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上位化的过程、动因、机制及影响

先秦西汉时期,"叫"的出现频次极低.东汉至隋,喊叫义"叫"的用例总数已略高于"唤";鸣叫义"叫"的用例开始出现.唐五代时期,"叫"在{喊叫}子域中的用例总数已跃居首位,但在{鸣叫}总域中,其文献分布率仍远不及"鸣".宋元时期,随着鸣叫义"唤""鸣""吟""啼"等的语素化,"叫"取得了{叫}概念域强势上位词的地位.明清至今,{叫}概念域基本上形成了"叫"一家独占的局面."叫"的上位化是子概念域两次融合的结果,子概念域融合的动因源自古今范畴化方式的改变,汉语双音化的趋势也起了推动作用,子概念域融合的机制是转喻."叫"取得强势上位词地位之后,{叫}概念域的词汇系统大大简化.     

{起立}概念域成员及其分布的历史演变

以概念场为背景,考察汉语{起立}概念域成员及其分布的历史演变情况,并分析该概念域成员分布改变的原因。汉语{起立}概念域包括{站起的行为}和{站立的状态}两个部分,其中{行为}子域的主导词大体经历了由"兴"到"起"再到词组"站起来"的替换,{状态}子域则经历了由"立"到"倚—立"南北对立再到"站"的更替。{起立}概念域成员分布改变的原因,是由于汉语双音化进程的推动及动补结构的发达,"起"由词变成了构词语素。     

“门”上位化的过程和原因

以概念场为背景,结合历史文献梳理了{门}概念域主要成员"门""户"的语义演变情况,重点考察了"门"成为该概念域强势上位词的演变过程,并尝试分析"门"上位化的原因。研究显示,先秦至隋,{门}概念域中"门""户"处于同位关系;唐代,"门"发生了上位化,"户"的主导义位转移,此种格局一直保持到今天。"门"上位化是语言内外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古今概念化方式的改变是最重要的动因,汉语从综合到分析的类型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义域宽、组合能力强、使用频率高是"门"战胜"户"成为强势上位词的基础。     

“亂”是{治}{乱}同词吗

相反的两个义位如果不属于同一个词位（词）,就不能看作是反训现象,因为＂词＂这个语言学概念是从共时同一性角度来确定的。{治}{乱}两个义位有不同的来源,语音形式也不相同,虽然它们后来采用了同一个字形,却代表了不同的词,因而＂亂＂不是{治}{乱}同词,不是反训词。     

“红”上位化的过程、机制及途径

"红"本义为粉红,是{红}概念域的下位词。东汉至隋,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红"发生了上位化演变。唐五代时期,"红"取代了"赤"的强势上位词地位。基于"不过量准则"的语用推理和推导义的固化是"红"上位化的主要机制,在与表示程度、性状类语素构成"x+类名"型复音词时具有绝对优势则是"红"取得强势上位词地位的突破口。     

说“馄饨”

清代人余庆远在其《维西见闻记》中说道:“馄饨,即《元史》所载革囊,不去毛而趸剥羖皮,扎三足,一足嘘气其中,令饱胀,扎之,骑以渡水。本蒙古渡水之法;曰皮馄饨。元世祖至其宗,革囊渡江,夷人仿而习之,至今沿其制。”在蒙古人时代,利用这种“皮馄饨”渡河,确实非常流行。十三世纪中时,出使蒙古的欧洲小教友会修士加宾尼在其著述《蒙古史》中具体地描述了这种渡河方法:“(蒙古)贵族们有一张圆形的轻皮,他们在这张皮周围的边上做成许多圈,以一根绳穿过这些圈,把绳抽紧,就做成一个皮袋。他们把衣     

“不但不A,反而B”认知及语用探析

反递句式“不但不A,反而B”属于并列类复句的一种.从认知层面来分析该复句与语境C项之间的认知关系,考察在主观推测层面和客观反映层面中人们对于命题的信赖程度.主观推测层面:0.5＜P{A/C}＜1,0＜P{B/C}＜0.5;客观反映层面:P{C/B}=1,P{C/A} =0,P{A}=0.已然为P{C}=1,P{B}=1,未然为P{C}=0,P{B}=0.说话人使用”不但不A,反而B”这一句式,其目的是为了反映大脑思维这两种不同认知层面的不一致关系,体现该句独特的语用价值.     

