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屌丝”：承认的政治

我们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着一批词汇，用以表达世间冷暖、悲欢离合。很多时候，从这些词汇中都可以窥见时代风尚、文化趣味的变迁。譬如，人们熟知的“同志”“小姐”含义的嬗变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与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启。2012年借助网络风靡大江南北的“屌丝”也可作如是观。网络时代不断以加速度繁衍出新的语汇或刷新既有语汇的义项，据《凤凰网·自由谈》栏目的报道，“屌丝”最早用于“百度贴吧”中“雷霆三巨头吧”针对“李毅吧”     

委婉语研究的热点和趋势——兼论“屌丝”等非委婉语的逆袭

在总结三十年来委婉语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委婉语研究的一系列热点问题基础上,指出委婉语研究的发展趋势,委婉语的研究在理论上要借助现代语言学理论;在研究方法上要借助数据库,注重实证和交叉研究;在研究内容上,要注意跨方言、跨语言的对比研究,这样,才能突破发展的瓶颈,取得更多的成果.最后指出,当前有很多非委婉语,甚至是粗俗语,比如“屌丝”、“逼”族词和“靠、日、操、干”类及其非常丰富的变体形式,在网络和大众媒体的助力下,呈泛滥之势.需要多方面合力,才能扭转语言生态失衡态势,维护母语的纯洁、健康和尊严,建设更加和谐的语言生活.     

从“佛系”流行探析当代青年的社会境遇与心态

最近“佛系”风靡网络,它标榜的“不争不抢,不求输赢;有无皆可,一切随缘”的人生哲学,表面上与佛教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实际却是继“屌丝”文化与“丧”文化之后的又一股青年亚文化潮流,并在归因、行动和心态三个方面呈现出新的变化。“佛系”的流行是青年群体的一次文化抵抗,折射出成功学大行其道的社会环境下青年群体的清醒意识,反映了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中青年群体的集体诉求。“佛系”情绪滋生的根源在于社会阶层日益固化、青年群体进退两难的精神困境以及技术支持和商业裹挟,应当理性而辩证地看待“佛系”现象。     

网络群体类别化标签的话语建构研究

网络传播中群体类别化标签作为一种身份认同,其生成与流行往往伴随着复杂的话语建构过程。以“小镇做题家”观之,文本层面,在场与缺席的三组概念之横向组合及纵向聚合,赋予这一标签以特殊意义。话语实践层面,负向情感的相互交织和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需要,成为话语生成与扩散的动力,且公共传播中的话语接合又使其在破圈过程中出现复杂的意义变迁。社会实践层面,一方面,话语源于社会现实,这一标签式话语是对当下社会的一种镜像再现,反映了寒门大学生所遭遇的双重脱嵌困境;另一方面,话语建构社会现实,这一话语也体现出小镇学子通过话语建构实现“逆袭”的心理。     

网络社会控制的悖论

网络社会问题刚一出现 ,人们就开始运用技术、法律和道德等对网络社会进行控制 ,由此产生了许多悖论。网络社会控制需要技术 ,但技术控制不可能非常完善 ;法律具有滞后性、不完备性、惩处比例小 ,其在网络社会控制中的作用有限 ;道德具有软约束性 ,网民离“慎独”的境界还很远 ;在网络社会控制中 ,通过日常社会的控制占了很大比重 ,它们并不在“网络”之内 ;最后 ,对开放的网络进行“控制” ,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悖论     

构建心理资本的现实意义与路径选择

市场竞争中的企业需要运作很多的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等,其中心理资本是建立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现有理论和研究基础上的,并超越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心理资本既包括人力资本里“你知道什么”的所有资源:知识、经验、教育、技能、专长,同时还包括社会资本里的朋友、关系、联系网络即“你认识谁”的相关信息.具体来说,心理资本关注的是“我是谁”,或者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你在成为什么样的人”.     

