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与"政统"张力中的依附和超越——从冯从吾论"讲学"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士人所代表的"道统"与君王所代表的"政统"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士人竭力维护道统的尊严,使之摆脱对"政统"的依附,成为独立的精神力量.冯从吾在晚明提出以讲学"独行其道",体现了晚明士人面对"政统"的压迫,其政治意识发生转变,期望以"内圣之学"挺立道统.儒家"内圣之学"是道统超越政统的内在依据;而确立士人群体独立的生存方式,是超越的现实条件.     

儒家传承中的道统与政统——兼论儒学形成的地域性特征

儒学在两千余年的发展中,道统与政统相互作用,共同起到儒学的弘扬、光大和振兴的作用。从地域上说,道统起源于鲁儒学,政统是在齐儒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儒家道统与政统的分野体现了弘道与取势的分别,也体现了对"内圣"与"外王"的不同侧重。在儒学发展的过程中,道统借助于政统的势来弘道,政统以道统作为学理基础。儒学的重振与复兴,需要道统与政统的有机整合。     

道与势之间──传统士人与政权的关系及其命运

在中国历史上,以士人为其载体的道统和以君主为其载体的政统,二千多年来其恩怨纠结难分,作为一种异于政统而又对政统构成制约的力量,道统虽不断遭到来自政统的压制和迫害,但其精神不死,风骨永存,在艰难的时势中不断奏响一曲曲灵魂的赞歌,维护、滋养着一个民族不灭的高贵品格和精神风貌。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政统对道统的控制

中国封建社会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政统,与以儒释道三教为代表的道统,是一种"政主道从"的关系。政统既需要道统方面的缘饰,又要防止道统势力的壮大,消除其对王权的现实或潜在威胁。为此,政统方面采取多种方式实现对道统的控制:首先是君主们通过"受命于天"的自我神化,形成对道统先发制人的优势;其次是从维护统治的需要出发,对道统进行选择和改造;再次是插手道统的内部事务,直接干预其内部生态平衡;最后,当统治者认为道统的发展对封建统治形成现实威胁时,会毫不留情动用国家的力量予以重创。     

明万历朝经筵制度述论

经筵是指为皇帝讲解经史而专设的宫廷教育制度。明万历初年,经筵制度已十分完善规范。本文论述了经筵制度的仪式、讲官人选、待遇和地位、经筵与内阁的关系。经筵不仅可以提高皇帝的文化素质和执政能力,同时也是皇帝决策的一个重要渠道。万历初年,神宗好学,经筵大为盛行,其时朝政清明,万历中后期,神宗怠政,对经筵毫无兴趣,其制已形同虚设,明朝亦由盛转衰。可见,经筵是否认真执行与明代的治乱兴衰是息息相关的。     

孟子笔下的道统与政统

孟子关于道统和政统有着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论述。他心目中政统的代表者是君主,道统的代表者是君子,政统掌握最高权力,道统掌握最高价值,道统高于政统,道统必须指导政统,道统是政统之师,政统之君应该敬道统之师;政统对道统的尊敬不仅仅是表面的形式,而是内心深处真正的尊德乐道;道统应该教导政统直道而行,而不是屈从取媚于政统;道统的张扬并不是想压倒政统,一旦政统承认了道统的地位,道统反而要自觉维护政统的尊严,以保持道统和政统之间的平衡。     

传统中国社会中"道统"的功能及其式微

传统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两个相互依撑的所谓“统”,一是“政统”,一是“道统”。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道统”是“政统”的构建者、解释者、驯化者、维护者、校正者以及道德力量的来源。正如康熙所说,“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在传统中国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一方面,虚玄的、承担“道统”的“师”的系统,随着专制制度的加强其地位越来越高;另一方面,现实的、承担“道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官僚士大夫”的系统,随着专制制度的加强其势却越来越式微。     

宋代经筵讲义体的发展

经筵的讲稿则为经筵讲义.经筵讲义是道学的产物,与道学之兴衰相始终.宋孝宗在位期间崇尚道学,促使经筵讲义走向兴盛.而随着宁宗朝的宰相赵汝愚被贬死,道学名士纷纷被逐,道学被斥为“伪学”而遭禁止,于是经筵讲义开始衰落.道学的地位在宋理宗朝正式得到帝王的确立,与此相应,经筵讲义的发展在理宗朝也达到顶峰.     

