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及其现实意义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成功范例,它所蕴涵的时代特色、民主化大众化精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原则,显示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是如何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和根据地政权的巩固,对于新时期我党我国的文化建设,同样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     

试论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双面效应”

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与奋发图强的精神始终鞭策、鼓励着我们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但大生产运动本身给当地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反思、认真总结。好的精神，我们应该继承，但过分地崇拜精神、迷信精神，与实际情况相脱离、尤其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尽相符合的做法，恐怕也是不可取的。     

试论陕甘宁边区妇女的人权状况

妇女的人权状况是一个社会人权发展程度最直接的反映.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家庭、社会风气等五个方面对陕甘宁边区妇女的人权状况作了详细的介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广大妇女人权的守护神,它不但为妇女夺回了被剥夺达几千年之久的权利,还为巩固、扩大妇女的人权作了许多实际的工作,使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成为一块尊重人权、维护人权的圣地.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治文化变迁的取向研究

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发生着复杂而剧烈的变化。在中共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模范区,同时边区政治文化也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它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边区人民政治认知逐渐丰富,并且趋向于民主化;第二,边区人民政治情感具有比较明显的变动性,但总体上支持和认同边区政府;第三,边区人民政治态度相对来说高度统一,且趋向于革命化,边区各阶级、阶层对革命持肯定态度;第四,边区人民文化水平日渐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断提高,政治信仰开始取向于马克思主义化。     

试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思想观念的解放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的思想观念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主要表现有民族观、参政观、婚育观、文化观、自立观等等,这些思想观念的转变,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反映了边区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中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陕甘宁边区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的进步趋势。这对今天的妇女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走向民间与承担使命的陕甘宁边区书法文化

陕甘宁边区书法具有传统性、人民性和现实性的特质。20世纪中国文化产生过强烈的现代化诉求,在某些层面曾发生过较为激进的变革,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上急于求成的骤变所产生的弊端逐渐显露。在陕甘宁边区,具有维系文化功能的书法,由传统渐入现代的发展模式对当下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陕甘宁边区书法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长,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它并不拘囿于传统,打破了传统书法被知识精英所垄断的局面,让书法走出文人雅士的书斋,成为群众参与的一种文化形式。陕甘宁边区书法在实践中紧贴时代、记录历史,最终形成了新的传统,承载着陕甘宁边区新的文化。     

试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科技教育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和边区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极为重视发展科技教育。边区科技教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探索前进、逐步成熟的过程,初步形成了以高等科技教育为主,中等技术教育为辅的培养模式。在开展科技教育的过程中既注重基础科学知识的学习,又重视专门技术的培养,同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确立了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原则,还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学习紧密结合,培养"又红又专"的科技人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科技教育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和管理干部,对改变边区落后社会面貌、促进边区经济的发展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一种对话性思考

比较文学以跨文化研究为核心,业已成为当今中国人文学科的一大趋势。翻译研究既是人文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又与比较文学间存在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因此,本文认为,翻译研究应该展开与比较文学的对话性思考,在对话中树立学科危机意识,展开翻译范式的进一步探索,在学术互补中走出翻译研究在新时期的新路子。     

从“鱼大水小”到“鱼水情深”——陕甘宁边区军民关系建设

拥军爱民贯彻于陕甘宁边区建设、发展的始终.1939年前后,面对因种种困难而引起的军民矛盾,边区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广大军民也响应号召,互相学习、竞争,彼此慰问、帮助,互助互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延安精神,大力发展生产和开展广泛的文娱文化活动,改善了军民关系、军政关系,提高了革命积极性.对边区战胜困难、巩固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自信的对话性建构

文化自信是现今舆论宣传、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最活跃的话题之一,而且与其他自信相比,被渥眄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但对于何谓文化自信这一似乎不言而喻的问题,学界的回答尚不十分圆满,其中甚而还存在一些极端狭隘的理解。要正确理解文化自信,关键在于正确理解一个“自”字,即正确理解什么是文化自我和文化特殊性。针对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文化特殊论,从能动自我、结构自我两个新创概念,从前苏联文论家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重新界定自我和特殊性,将其作为一种对话性的生成和建构,提出自我即对话、特殊性即对话的理论命题。文化自信由此而得以成为一个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动态的而非静止的、生活的而非教条的、当代的而非复古的概念,即是说,一个对话性的或曰间性的概念。     