“大V”的网络生态乱象及其规制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微博平台的广泛应用,网络世界中出现了一个备受关注的“大V”群体.网络“大V”凭借相当的话语权和广泛的影响力占据了网络舆情的至高地,在网络世界中发挥着“意见领袖”的作用.但是,近年来网络“大V”群体中出现了许多令人堪忧的不良现象及失范行为,导致网络生态乱象丛生,从而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热议.文章分析了网络“大V”的形成背景、不良表现的形式及其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网络“大V”承担社会责任,发挥社会正能量的规制策略.     

网络社会的哲学思考

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网络社会”已走近我们,但“网络社会”并不具有逻辑和价值的独立性,它只是现实社会的对象化和客观化,是现实社会的“镜像”,“网络人”也是现实人的一种“放大”。“网络社会”可以理解为人类追求自由而形成的一种“准真实集体”。本文以启蒙思想中的自然状态类比于网络社会目前混乱无序,并由此推论网络社会的前景应是现实与网络的良性互动,形成利人利己的网络社会公约,最终达到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人的自由与解放。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路径探析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是新冠疫情防控的需要,也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机制的基础.新冠疫情谣言传播呈现出渠道立体化、内容碎片化、扩散速度实时化、动机多样化等传播特点.谣言治理中存在惩处力度不足、政府单向主导化治谣、言论自由和网络谣言界限不清、“塔西佗陷阱”和“老谣新传”等治理难题.基于法律与政策关系、多维共治理念、比例原则、法律普及和技术治理等法治理念的考量,建议提高网络谣言治理的立法层次和系统化程度、培育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规范谣言司法治理的谦抑性、增强技术手段下辟谣平台和谣言预警机制建设、建立信息透明公开的社会沟通机制,维护舆论的正向聚合效应.     

“人肉搜索”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分析

“人肉搜索”作为一种利用人工参与来提纯搜索引擎提供的信息的机制,是我国社会转型的产物。“入内搜索”虽然在促进言论自由、信息交流、媒体监督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其也有异化成“网络暴力”的倾向,容易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的手段对“人肉搜索”实施严格监管,以使交换知识和信息、承载道德监督使命的良性“人肉搜索”生生不患,造福社会。必须提高“宣泄”成本,加强网络立法,需要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也需要直接规定隐私权,完善“人内搜索”法律责任的追究机制。     

农村留守老人的“公共性”问题与“自养化” 生存研究

农村留守老人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在人口结构上的反映.学界普遍认为,农村留守老人的产生是城市化与老龄化双重作用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群体面临着“老无所依”、“老无所乐”的问题.应该讲,留守老人问题是社会转型代价向农村转移的公共性问题.但是,因为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双重“失灵”,老人们长期处于“自养”状态.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从单因素分析走向“综合分析”,并引入了政府责任和社会支持等理论.但是,仅仅将留守老人当成需要被关注的“包袱”是不够的.“留守老人”不仅仅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他们本身也具有参与社会网络的需求.只有将这两点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其“积极老龄化”的生活.因而,有必要引入社会整合理论对这个问题进行继续研究.     

“信息人假说”的当代建构

信息是构成世界与人的基质。信息社会与网络时代所构建的“虚拟时空”,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人们对人性的传统认知,使得以往种种关于人的本性假说在信息网络时代面前显得缺乏解释力和说服力。在网络空间中,“信息人”是活动主体,是网络伦理所要调节规范的道德对象,同时也是网络精神的主要体现者。网络社会所赋予“信息人”的自由、平等与多元,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原则和伦理要求,也是信息人作为网络伦理的主体所应享有的权利,更是一种深刻的人性需要。这种人性需要,为信息科技推进网络自由、共享、平等、多元提供了社会动力,也使得“信息人假说”有了现实的基础与依据。“信息人假说”通过人的生存状态的更本质层面即信息交互作用层面,重新透视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将为人们超越以往传统社会的人性假说,获得网络时代人的行为解释的特定视角,求得对信息时代网络伦理与全球伦理发展的重要突破开拓一条全新的道路。     

论网络社会的人性关怀

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网络社会相较于现实社会结构,其人际关系呈现更多的虚拟形态.网络社会的平等性、虚拟性和自由性特点为人类社会提供了相对多的人性关怀.但网络社会需要现实社会的制度规范和道德约束,方能使网络社会的人性关怀功能得到充分体现.     