宋代海南王化治理的实践路径

两宋以黎汉双轨制的治理模式,从三个层面加强在海南的统治:在汉族人集中的"省民"区域,完善郡县制度设计;在熟黎区,通过委任黎峒首领的土官制度,加强统治;在生黎区,则继续推行"羁縻"政策。从王朝经略效果来看,开疆拓土,人口日增,"版籍"化倾向日益明显,并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治绩。严格意义上来说,两宋时期是海南封建化的开端。     

宋金词学视野中的宋词经典名篇论析

文学经典作为对象性的存在,其影响力在读者的阅读中彰显,在读者的选择中延伸.本文统计宋金词学视野中有关宋词的传播接受资料,根据统计学原理,确认宋金时期的宋词经典名篇.数据显示,苏轼<念奴娇>、贺铸<青玉案>、秦观<千秋岁>等词影响广泛.名篇中入选与点评、唱和之间的反比存在态势,北宋经典的突出,传唱经典的失落彰显出大众读者和精英读者、时间、物质载体在经典化过程中的功能.名篇风格体制表现出文人化、典雅化的倾向,情感选择方面表现出大众化、世俗化倾向,这是尚雅尚韵的文化传统和尚享乐的时代气候共同参与宋词经典化进程的结果.     

论宋代文言小说中女性形象演变的文学史意义

从北宋到南宋文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身份、性格、行为模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是因为两宋小说作者在创作中采取了不同的视角，在女性形象中寄托了不同的人生理想，从而赋予女性不同的心理和行动。这种差异并非孤立，它不但使两宋妇女形象有不同的美学意义，而且与宋代小说的总体演变相一致，是整个小说史变迁的重要表现之一。     

宋代士人的隐逸精神对宋词审美风貌的影响

艺术品是艺术家心灵世界的外化,宋词亦不例外。宋代士人是宋词的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他们的心理结构直接影响到宋词审美风貌的形成。在滋生于宋代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的隐逸精神的影响下,宋词形成了清旷、疏放、空淡的一脉审美风貌。宋代士人既积极入世又保持精神自由、追求诗意生存的人生态度对当前的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社会都是一种启示。     

宋代湖南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形成

"湖湘文化"是一个近二十年在研究区域文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概念.最初比较系统的说法见于朱汉民、陈谷嘉先生的<湖湘学派源流>,随后王兴国等先生的<湖湘文化纵横谈>、王继平等先生的<湘学>、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湖湘文化论集>(上下册)、马积高先生的<湖湘文史丛谈>、周秋光<湖湘文化宏观研究>等跟进讨论.时至今日,虽然对某些具体问题还有争议,但对这样一个名称及其内涵与外延等最基本的问题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湖湘文化"成了学术界公认的名词,它主要指宋代以来,形成于洞庭湖以南地区,即今湖南省区范围之内的区域性文化.它虽然毫无例外地包括雅与俗两个层次、精神与物质两个部分,但其内涵与本质仍然是一种理学型的文化,有着推崇理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爱国主义、敢为天下先的奋斗与创新精神、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等特点.①     

论宋代的公用钱

公用钱即各级机构的日常办公费用。宋代公用钱实行中央拨款和地方自筹相结合的政策。主要依靠地方自筹,不足部分由中央拨款。公用钱主要用于迎送犒设、官员聚餐张乐、置办公用器物等。中央通过对公用钱使用的严格管理,把地方大量的预算外经费纳入到中央的监管之下,体现了宋朝加强中央财政集权的思想。宋代公用钱制度在调动各级官员积极性、安抚少数民族、稳定边疆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成为了官员贪污腐化的温床,加剧了宋朝政治风气的败坏。     

宋代的童子举

童子举起源于汉代从童子中选拔人材的制度 ,唐代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宋代童子举虽几次停罢 ,但多数时间都得到实行 ,且在南宋中期较为制度化。童子举的选拔程序为州郡推荐、国子监初试、中书省复试、皇帝亲试。考试内容以背诵儒经为主 ,兼及诗赋等。正式录取为授官、赐出身 ,另有免解、赏赐绢帛等奖励办法。宋代在校学生、女子、宗室外戚中也实施了童子举。宋代童子举对当时文化发展、人材选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过于偏重死记硬背和脱离社会实际 ,所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宋代童子举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了解其经验教训对今人的智力早期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宋代外交往来中的押伴

宋朝与周边国家和民族间外交往来频繁,押伴作为朝廷派遣的陪伴客使官员作用不可小觑。押伴的派遣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套体系,具体职责包括按时、顺利伴送客使赴阙,协调国家关系与信息沟通,监视客使、打探情报等。宋朝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使者接待仪礼与规格有区别,因此其陪伴官员称呼有所不同且随着国家间关系变化而产生微妙变化。     

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是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所谓“语境”问题,是指某一说法得以流行的现实情境,实际上涉及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涉及到时人的认识心理与解释角度。所谓“胡/汉”语境的“消解”,在历史上体现为一个并非与朝代兴亡同步的漫长过程。它一方面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进程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与认识的演变也是促成这种“消解”的重要因素。     

唐代高门士族入宋后裔考略

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在各个社会领域均有不同的表现.门阀士族退出历史舞台,应算是阶层变动中的明显特征之一.崔、卢、李、郑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高门士族,至宋朝时,这些家族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后裔已难以再凭借门阀而“显著”,亦难以像先朝一样以门阀相矜.但是,某些适应宋代社会环境的支系,仍然可以不断培养出仕宦成员,成为两宋世家大族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