为研究视角

高等学校财务治理是一种有效的制衡机制。本文以权力配置为研究视角,对高等学校财务治理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剖析了美国高等学校财务治理模式的成功经验。在充分考虑内外部各种因素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行集权与分权均衡结合的＂适度分权＂模式。     

刑讯逼供罪若干问题研究——以赵作海“故意杀人”冤案为视角

赵作海冤假错案再次掀起了人们对刑讯逼供的关注和反思,但是检讨的重点仍然过多关注于辩护权的不够完善,沉默权的缺失,人权保障观念的冷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程序性问题,较少探究刑讯逼供罪这一实体规范在评价和指引人们行为导向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事实上,对相关条款的含义作出合理的法律解释,限定适当的适用范围,积极发挥刑罚的有效性,实现刑事责任的及时性可能更有利于实现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遏制。     

著作权犯罪的防控模式研究——以著作权犯罪的实证分析为视角

我国对著作权犯罪采取的是单维度防控模式.即只惩治侵权复制品的制售行为,不惩治购买.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模式,导致了人们时打击著作权犯罪态度与购买侵权复制品态度之间的冲突,以及对制售侵权复制品行为的打击困难.建立一种对侵权复制品的制、售、买行为的刑事、行政和民事的立法防控模式,是我国打击著作权犯罪的必然选择.一个立体的著作权犯罪防控模式,一方面应该同时惩治侵权复制品的制、售、买、用等各个环节的不法行为,使得侵权复制品市场的各个环节都处于刑法的规制之下;另一方面应当配合刑法对侵权复制品的制、售、买、用等各个环节的行为规定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只有这样,不同的法律之间才能够相互配合,共同发挥防控著作权犯罪的作用.     

资源整合视角下的社工人才培养模式探讨——以中山大学05MSW培养模式为例

在社会工作教育发展二十多年后,社会工作岗位开始得到体制认同,并大力推动时期,如何定位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目标,如何挖掘、动员、整合各种资源,成为社工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中山大学05社会工作硕士(MSW)培养模式为例,分析其培养目标定位,以及所面临的资源短缺的处境,并讨论其资源挖掘、动员及整合的方式,以期吸收经验,推动社会工作教育发展.     

"微"视角下的新时期高校党校培养模式研究——以长春工程学院为例

当前,高校党校培训的教育形式大都停留在以会代训、集中授课的传统教学模式上,形式相对乏味,内容大众化缺乏针对性,不贴近当今大学生对于新知识的学习习惯.本文要以"微"字作为突破口,以"微"视角从形式上、内容上、方法上对党校新媒体教育与传统教育工作进行改革创新,用小改变推动大发展,以小见大,找到符合新时期高校党校发展的教育教学方式.     

民法典法人分类模式新解——以自治性为视角

法人分类作为民法典编纂中的非主流问题一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由于诸多原因造成法人分类处于"被遗忘"的境地。然目前法定模式与理论模式都存在一定的缺憾,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为法人分类提供了启发,法人作为分配资源的枢纽,承担着降低交易成本、福利分配成本以及权力运行成本的职能。不同法人所降低成本的类型决定了其自治性的强弱,从而建构起与其相配套的以自治性为核心的"完全自治性法人—过渡性自治性法人—非自治性法人"三元层级结构,其为动态流动过程而非静态结构,也为法人分类模式找到新的出路。     

村庄规划视角下农村宅基地整治模式测算研究——以天津市蓟县为例

本文选取天津市蓟县三个典型村庄进行实证分析,确定适合各村庄的农村宅基地整治模式。研究发与:建立基于村庄规划的农村宅基地整治模式的测算方法,其测算结果能够较好的反映地区实际,为天津市各地区开展宅基地整治模式提供参考,为国土资源部制定、创新村庄宅基地整治提供参考依据。     

论后现代公共行政下的环境多元治理模式——以复杂性理论为视角

风险社会、复杂性理论同环境危机之间存在关联性,而公共行政的后现代转向则与环境多元治理相契合,并促发环境多元治理模式的生成。行政契约是环境多元治理模式的法理基石。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有赖于多元参与、协同合作以及整体开放这些价值目标的实现。为此,要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来确保治理的多元性;用行政契约来规范权利和义务,以保障治理的协同性;构建交互式、回应型的信息交流平台,以实现治理方式的整体开放性。     

制度变迁视角下绩效管理的模式演进研究——以杭州市绩效管理为例

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创新政府绩效管理模式是今天的时代主题.杭州市政府绩效管理模式起步早,是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先行者.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经济—民主—共治的分析框架,从纵向上对杭州市绩效管理进行阶段性推演和整体模式提炼,发现杭州市政府绩效管理在经历政府本位、行政吸纳社会模式的演进后,最终形成准社会本位的整体模式.该模式是在前面模式基础上的扬弃,是阶段性与持续性并行的结果,有着历史和现在积累的优越性,是建设服务型和效能型政府的动力机.当然,该模式也存在一些缺陷,在改进该模式的进程中要注意制度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