明太祖教化思想的民间实践

教化是古代中国统治者的治民之法,是对臣民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明太祖基于全方位巩固政权的需要,以“教化以学校为本”和“民自为师”的教化思想为主导,建立起自上而下的教化网络,将儒家的礼法观念和主导意识形态源源不断地灌输至基层社会.对明太祖民间教化实践的考察,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明初的基层控制问题.     

青年网络流行语流变中的价值观呈现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网络流行语的变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历程,折射了当代青年的社会心态和精神风貌,而且它还是一种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形式,经历了从政治倾向到经济倾向再到多元倾向的发展过程,其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化”的、“去主流意识形态化”的、“消费主义化”的、体现虚假“需要”和虚假“平等”性质的意识形态形式,并且具有极强的消费文化意味.因此,必须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青年化、故事化和立体化,唯有如此才能发挥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整合功能,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实效性,引领网络青年流行语的正确发展方向,使广大青年能够真正理解、认同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网络对社会交往行动的影响

南京大学童星教授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对社会交往行动的影响”(项目批准号01BSH010),最终成果为著作,鉴定等级为良好。该研究成果的主要创新观点如下:一、主张网络社会是一种“全新的现实的社会”。针对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流行的网络社会是“虚拟社会”的观点,提出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只不过它有别于原先的现实社会即日常社会。网络社会与日常社会相对,网络社会是信息社会的一部分,而虚拟社会仅是网络社会的一部分。二、认为网络社会的出现对传统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发起了根本性的挑战。1、社会化和社会角色。微观社会学…     

公众风险恐慌的社会法学分析——以“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为例

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法学研究理应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诸多社会风险,以提升政府的风险管理能力.“'7·23’甬温线动车事故”作为一个典型范例,大众传媒报道、公众情绪反应和概率忽视等因素综合促成的公众风险恐慌,需要政府审视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以风险信息披露为基础的风险沟通制度,并建立一种以技术化、专业化和规范化为基础的风险管理制度.     

网络空间的社会公正问题探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建立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加强网络空间治理,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网络空间的社会公正问题.互联网一方面推动了社会公正事业的发展,网络空间的自由性赋予亿万网民以平等的起点和平等的机会,网络参政和网络反腐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网络也催生了一些新的社会不公现象.维护网络社会的公正,需要我们从道德和法治上加强网络监管,也需要我们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理念,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元的网络文化.     

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本地化社会网络分析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揭示了我国已进入“独居时代”,特大城市是独居青年的聚居地,因此,特大城市独居青年成为了其中最值得关注的群体。运用2014—2015年“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对特大城市青年群体的本地化社会网络分析发现,特大城市独居青年对于帮助网和玩伴网表现出了“不需要”的倾向,社会网络的本地化程度较低,尤其是经常接触的人、谈心网和玩伴网的本地化程度都显著低于核心家庭青年。针对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社会网络表现出的“弱本地化”特征,本文从心理健康、高校工作、社区支持和社会包容四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圈层与权利承认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在中国社会的广泛应用,数字信息技术降低城乡、地区、群体之间信息不对称性的作用逐渐凸显。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运用数字技术链接城乡资源,在城市中依托原有关系网络,生成网络圈层并通过这种结群和自组织方式规避风险、寻找认同、追求承认。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圈层这种结群和自组织方式既是对传统农耕社会“差序格局”的“传统的再发明”,也体现着其城市融入的现实意愿。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圈层现象,政府和学界需要思考这种结群和自组织背后的主体考量及其影响,即需要在承认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具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民事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完善帮助新生代农民工不断实现对自身正当权益的现实追求,进而规避基于网络圈层而可能产生的各种消极影响和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