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小学教育的特点和意义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心。在这里,为了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带领边区人民进行了经济文化建设,并创立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其中中小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促进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建设,改变了陕甘宁边区落后的文化面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 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审视

[提要]陕甘宁边区所辖地区曾经是一个封建落后、陋习盛行的地方，妇女社会地位十分低下。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的建立，为边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政治保证，而民族解放运动的推进又为边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契机。面对边区妇女过去的悲惨生活，中国共产党以边区妇女为中心，从文化教育、放足、改革婚俗、妇女参政议政等方面领导了边区妇女解放运动。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从有序到走上正规的三大阶段，每个阶段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都始终把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融为一体。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运动不但提高了边区广大劳动妇女的地位，改良了边区的社会风气，还有力地支持了抗战，使边区广大妇女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运动为新时代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妇女事业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办教育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全国抗战的领导中心，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而这其中最有特色的是边区的民办教育。它从群众的需要和自觉自愿原则出发，从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走群众路线，提出了“民办公助”的政策，因地制宜地发展民办教育，有力地促进了边区文教统一战线的形成，边区的民办教育成为边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头戏。     

中国共产党推进陕甘宁边区治理现代化的“延安之治”

为了“作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主要任务是打造一个强大的边区，着力推进边区的治理现代化，构建一个模范的善治的边区。在模范边区的构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的执政条件和实际境域出发，通过不断优化党、政、社、群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开启了治理民主化、法治化、有效化和纵深化的“延安之治”。虽然这一时期边区对治理现代化的探索是初步的，但其蕴含的政党逻辑、人民逻辑、发展逻辑和本土逻辑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探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逻辑”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陕甘宁边区农民群众开荒动员述论

陕甘宁边区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困难,将边区的内部移民和外来难民、边区的老户农民以及“二流子”和妇女都广泛动员起来开荒生产。这不仅为减轻边区人民负担、为边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一贯的群众路线与群众工作方法。     

关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两性和谐建设的历史研究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了一系列社会和谐的政策和措施,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实现男女两性和谐发展.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婚姻等诸多方面提高妇女地位,推进了男女之间的平等发展.这些措施对于当前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研究

由于陕甘宁边区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在边区政治力量的推动下,加之文艺工作者的广泛宣传,深受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影响的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劳模运动;劳模运动经历酝酿、快速发展和全面高涨三个发展阶段;劳模运动为边区群众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舞台,对边区经济恢复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促进了边区的社会变迁,同时给其它根据地发展也树立了榜样。当前,从政权建设、群众运动以及社会改造等方面探讨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的启示,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陕甘宁边区对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党和边区政府建立了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注重推行民主政治,为抗战而生产.边区政府注重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更以教育推动少数民族价值文明的现代重构,大力开展民族统战,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对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最大程度地整合了边区各民族的抗战力量,推动各民族的现代化转型,在党的民族政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更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定型化的开始.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正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与抗战民主有机结合的具体体现.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妇女婚姻家庭观念的重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以改造封建家长制婚姻家庭关系为突破口，推动乡村妇女争取解放，动员乡村妇女参与革命。为引导广大乡村妇女在婚姻家庭关系变革中发挥主体作用，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大力批判封建习俗，传播“妇女放足”与“婚姻自由”等新观念，催生了乡村妇女走出旧式家庭的权利意识。在离婚潮兴起之后，边区大众化的司法实践对乡村妇女滥用离婚自由的行为进行了矫正，同时，党以“家庭和睦”和“婚姻自主”的新口号引领乡村妇女参与新式家庭建设。在此过程中，乡村妇女的主体性逐渐生成，她们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和诉求，通过建设新式家庭参与了革命。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反巫神运动的历时性考察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打造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实现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动员,不得不对乡村社会加以改造。巫神作为旧社会的荼毒,长期以来受到陕北民间的崇拜,他们威胁着边区政权的稳定,是中国共产党开展乡村社会改造和社会动员的“绊脚石”。反对和改造巫神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逐步面对的问题。从长时段来看,这一运动经历了“萌芽初显—初步形成—高潮迭起”三个历史阶段。首先,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兴起要求将整个边区社会的力量组织起来,处于乡村社会边缘的巫神也不例外。其次,由于巫神与二流子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边区政府通过给巫神贴二流子标签的方式改造了一部分巫神,但仍有许多顽固的巫神未曾转变。为此,边区政府借助崔岳舜运动和巫神坦白运动掀起了全边区反对巫神的热潮,以典型引领和“巫神坦白”的方式逐步改造巫神,使得农村迷信巫神的活动大幅度减少。反巫神运动同边区卫生防疫运动、反迷信运动等一系列运动交织一起,勾勒出了乡村社会蝶变的亮丽图景。以改造巫神为代表的反巫神运动,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新式公民的角色期待。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二流子改造运动

