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弱势群体犯罪的刑法适用与民意

我国现处于社会转型期,面临诸多社会问题。弱势群体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社会问题的征表,易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民众普遍对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表示同情,对弱势群体犯罪的关注已经不限于案件事实及其法律适用,而是基于对现实社会制度的不满。民意对刑事审判施压,客观上影响了刑事审判。对于弱势群体犯罪的审判,牺牲法治、顺应民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来看有利于化解舆情、缓和矛盾,但从长远来看,对法治社会的构建却是有害的。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冲突和磨合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必然面临的问题,孤立地谈司法应摆脱民意的干预没有现实意义,而是应营造合理的环境来实现刑事司法与民意的良性互动。     

刑事司法的民意道德性分析

民意有时是大众社会道德观的体现,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与其相关的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刑法本身包括道德的内容,刑法的善恶需要由道德标准加以判断.但刑法与道德之间的冲突是必定存在的,民意实际上成为刑法与道德冲突协调的载体和外在表现形式.在正当的民意实现的过程中,刑事司法将法律与道德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完美的融合.但是,民意不能等同于公共道德,民意是可煽动和引导的情感,民意缺乏标准,从而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挑战.刑事司法应当坚守罪刑法定的底线,因为法律本身的价值得到确认,比迎合民意要求更加具有社会的正义.     

从涉案主体的身份特征看影响性刑事诉讼中的司法与民意--以2005-2014年《南方周末》评选的55件影响性刑事案件为例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民众对刑事司法寄予了过度的期待,刑事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弱势主体犯罪或被害的刑事个案,其生存状况、犯罪原因、被害原因等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是民众关注案件的重要原因。基于强势主体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民众更愿意通过对案件的关注、将案件事实的公开化来约束其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刑事个案中加害与被害双方的身份差异愈为明显,案件就愈易受到关注。民意表达易受涉案主体身份特征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本身,更多是对案外因素的关注,民意表达更多地呈现出社会问题司法化的特征。应加速推进社会改革,建立健全公平、平等的社会运行机制,进而改变身份不平等的社会现状,并进一步厘清司法本身的职能定位,区分社会问题与司法问题的解决路径。     

法条主义的修正:纳西族继承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冲突的司法调适路径

司法需兼顾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做到息诉服判,然而在民族地区的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国家法和民族习惯法冲突的情况,使司法效果的实现受到极大影响。文章以纳西族继承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冲突问题为例,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法条主义的修正,具体实现路径为:首先将民族习惯法规范视为"事实",然后对民族习惯法的司法认定和当事人行为事实的举证相结合来认定民事法律行为,最后由法官评价民族习惯法规范和符合习惯法规范的行为是否符合当地公序良俗,并在此基础上依法判决。     

宋代司法中的事实认知与法律推理

宋代司法判决重视"明辨是非",兼具事实求真与价值向善的两种诉求,宋代司法名公在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之划分上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显示了中国本土法学方法的划时代进步。在事实与法律的衔接上,司法名公综合运用了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当裁判规范相对确定的时候,他们在事实与规范的循环互动中实现法律规范对生活事实的涵摄,得出案件事实认定结果,在叠加使用演绎推理方法的基础上做出案件判决。在裁判规范出现查找和证立困境的时候,他们在"法"与"理"的二元互动中谋求妥善的法律解释及法律续造,以平衡法律与社会道德伦理、国家秩序原理的关系,由此显示出了"法理"之自觉。从思维方法与价值体系的角度来看,宋代司法对于事实求真与价值向善的兼顾、在"法"与"理"的二元互动中论证说理,与朱熹理学思想在司法名公中的传播和运用存在着密切关系。     

论刑事司法领域下的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

法律正义是基本正义,社会正义是更高标准的正义,两者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碰撞、矛盾时有发生,给刑事司法活动带来很大的影响,这种现象除了是由法律正义本身的局限性决定的以外,还归咎于社会公众基础法律意识的缺失。本文致力于寻求融通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之径向,包括提高社会公众于法律正义的接受限度;理性对待公众舆论,合理引导民意走向;适度考量公众舆论,保障司法独立;确保司法透明、信息公开、判决说理等方面。     

法院如何回应民意:一种法学方法论上的解决方案

围绕司法与民意的讨论,目前各界存在原因认知、概念认知、价值认知上的观点错位,影响民众对司法回应的肯定.作为法律适用机关的法院在回应民意上具有不同于政治机关的特点,必须以一种理性、中立的态度审慎地回应民意,做到有理有节、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回应过程中,应当根据民意的特点着重处理法意与民意、社会民意与权力意志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为此,必须在回应民意的时机选择与方法操作上遵循司法活动的基本规律.通过认定疑难案件的程序操作,使得外在的民意得以稳定化,以程序阻隔"舆论暴力";通过法律论证的操作,以普遍化、一致性与融贯性三原则检验与提升民意本身的合理性程度,以方法压缩个人恣意.法院的回应是对成熟且理性的民意的回应,建立在个案基础上的回应能逐步挽回民众对法院的信任.     

