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分体用与性命要兼修——江右王门后学刘邦采的良知本体工夫论

刘邦采是江右王门后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运用比较观照的方法,通过先师王阳明的思想来透视弟子刘邦采的思想。可见刘邦采的“良知无见成”“良知分体用”的良知本体论与“性命兼修”“致虚致实”的良知工夫论虽从阳明学中可以引出,但实有别开新路的趋向。刘邦采渐离阳明之学别开新路的趋向有二：一是“良知无见成”与“良知分体用”偏离阳明“良知当下具足”与“良知只是一个”的良知本体论;二是‘复真阳”的“良知回归路’’与“性命兼修、立体致用”的“两种工夫”偏离阳明“致良知”的“良知扩充路”与“本体即工夫、工夫即本体”的“一个工夫”。刘邦采考察了德性的内在根据和修养的现实工夫,为当今社会的道德心理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支援意识。     

明代“江右王门”之文学观念

作为明代阳明学派的重要分支,在传衍心性之学的同时,“江右王门”以心学作为理论基础发表文学见解,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学观念体系。在创作门径方面,他们提倡以“师心”为途径,反对泥古不化;在情感表现方面,他们强调性情之真和性情之正;在文学功用方面,他们不仅重视文学的内在道德修养作用,而且强调其外在的经世为用价值。总体而言,“江右王门”之文学观念对“复古”“师心”“经世”等交织于明代诗文坛坫的理论命题多有关涉,既遵循儒家义理传统,又辅之以现实并发为评议,以经世为鹄的,其学理意识、地域特色以及时代针对性均见突出,对于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演变脉络的梳理探讨而言,其所具有的参考价值毋庸置疑。     

论江右王门欧阳德的动静体用合一说

欧阳德(1496—1554)字祟一,号南野,江西泰和人。王阳明擒宸濠后在赣州,欧阳德往求为弟子,在同门中最年少。嘉靖二年登进士第,出为六安知州。后累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卒年五十九,赠太子少保,谥文庄。有《欧阳南野先生文集》三十卷(下引仅注篇名)。 黄宗羲曾说:“阳明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明儒学案·姚江学案》)这话虽有一定根据,但并非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王阳明自正德十五年擒宸濠,处忠泰之变,揭“致良知”之教,居越后专事讲学。起兵往征思田,又于军旅中讲学,并致书越中、江右等地弟子,讲论致良知之旨。中间八年,良知之动静、体用、中和、已发未发、良知与一般知识的关系等,讲论甚明。良知范畴得到了多侧面、多层次的考察,《大学问》、《与陆元静》、《与顾东桥》等书即是明证,并非“未及与学者深究其     

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

1986年,初出茅庐的刘晓波向美学泰斗李泽厚挑战,在《中国》7月号上发表了《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与李泽厚对话》,此文曾引起了两种毁誉不一的极端性评价。当我们对前一阶段的美学研究进行一种必要的总结,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时候,李泽厚的“积淀说”和刘晓波的“突破说”便成为一种不容回避而又必须超越的课题,这也就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原因。本文力求在严肃的学术立场上就李、刘之争的美学问题加以讨论。     

论“王门四句教”

传统儒学形成于春秋时代末期,气象高远,规模宏大。汉代难为继,专以训诂和阐述为事。魏晋时期,受到玄学及佛学冲击,渐成颓势,自北宋起,转向本体论的探讨,成为理学,这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理学以程(颐)朱(熹)为主干,主张“性即理”,道德来自宇宙及人的本性,探讨宇宙的本性及规律,便可走向道德、规范与规律合一,进而与思维不可分,思维成为探讨道德的唯一途径,甚至成为道德的本质。南宋陆九渊起,力倡“心即理”,与程朱成针锋相对之势,以“情感”代替“思维”而为道德的本质(尽管古代一向贵性贱情,陆氏讳言情,但非思维,即落入情感与意志,此外无可回旋)。王阳明(守     

“关门弟子”六十五

我当过5年教师,教出的学生不下千人,可谓"桃李满门".自从调离教育系统后,便没有收过学生.我想,今生是不会再有"收徒"的机会了. 没想到,前些时竟然收了一个高龄的"关门弟子",而且是在"暴力"胁迫下收的,不收就有挨打的危险!谁?65岁的老爸!他要拜我为师,学习上网.     