“红”语义隐喻认知分析

“红”是现代汉语中的焦点颜色词之一,当我们用红颜色认知域去表达和解释其他认知域时,就形成了红颜色隐喻。由“红”语素构成的“红”颜色类词的跨概念域映射主要包括六种情况,包括从颜色域到人体域、客体域、情感域、状态域、政治域、等级秩序域等。表达冲突和心理相似性是颜色隐喻构成的两个基本条件。     

概念映射模式与语域分析——以[战争]隐喻使用为例

文章设计了以概念映射模式为基础的语域分析方法，比较了商务话语和健康话语中的[战争]隐喻。结果表明，在语言层面上，后者比前者使用了更多、更动态及更具体的隐喻词语；在思维层面上，前者中的[战争]隐喻映射突显“战争的计划性”而后者突显“过程的突然性和猛烈性”；在交际层面上，前者的[战争]隐喻传递的评价意义为{中性:情感——渴望}而后者传递的评价意义为{消极:判断——危险}。这种基于概念映射模式的语域分析通过分析隐喻使用在语言、思维和交际三个层面的映射内容，从而揭示不同语域的差异。      

词汇类型学视域下“爬”“挠”“刨”“挖”等动词的语义演变及共时语义关联

“爬”“挠”“刨”“挖”等汉语动词的历时语义演变路径,以及现代汉语方言中有关的同词化多义现象,表现出{挖掘}(DIG)、{搔挠}(SCRATCH)、{攀爬}(CLIMB)三个概念之间较强的关联性。汉语历时语料呈现的语义演变方向为SCRATCH→DIG或SCRATCH→CLIMB,具有单向性。这种语义关联模式符合一定的语言共性,可以得到词汇类型学跨语言考察的支持,同时,可以根据汉语实际为词汇类型学增补SCRATCH→CLIMB型语义关联。     

函数列{x~n}在分析数学中的作用

函数列{xn}的收敛性,说明:函数列的收敛域一般是定义域的子集;函数列虽然不一致收敛,但其极限函数可以是连续的;极限运算也可以与积分运算交换运算及求导运算交换运算的次序,并由此引出了函数列一致收敛与几乎处处收敛的概念,论述了叶果洛夫(Егоров)定理的建立与证明思路,充分说明了函数列{xn}在分析数学中的作用,诠释了数学概念、抽象与简单的辩证关系.     

太平军济黄地点考

1853年6月(咸丰三年五月),太平天国北伐军进入河南,曾于归德附近之刘家口渡黄河,因遭清军阻击,渡河失败,放弃直入山东,“疾趋燕都”的计划,①转而西向觅渡,深入至汜水、巩县,才在洛河取得几艘运输煤粮船只,藉以济黄。但太平军济黄地点究在何处?记载中则众说纷纭,问题至今为史学界关注。为了澄清问题,本文试作考辨,如有不     

参与构成移动事件的“非移动动词＋趋向词”格式——以“‘割’＋趋”为个案

非移动动词进入“[-移动]动＋趋”格式后可以参与构成移动事件,但由于非移动动词的特殊性,以往排斥在移动域之外,这是移动域的特别之处。移动事件归属移动域,“[-移动]动＋趋向词”格式参与构成的移动事件也不例外,这是应信息处理工作准确提取有关语义信息的需要考虑的。以“‘割’＋趋”格式为个案,通过与“‘切’＋趋”格式语义差异的对比,讨论非移动动词参与构成移动事件的认知原理,建议将[＋移动]趋向词归为移动域,并根据汉语趋向词的实际将表示移动的趋向词称为“趋向小品词”,将[-移动]趋向词称为“强势小品词”。     