战争、贫穷、落后和无秩序是二流子滋生的温床。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二流子改造运动是边区社会改良和国民教育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具体步骤。边区政府和人民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对边区内存在的二流子采取正面教育为主，法律强制为辅；“一面由政府监督，一面由群众劝说”的改造方针，并注意与其它工作密切配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留下了宝贵经验。这一切，对当前我国的两个文明建设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

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从抗战的背景和边区实际出发,坚持文化启蒙同抗战、同社会、同生产相结合的方针,消除了群众中的文盲和迷信思想,解决了民众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社会教育提高了边区民众素质,有力地配合了前方抗战,促进了边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中国共产党开发利用执政资源与陕甘宁边区和谐社会构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所开发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执政资源作了科学的利用与转化,建立了边区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成功经验,对于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扫盲工作——为国际扫盲年而作

陕甘宁边区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开展的扫盲活动,是以识字为中心,辅以时事政治、生产常识、卫生常识宣传的一种教育;是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最主要的内容.它在边区教育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边区文教工作的重心之一,一直受到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抗战初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建立“国防教育”体系,“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33至34页)要求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等社会教育活动,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与民族觉悟,为抗战服务.在这一教育总方针的指引下,边区政府针对当时边区文化落后,文盲达90%以上,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且还存在许多的落后的封建习俗的现实,明确提出:“要以极大力量来推行深入广泛的社会教育——利用群众生产之暇,给以     

陕甘宁边区民主的理念、环境和特色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当时中国革命的独特国情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恩格斯基本的民主理念运用于陕甘宁边区民主建设的具体实践。随着革命的发展,陕甘宁边区民主建设的基本理念日益成熟和完善,在此指导下的边区民主建设因而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和边区特色。边区执政者领导边区人民进行的民主建设,充分利用了边区特定生态环境的有利因素,减小或化解了不利因素。陕甘宁边区民主建设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执政的始终坚持、民主建设中强有力的民主制度保障、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等历史特色。     

改造“二流子”话语的再解读——以延安鲁艺文艺精神为中心

改造“二流子”话语以秧歌戏的形式表达出来，实则是延安时期党的文艺在为工农兵服务过程中对传统文学形式的借鉴与成功转化。成功改造“二流子”作为八十年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全社会、管理社会的重要成果，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除了保障根据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与道德风尚之外，实则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管理全社会提供了一次成功的管理经验。延安文艺中的秧歌剧、小说创作则以现实主义为指归，积极呼应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实践，对这一历史壮举做出合乎历史，又关注世情与风情的写法，给后来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较为优化的思路。改造“二流子”是包括延安秧歌剧在内的延安文艺的重大题材之一。改造以好吃懒做、带黑恶流氓性质、影响边区生产生活稳定为特征的“二流子”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及政权建设的需要。改造“二流子”部分解决了边区政府的劳动力相对不足，有助于改善彼时广大乡村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有机组成。在具体改造过程中，改造“二流子”带有翻身与“翻心”的双重性，翻身相对简单，“翻心”更具难度。改造“二流子”运动再现了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文艺治理，规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中国共产党与陕甘宁边区开明绅士合作政策探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深入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地位的变化,做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决策,并科学把握了开明绅士这一阶层政治态度的变化.认为开明绅士是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能够顾全抗日救国大局、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支持抗日民主政权、赞同减租减息政策的阶层,是中国共产党可以争取、团结和合作的对象.中共中央及时修改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政策,恢复开明绅士选举资格,完善了陕甘宁边区参政政策,确保开明绅士有职有权,调整了陕甘宁边区土地政策,保障开明绅士的经济利益,使陕甘宁边区开明绅士热情投入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大业中,为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发展巩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陕甘宁边区文物保护工作述析

文物保护工作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逐步制定具体、完善的文物保护政策,领导边区军民进行博物馆建设,开展文物征集、展览、抢救和研究等文物保护工作,充分发挥文物保护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陕甘宁边区的文物保护工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和历史继承性,总结陕甘宁边区文物保护工作的实践和经验,可以得出历史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工作考察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抗日的民族政策和联合各民族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国主张。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西北蒙回民族为主要对象,党将民族政策的研究、实践和探索贯穿于边区党组织建设、法制建设、机构机制建设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工作,实现党的民族工作在边区的制度化,辐射和吸引边区内外更多少数民族参与到抗战建国中。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工作实践,是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相结合,在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战的同时,在陕甘宁边区这个地理空间进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尝试的一个初步阶段。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助政策探析

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灾害等原因,在全国普遍存在难民、灾民以及鳏寡孤独等。针对以上群体的存在,国民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边区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社会救助政策。本文探析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施行的社会救助政策;中共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助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社会救助经验对当今的社会救助工作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