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考察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汗牛充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熠熠生辉。如何有效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课题。这个问题,我国学界已有不少相关探讨。本文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为考察对象,从立法与司法两个角度展开论述,并提出了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相关设想。     

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中应当界定的几个问题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迫在眉睫。立法工作正处于起步阶段。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法律中,应当规范和界定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保护主体、保护范围等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法律属性研究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法律属性界定,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困境。通过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来源及界定,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制度的目的,比较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法律属性的理论争议,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应认定为具有公益和私权的混合新型权利。我国应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私法统一的保护体系。     

法律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标准研究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准确的分类有利于法律保护。但是,学界以及国际国内立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在用法律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存在很大困难。基于法律保护的方便,有必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法律角度确立分类标准,重新进行分类,这些分类能够有效地避免和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中存在的混乱和利益冲突问题。为此提出了三个标准,即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可市场化为标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习俗化为标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宗教化为标准。     

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机制研究

建立健全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律保护机制,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象、评定标准和原则、行政保护机制的认可,以及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保存机制和传承人认定、保障机制入手,全面、系统地研究符合科尔沁地区和文化特征的行政法律保护机制,使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行政保护轨道上健康发展.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不足及完善

从当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看,在立法规范上存在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两个层面上的不足,在保护实践上存在过度商业开发、传承人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对此,应当首先明确非物质文化法律保护的基本原则,进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体系,并构建其相应的辅助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基本思考

法律需要不断地将社会生活中发现的新问题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中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规则机制和权利救济途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问题的思考必须要建立在我国已有的法律体系和制度背景下进行分析与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借助或不借助物质媒介所表现的世代传承的特定民族的文化信息利益。其法律性质具有特定民族性、活遗产性、以口传身授方式体现的传承性和利益性。任何团体、个人乃至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均负有正当利用、不断维护、坚持延承的义务。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则主要表现在对它的使用上和获得相应利益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主要类型包括社会民众型、团体型和个人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救济机制的建构应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原则、、法律救济方式与途径上有所建树。在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机制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协调如下几个关系:1.同已有法律的协调;2.同社会惯例的协调;3.同我国承诺的国际保护义务的协调。     

数字技术与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山东是文化资源大省,随着文化强省战略的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在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由于保护手段的陈旧,我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不能适应当前信息时代的需要.本文从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出发,剖析了数字技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作用,从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数字应用技术、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等方面提出了椎进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化的主要举措.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以盐文化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价值,我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大国之一,需要利用知识产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以法律的手段设立合理可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益分享和保护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可知识产权的融合性,它在保护传统、信息本质等方面与知识产权制度存在许多契合之处,对其加强基于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的综合手段保护模式并辅以适当的行政保护手段,便有可能逐步形成合理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保护体系。     

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自治权立法保护的完善

立法保护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自治权实现的基础.我国法律已确认和保障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自治权,初步奠定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自治权立法保障的基础.但我国立法在立法理念、权利体系、权利内容、国家义务、救济程序等方面存在不足,需深化立法的理论基础和重构制度设计.     

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研究——以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为考察对象

景宁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但濒临消亡的危机.应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法和地方性的法律保护条例,遵循"抢救在先,保护为主"的立法原则,采取"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法律保护模式.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制度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有属性决定了仅仅靠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应尽早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般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既要确立政府的主导地位,又要强调民间的广泛参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监督方面,应确立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以更好地规范和保障政府权力;在法律救济制度方面,应引入公益诉讼制度以有效地保障公民维护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权利的实现。     

论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角色定位——以江西省域为个案的分析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文化大一统和文化多样性相统一的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如何在地方开展有地方特点和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是理论和实践中的崭新课题.特别是关于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角色定位与政府职能发挥的研究方面,学术界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出的新要求,根据文化发展的共性与个性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总量大、样式多、历史悠久、特点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江西省为例,对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开展个案研究,从政策制定、价值维护、合作共赢、社会协调、职能整合、绩效评估、任务实施、信息化建设与资源筹集等九个方面,阐述我国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具体角色定位,从个案中管见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一般规律和特点.科学界定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角色作用,形成在我国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中的政府主导与协调同全社会积极参与的互动格局,无疑是探索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之路的明智选择.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多维视角

法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序开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已出台的地方立法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依然没有明确的认知,立法中也未有相应的设计。因而,需要明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中的亟须重点解决的问题,以便今后在制定相应法律规范的立法过程中可以做到有的放矢。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评价——以甘肃为例

通过法律及相关制度的完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各国通行的做法.本文以甘肃省非物质丈化遗产开发潜力评价为总目标,以资源价值潜力、遗产影响力、遗产保护水平、变通通达水平、开发环境影响感知等五类次级指标为准则层,以此选取方案层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评价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并给出构建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法律对策和建议.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保护制度的构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着诸多困境,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保护制度已相当必要.文章拟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属于公共产品,代表公共利益入手,进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保护的独特优势进行探讨,最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保护制度的构建提出建议.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有其历史的和社会的、国际的和国内的背景,是回应历史发展的要求而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建设现代民族文化的基础,也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丰富和贡献。因此必然要从全人类的视角来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从古今文化关系的角度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多数情况下,既是昨天的实录、今天的现实,同时也是明天的预示;从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角度看,吸纳外来文化和继承原有传统并不是矛盾的,二者所形成的张力对于创造新的文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非物质遗产大都是农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所以今天对它的保护便包含着许多悖论。例如,保护和发展的关系,结构性对象的解构性保护,对传承人的态度,市场经济体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都隐含着诸多两难的问题,期待着文化行政部门、学术界以及整个社会给出两全的解决方案。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贯彻整体性的原则,从整体上加以认识,进行整体性的保护。从根本意义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是对创造、享有和传承该文化遗产的人的保护;同时,对这一遗产的切实有效的保护,也特别依赖于创造、享有和传承这一遗产的群体。促进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才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西藏“非遗”法律保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通过是传统文化由传统方法保护转变为特殊权利方法保护的例证,也为西藏传统文化保护提供了全新的范式。格萨尔、藏戏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西藏实施公约义务的有力实证。但应看到的是,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仍存在法律体系不完善和保护措施不到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属不清的现实,因而,像《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这样的地方性立法,不但是传承与发展西藏传统文化的自身需要,也符合创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整法律架构的终极诉求。     

文化生态视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我国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面临衰退、萎缩乃至失传的困境.根本原因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遭到破坏。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学的视角出发,比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相关理论和我国的现状,由此反思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路径和对策.其关键在于处理好四大关系,即"变"与"不变"的关系、"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保护"与"创新"的关系、"政府主导"与"群众参与"的关系。     

传播学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破坏、灭失等威胁,如何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议题和使命。从传播学的视野出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在国际间进行的是理念的交流和传播,而在国家层面是法律与政策的宣传,在微观层面则是传统技艺的有效传递。目前,与具有先进保护经验的国家相比,我国的保护理念和措施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经济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有较大的影响,需要在法治的前提下建立有效的保护和传承机制,遏制违背保护原则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