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通 深微 创新——萧晓阳《湖湘诗派研究》读札

湖湘诗派，又称汉魏六朝诗派，是活跃于中国近代诗坛百年之久的一大诗歌流派，名冠近代众多诗派之首。作为此派领袖人物的王阊运，学界似乎一边倒地评价其诗是，以“杂凑摹仿”为能事，脱离现实，没有实际意义。陈衍堪称此类言论之代表，其云：“湘绮五言古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盖其墨守古法，不随时代风气为转移，虽明之前后七子无以过之也”。     

汉魏六朝的“赋末附诗”及其文体学意义

当赋体文学发展到东汉时,有些赋的末尾开始出现诗歌,在体制上属于赋的一部分,学界多以"赋末附诗"称之。纵观整个汉魏六朝,涉及赋作11篇,附诗18首。赋家在赋末附诗,主要是源于抒情言志的需要;同时,五七言诗的出现,也是重要因素。这一文学现象背后,暗含的是诗歌和辞赋之间相互承续、渗透和影响的复杂关系,故"赋末附诗"也为汉魏六朝的诗歌和辞赋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依据和视角。     

许学夷《诗源辨体》评议

许学夷《诗源辨体》评议汪泓明代江阴布衣学者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历来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拟就诗歌史观、审美标准及自觉的批评意识三方面，将《诗源辨体》（以下简称《辨体》）与严羽、胡应麟等名家理论进行比较，以期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通变”的诗歌史观对诗...     

《诗薮》中的辨体论

对诗体“审其源流,识其正变”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方法。明代对诗体的“推源溯流”肇始于严羽的《沧浪诗话》,对唐初、盛、中、晚分期的最后确立则归功于明初高楝的《唐诗品汇》。此后,格调派以“尚古”、“宗盛唐”为论诗的核心与标准,源流之辨和诗体之辨,成为格调派立论的基础。胡应麟作为明代复古诗学的集大成者,其《诗薮》的诗歌辨体和风格之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颇为深远。     

李白对唐代之前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从汉末到盛唐的文人诗歌发展历程,也就是在汉乐府凸显叙事性之后沿着“古诗”开创的抒情路径,逐步完成乐府诗的文人化,将诗歌的抒情性推向高峰的过程,而李白无疑是站在这座高峰之上的标志性人物。正是在对《诗经》《楚辞》、汉魏六朝文人诗和乐府诗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李白实现了对唐代之前抒情诗艺术的系统总结和整体超越。从中国诗歌抒情与叙事互动转换的关系上说,李白实际上是自风、骚以降包括汉魏六朝诗歌在内的前半部中国古代诗歌史的集大成者,杜甫则是李白之后的后半部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开创者。     

论汉魏六朝连珠体的演变与文学发展

古代文学中的连珠体肇兴于汉,陆机则完善了连珠体的体式,发展为连珠体“理要”的正格;南朝时由于当时文学风尚的影响,连珠体的写作呈现个性化与抒情化的特征,形成了多样化的“别格”。也就是说,连珠体的发展正好与汉魏六朝时期整个文学与文化的演变发展密切相关,故由连珠而论汉魏六朝文学,可以见微知著。隋唐及其后的连珠体无论在体制还是成就上都并没有超出六朝时期,又可见连珠体在汉魏六朝时期的独特性。     

杨慎与李东阳:观察明代诗学流变多样态的视角

杨慎诗学的形成跟李东阳有重大的关系,第一,李东阳主张“求声于诗”,即重视诗歌的音韵之美。作为诗人兼古音学家,杨慎诗学主张更进了一步,是求古韵于诗。第二,李东阳主张辨识格调,开格调论先河。杨慎将辨体意识作为其诗学理论的基石,其诗话就有纵论古今、辨尽众体的特点。第三,李东阳师古但反对泥古,主张自得、自立。同受李氏诗学影响,七子派吸取格调说而建立了更严格的模拟理论;杨慎则以博贯思想批判七子派的拟古主义,为茶陵派别张壁垒,创立六朝诗派,颇有影响。明代诗学的发展呈现复杂的多样态。     

论曹植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建安时期“群彦蔚起”、“门户各立”,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建安诗歌“五言腾踊”、“彬彬之盛,大备于时”,开创了我国五言古诗的黄金时代。六朝诗人踵其步武,继其风范,“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唐代诗歌革新运动也以“汉魏风骨”为旗帜,心慕手追,奉为楷模。然“陈思为建安之杰”,“邺中诸子,陈王     

人间与仙境：论汉魏六朝隐逸诗的意象归属

汉魏六朝时期隐逸诗的意象群,包括自然意象和神仙意象,构成隐逸诗人独特的隐逸世界,为后来隐逸诗歌的意象形态定下了基调。     

试论祝允明的诗歌辨体意识与创作观

祝允明是明代弘治、正德间诗界的著名人物。他重视诗歌辨体,肯定宋以前各体诗歌多元共生的局面;并要求诗歌创作在这一范围内广师博取,以自具面目而又不离基本古典审美规范为目的。他的辨体意识与相应创作观综合了前七子与吴门文人两派的优点,在明代诗歌思想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汉魏六朝诗歌鉴赏辞典》出版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的《汉魏六朝诗歌鉴赏辞典》历经四年精心编纂,于今年新春奉献到广大读者面前。汉魏六朝诗歌上承风、骚,下启唐、宋,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汉魏六朝诗歌鉴赏辞典》的出版,对于学习、研究这一断代诗歌的伟大成就,对于了解中国诗歌发展的规律,对于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对于弘扬祖国民族文化,对于探索     