“花”的隐喻研究

从认知语义的角度以概念隐喻理论中的实体隐喻为理论参照,对比分析“花”在汉语中,古今隐喻意义的变化及“花”在现代英、汉语中隐喻意义的异同,笔者发现现代汉语中“花”的隐喻词项大大增加了,一些隐喻词词义发生了改变,“花”作为始源域的映射范围越来越广。英、汉民族在认知上义词“花”上有相同点,在感知其下义词上有很大的差异,这与各民族的语言、思维和文化传统有关。     

英汉味觉词“苦”的认知隐喻

味觉隐喻在人类的认知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抽象的概念都是通过味觉隐喻构建的。文章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通过对味觉词“苦”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隐喻投射进行系统地考察,结果发现：英汉味觉词“苦”的隐喻投射主要集中在视觉／触觉域,情感域,物质世界／社会生活域和程度域。进一步的对比分析表明,英汉“苦”味觉隐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这可归因于人类认知模式的相似性,但也有不同之处,可归因于文化的差异性。     

中西日互动中“博爱”译名的流变

中国古代虽有“博爱”一词,但与西方伦理学中的Philanthropy差异较大.古代“博爱”概念模糊,泛泛而爱,平等意识不明显.而Philanthropy指平等地爱一切人,内涵明确.虽然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曾将Philanthropy 译为“博爱”,但非主流译法,且随着第一次中西交流的中止而夭折.明治中后期日本学者发掘凸显了“博爱”的平等意识,使其成为与Philanthropy吻合的新名.日译“博爱”在清末传入中国且影响了Philanthropy在中国的厘定.中国近代学人由于知识背景等不同,对“博爱”和Philanthropy认识不尽相同.康有为等人以韩愈“博爱为仁”为基点来接受西方Philanthropy之学,使“博爱”对译Philanthropy在清末民初最终定型.但中国近代“博爱”新旧杂糅,意域广阔,并不等同于日译名.这一译名的流变,折射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近代的缓慢转型.     

关于“外来概念词”和“外来影响词”的思考

本文对汉语“外来概念词”和“外来影响词”及其研究进行了探讨和反思，提出如下见解：（１）“外来影响词”这个术语比“外来概念词”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有利于汉语外来词的内部分类；但其语义过于模糊，难于将其同汉语本体词区别开来。（２）“外来影响词”是一个有明确内涵的模糊概念，可以用模糊数学方法加以精确描述。（３）用“借用”一词来措述外来词生成是合适的。汉语外来词的“七分法”是正确的     

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妇女”概念的历史流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阐释了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妇女”一词。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的“妇女”概念作为一个桥梁,既连接了中国女性过去的苦难经历与未来的光明前景,又促进了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土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创造性地将“妇女”与“性别”疏离、与“阶级”联合;在土地革命时期重新解读“妇女”与“传统”的关系,开始将“妇女”本土化;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又将“妇女”推向宏大的国家、民族场域;在解放战争时期促成“妇女”与“翻身”合体,并将其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重塑“妇女”概念的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不断中国化的历程。     

基于语义韵的英语词汇教学模式探讨——以流行词“小XX”的英译为例

借助COCA语料库,通过对中文口语中“小”对应英译的若干可能方案的搭配词频和语域的分析,推论流行词“小XX”的最佳翻译.分析中通过引入语义韵概念,以流行词等的翻译过程为媒介,探讨英语词汇教学的高效化、亲切化,创新词汇教学模式的可行性.研究发现,有效利用语义韵探析近义词,有利于近义词系列概念整合化、系统化、生动化,从而为近义词习得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东汉核心词“男”的语义研究

“男”在M.Swadesh《一百词的修订表》中居17位,是语言中较为核心的词。在“男”的语义场里,“男”是表示这一概念的词的上位词,其下既包括男性类词,又包括指称动物的“雄”。从语义场的角度对东汉时期的核心概念“男”进行粗浅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