试析陕甘宁边区民众文娱活动之和谐开展

陕甘宁边区民众文娱活动之和谐开展既是以文化建设为重要目的,同时也是文化建设的必然结果,它在文化深层次上改变了边区民众的精神风貌。边区民众文娱活动的组织性、雅俗共享性和健康性以及大众化发展的趋势,对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仍有着重要的鉴戒意义。     

试论陕甘宁边区妇女在抗战中的主要贡献

妇女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支伟大力量，陕甘宁边区妇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陕甘宁边区妇女是推动广泛妇女抗日统一战线建立的强大力量。（二）陕甘宁边区妇女是支援长期抗战的重要力量。（三）陕甘宁边区妇女是从事战时生产的生力军。（四）陕甘宁边区妇女是保育战时儿童的主力军。     

库恩“范式”的文化涵义

把库恩的“范式”( Paradigm)看作是一个介于科学共同体与外部自然之间的独立系统 ,并通过分析“范式”中各结构层对共同体成员的心理价值的建构与主导、对科学活动行为方式的规范与示范作用 ,揭示了“范式”在科学成为科学的同时使科学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这一隐含的文化涵义。进而说明 ,科学其实就是主体的人用“范式”观察解释自然 ,并籍此使自身不断完善的一个文化的、认知的、发展的过程。     

试论陕甘宁边区经济困难时期的市场管理

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脆弱的经济基础，造成了1939到1942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经济和财政的严重困难局面。反映在市场上则是商品奇缺、物价飞涨、市场混乱，这造成了党政机关和部队供给的严重匮乏和边区群众的恐慌。边区政府采取了“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方针，通过一系列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强有力措施，对市场进行了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度过了严重危机，维护了经济和市场的秩序，粉碎了敌人的封锁阴谋。这对我们今天的市场管理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新人类”和后现代文化

伴随着"新新人类"在东方地平线上的凸现,《大话西游》在大陆校园里一下子"火爆"起来.文章以后现代文化为诠释架构,说明<大话西游>在大陆一个亚文化群体中地位的蹿升和"新新人类"的浮现二者之间的关联,并借用<大话西游>中各色人物的自我分裂、至尊宝与普提的话语冲突,批判了现代性理性原则的形而上学,同时对"新新文化"的8个特质即世俗、媚情、独立、特行、稚嫩、直觉、同理和自残及局限性进行了解剖.文章力图把学院文化和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和世俗时尚结合起来,把严肃的理论工作通俗化.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对话”

儿童文学的翻译首先是针对儿童的,译者面临着既保持儿童童趣又要把它传递给另一文化的儿童读者的挑战。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不可避免地包含有文化因素,译者应从文化翻译观的视角来鉴赏和体会原作,与原作"文化对话",充分认识到两种文化的差异,寻求最佳翻译策略,以求最大限度地向目标语儿童传递源语文化。     

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保教合一”的教育实践与启示

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保教合一”的教育实践对其他根据地,及近现代中国学前教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保育院通过开展思想教育、机制改革、保教队伍建设、因地制宜的课程实践等措施促进保教结合。新时期,要正确认识边区“保教合一”教育实践的时代意义,全面把握落实“保教合一”教育实施的系统性,全面加强保教队伍的思想建设,进一步推进岗位合理分工,逐步取消保育员岗位。     

试论宗教与文化的关系

简要梳理和阐述宗教与文化的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对二者的关系和复杂性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同时,将宗教与文化、宗教的文化性等特征放在当代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动态的审视、思考和盐?这是我们研究宗教与文化的关键之所在。     

新旧文化嬗变的历史画卷——巴金《家》的解读

在中国文化的文本中,一切有关"家"的叙述无不先天地隐喻着关于中国社会和政治以及中国文化精神的某些基本事实.巴金的《家》以新文化伦理为参照,准确地把握了整个家庭生活和时代生活的内在联系,艺术地展示了"五四"时期新旧文化嬗变的历史画卷.     

中国共产党推进陕甘宁边区治理现代化的“延安之治”

为了“作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主要任务是打造一个强大的边区,着力推进边区的治理现代化,构建一个模范的善治的边区。在模范边区的构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的执政条件和实际境域出发,通过不断优化党、政、社、群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开启了治理民主化、法治化、有效化和纵深化的“延安之治”。虽然这一时期边区对治理现代化的探索是初步的,但其蕴含的政党逻辑、人民逻辑、发展逻辑和本土逻辑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探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逻辑”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