试论李东阳的文体辨析说

李东阳文体辨析说是明代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由体类之辨与体派之辨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构成,是其诗文理论基石,针对性强,意蕴深刻。其说意在辨清文体畛域,回归诗歌当行本色、规范行文、指导写作、改革文风,客观上又启迪了“七子”之崛起,对明代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其亦有保守、不足的一面,尤其是为诗讲究技法,已开“七子”机械拟古之法门,导致了一些负面效应。     

关于"八代三朝"诗歌的两个问题

一、传统名称的历史性缺陷首先说明,所谓“八代三朝”诗歌就是一般所说的汉魏六朝诗歌,具体说来,是指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和北魏、北齐、北周“三朝”的共十一个朝代八百余年的诗歌。关于这个历史阶段的诗歌,如果以朝代相称,应该叫“汉魏晋南北朝隋诗歌”,有关的集子(选本或全本)应当叫“汉魏晋南北朝隋诗集(选集)”才比较合适。但作为名称,特别是作为书名,这样的称呼无疑是显得过于唆了,所以,古今的有关集子,一般都不用这样的名称。现代学者为这个阶段诗集拟定书名,多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一是“汉魏南北朝诗选”(或“汉…     

六朝送别诗考述——以建康诗为中心

汉晋诗歌中的送别内容还有些是依附于赠答等诗歌体裁。六朝时期,诗歌中对送别的抒写已不再依附于赠答等题材,而成为真正独立的诗歌门类,以五言新体为主要体裁。建康作为都城是文士集中地,迎来送往频繁,故此地送别诗最为兴盛,对建康送别诗的详细考述可大体了解六朝送别诗的特征。六朝送别诗中送者所作远多于别者,送别诗中往往关合离别地、目的地以及送别双方,这些规律和特点亦为唐代送别诗所继承。对六朝送别诗的探究亦为六朝诗歌、唐代送别诗以及六朝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某些基础。     

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本的批评——以《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为例

明代诗歌选学十分繁荣,《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三部选本先后在诗坛占居主流地位。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上述三部诗歌选本是他关注的重点,对其最终的审美价值茄诸每、理想,王夫之均持否定态度。王夫之认为,《唐诗品汇》追求“盛唐气象”,不意趋于“傭贱”;《古今诗删》追求“汉魏风骨”,难免走向“粗豪”;《诗归》以“孤怀孤诣”追寻古人真诗之精神,最终却沦入“猥亵暧昧”。     

曾国藩诗论三题

<正> 在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曾国藩的诗论是有某些特色的。它在我国古代诗歌理论发展史上,应当占着一定的地位。曾国藩论诗之语,散见于信札、日记、书籍批注之中,不乏精辟可取的意见。本文姑论其三题,以见其诗论之一斑。诗的“情”与“理”我们知道,中国近代诗坛上有唐诗派、宋诗派和汉魏六朝诗派。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指出曾国藩就是宋诗派的著名诗人和诗坛盟主。他说:“道咸以来,何子贞绍     

船山诗学的汉魏六朝祈向及其文化渊源

船山诗学崇尚真情,对汉魏六朝诗歌中的质朴自然之情加以推崇,呈现出汉魏六朝祈向。这一祈向体现了崇尚悲美与自然的精神,是楚歌中悲情的传承,对清代文学特别是道咸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词学体派观的生成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对两宋词体派的界定,一般认为是始于明人张铤,后人多主此说。应该说论宋词之体派,始于南宋。南宋时期奢谈诗歌体派,而论词之体派,就是濡染这种风气的结果。自北宋以来,于《花间词》外溢出的词风不只其一,而析宗别派,叉是南宋文坛的风气,尤其是对诗派的论争,作为“诗之馀”、“诗之流”的小词,也就被包容其中了。南宋论词之体派,主要涉及有白石衣钵和传承东坡两家,而点击苏轼的频率较高,情形也要复杂得多。苏词的反传统性为南宋词坛所青睐,除此之外,词为亡国之音的诗教观、词的雅化运动、道学家的参与等,更是左右南宋词学体派观趋向于反传统的重要原因。     

写物与体物——《文心雕龙·诠赋》中的创作论

从汉魏六朝的具体赋作出发,结合《文心雕龙》的相关篇章,探析《文心雕龙·诠赋》中关于“写物”与“体物”的创作理论。这是刘勰在充分研究汉魏至宋齐赋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吸取前人理论的精华,加以发挥创造的结果。     

杨万里与南宋“晚唐诗风”的复兴

晚唐诗风在北宋初期曾风靡一时，后在诗歌复古运动的冲击下，才渐告消歇，但到南宋中后期，诗坛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过程，久已销声匿迹的晚唐诗风又重新兴盛，且欲取“法席盛行”的江西诗派而代之。在晚唐诗风的复兴过程中，杨万里起了领军作用。杨万里初学作诗，本从江西派入手，但随着江西派诗歌流弊为越来越多的诗人所不满，杨万里本人也从自己尴尬的创作处境中痛感到江西诗法对诗人艺术创造力的扼限，于是脱出江西诗派，转而提倡与江西派诗歌审美趣味迥然不同的晚唐诗风。他不但提出“去词”、“去意”而求“味外之味”，以及“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等系统的诗歌理论，为晚唐诗风的复兴极力张本，而且以其诗坛盟主的身分有意识地引导当时的诗人在创作上趋同于晚唐诗风，以此扩大反江西诗派的阵营，彻底转变当时诗歌的流向。所以，“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