面向司法对话性的裁判理由建构

在现代法治社会，对话性已成为司法活动的基本特征，司法结论的论证立场凸显了裁判理由的重要作用。在司法对话性的视角下，裁判理由作为对司法推理复杂过程的展示具有决疑色彩和论辩属性，其将法官裁判思维的运作与判决结论的推导环节以更加理性的方式呈现出来。争议焦点凝聚了诉讼当事人的主张及理由，解决案件争点是司法裁判对话的主题，裁判理由的建构应当以确认争议焦点为前提。由此，裁判理由的建构需要遵循判决结论作出的司法逻辑，它包括事实理由与法律理由的双重建构。事实剪裁与文本阐释是裁判理由建构的两种具体路径，它们帮助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形成相应的裁判事实与裁判规范，也是法官针对判决结论讲清事理、释明法理的法律方法。面向司法对话性的裁判理由建构能够让人们更容易识断法律适用的机理，增强案件裁判的可接受性。     

司法视角下的民意审视

本文看重探讨了司法视角下民意与当事人意志、民意与社会舆论、民意与法律理性之间的关系.对于民意对司法产生的效果持积极态度还是消极态度,本不存在实质性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对于民意的所指不够精细决定的.民意,既是通过严格的立法程序所体现的全体人民的意志,又是基于法律知识、社会常识和传统表达出来的群体性意见,而不是基于爱憎等情绪表达出的个人性见解或部分人的见解;从司法角度审视民意,法律与民意是互相包容的,但民意不能上行于法律.司法机关应该理性对待民意.     

论司法三段论中的逻辑与价值判断

司法三段论将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则和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舍乎逻辑地推导出判决结论是实现司法裁判正当性的一种基本模式,同时由于司法裁判在法律解释和案件事实问题上必须进行价值判断,因此,逻辑与价值判断构成了司法三段论的两个基本内容。     

关于汉代“群饮酒之禁”的释析

汉朝政府为了加强社会治安管理,曾颁布一条禁令,即“三人已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在汉代此禁酒令应有其固定的司法解释。另从其具体司法实践来看,效果并不显著。造成这种情况有许多社会原因,然而尽管这条禁令虽基本为具文,但我们仍不能否认其在汉代社会治安中所起到的应有作用。     

英国法官制度及其启示——关于法官职业化问题的思考

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是学理上所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二者在实践上也时常存在冲突和矛盾。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中国法治进程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经之路。但是,鉴于职业法官自身固有的局限性,法官职业化又不能太过绝对。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跳出要“法意”还是要“民意”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一方面坚持职业化道路不动摇,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利用非职业化元素为法治建设服务。     

美国公共诽谤法的发展和言论自由的扩张

本文以美国大众传播中的公共诽谤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美国的公共诽谤法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以及它们所代表的社会价值、政治制度和法律理念,重点考察现代司法系统如何在民主宪政的理念下协调公共官员(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新闻媒介的言论自由权之间的冲突。     

直觉在疑案裁判中的功能

在回应疑案判决中的司法虚饰问题时,直觉裁判论认为裁判的主导性因素,是法官的直觉和预感;法官是从直觉结论出发罗织法律依据,而不是从一般规范推导出判决结果。直觉论缺少思维坐标,忽略了规范和事实在法律思维中的规定性地位。法感裁判论克服了上述缺陷,描绘了一个法感持续往返于规范和事实之间的结论导出过程。法感裁判论为法官断案提供了一种指导和制约,并设定了判决说理的范围、要素和目标,因而更符合法律思维和裁判事业的现实及理想形态。相关研究说明,在一份不附判决理由或理由不充分的疑案判决书中,是无法鉴别判决结论究竟是法律适用的结果,是法官直觉的产物,抑或仅仅是法官的一个谎言,这是法律界要正视的一个司法病灶。     

公案的司法公正评判维度及其法治价值

公案是蕴含着公共性主题元素,为各界广泛参与,其处理结果具有社会导向性的案件。公案的审理受到了民意的影响。为了实现公案的司法公正必须确立相应的评判标准。公案的司法公正评判维度有理论层面、程序层面、历史层面和域外司法实践等四个方面。公案的司法公正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伦理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中的重要环节,解释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的对接,也影响到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对法律尊严和法官权威的认同。然而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解释者往往会因为种种原因陷入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矛盾之中,导致法律解释结果在适用中出现困境。究其原因,伦理的缺失是重要因素之一。伦理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能够影响法律解释主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语言表述以及解释方法的选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法律解释中的困境。     

中西方文化差异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以大国成长为背景

大国成长是在国际社会中的成长,它包括物质性成长和社会性成长,我国要成为真正的大国。就必须关注社会性成长,尤其要关注国家形象的塑造。文化背景的差异,使中西方在语言使用、政治理念、国家行为模式等方面造成了矛盾和冲突,并影响了西方媒体舆论中的中国形象。我们应当树立在语言上与国际接轨的思想,增强“信息吸引力”,加强与西方国家在各个层面上的文化交流,破除中西方之间的理解鸿沟,以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解读与完善展望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的"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适当扩大了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部分公诉案件被纳入和解程序。这对于规范司法实践,保证案件处理效果,促进社会矛盾化解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无论是从新法对刑事和解理念的重视程度以及刑事和解可以适用的案件范围来看,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与司法实践中已广泛开展的刑事和解活动还有一定差距。在对新法刑事和解三条规定解读的基础上,在准确把握刑事和解制度的主旨前提下,分析了新法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制度设计之不足并展望完善之策。     

论微博直播庭审对司法公信力的多维建构

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基于对法律和司法实践认同基础上产生的对司法的信任和司法对公众的权威力。微博直播庭审作为微博传播与司法机关庭审工作相结合的创新实践,具有司法公开、司法参与、社会监督和法治教育的功能,也正是这些功能奠定了微博直播庭审的司法公信力建设特性,建构了司法公信力的多维度。具体而言,心理认同维度,促进树立法律信仰;制度实践维度,有效落实司法公开;价值目标维度,有力推进司法公正;司法主体维度,有助提高法官素质;文化环境维度,深入传播法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