试论“层累说”的方法论及其当代价值

“走出疑古时代”,是对疑古的告别而不是否定。没有疑古的准备 ,便没有古史重建的思想。疑古在需要冲破信古网罗的时代 ,无疑是震慑思想界的强办。它上承史界革命 ,是新史学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坏节 ,其历史地位是不可低估的。另外 ,融贯在“层累说”中的史学主体意识及顾先生“真”的历史观念 ,展示着他在史学理论上的成就 ,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性命自得”与苏轼之“闲”

从“闲”入手，考察苏轼“性命自得”的运思、创获。认为闲字具有防闲去蔽和闲适闲静两种指向，两者构戍了苏轼作品中多维的“闲”世界。在生存维度上，闲是安身之策，包括对政治的疏离和对生存状态的关照；在价值维度上，闲是立命之本，包括对社会、伦理、历史、文化“习规”的疏离和对斯文、价值的承担与构建，二者统一于审美的“为文”实践。苏轼之“闲”具有深刻的意义。     

“江右商帮”兴衰与赣商重塑

江右商帮曾经在中华经济发展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其兴盛主要是因为交通、资源、技术、人口流动四大优势。然而历经五百年活跃后江右商帮走向衰落,主要原因则是丘陵现象:收而不放,多而不高,平而不奇,散而不强。新时期重塑赣商,应大力打造名山效应,使赣商精神融进江西人的血液,无人不具,无处不在,则赣商重振指日可待。     

论江右王学的“致良知”

江右王学是阳明心学中的重要流派,此派坚持"由功夫以悟本体"的路向,通过渐修求良知,纠正了"见成良知"的泛滥.但江右王门的学者们在"寂"还是"感"时"致良知"、"良知"与"意念"的区别等问题上,均提出了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见解.这一学派总的变异轨迹是变"不睹不闻"为通过视听而格物明心,由静养工夫走向人生日用,体现了心学与理学日渐调和的趋向.     

试论张载的“两端”说

张载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不仅以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思想著称于史,而且创立了“两端”说,把我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张载认为,天地万物无不存在着“两端”;“两端”之间,无时不在“相感”“相求”,“相兼”“相制”,从而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他说:“天包载万物于内,所感所性,乾坤、阴阳二端而已”(《正蒙·乾称篇》。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又说:“天地变化,     

试论王夫之的“神理”说

“以神理相取”是王夫之诗歌创作论的核心命题,它包含着许多重要的美学见解。首先,“以神理相取”这个命题概括了构思阶段诗人进行艺术思维的主要任务和方法。诗情和诗景是构成抒情诗中艺术形象的两大要素。构思阶段,诗人进行艺术思维的主要任务,概括地说,就是捕捉诗情和诗景。但当神思方运时,外界物色纷至沓来,内在情思奔腾起伏,诗人既不可能将所有眼前景、心中情都搜罗得来,塞进诗中,也并非随意拾起一种情思和景色就能构成一个美妙的意象,因为在优秀的诗篇里情和景是十分投合、融为一体的。黑格尔说过:“在艺术创造里,心灵的方面和感性的方面必须统一起来。”(《美学》第一卷)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在构思阶段,诗人必须凭借巧妙的思     

试论陆机的“感物”说

陆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感物＂理论引入到文学创作论中。＂感物＂说以《易经》的阴阳之学为哲学思想基础,并在《礼记.乐记》中以探讨音乐的产生方式被正式提出,随后文人学者在文学创作的实践过程中加以广泛应用。陆机继承并发展前人经验,明确提出＂感物＂理论,并作了详尽阐发,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重大创举。     

试论石涛的“一画”说

“一画”是《画语录》的理论核心,与道家学说尤其是《周易》关系密切．就技法而言,与我国以毛笔作画的“线”有关．石涛立“一画”之说是“借古开今”,表其自我创造意识。他的理论虽不无玄虚之处,却有很强的创造精神和理论意义。     

“形神双修”:先秦道家身体观及其当代意蕴

近年来,身体逐渐成为这个消费社会最美的消费品。身体在消费主义文化所倡导的自我解放过程中,不自觉地被消费主义文化所奴役和"客体化"。文章试图回顾和阐释先秦道家思想中的身体话语,并为当代消费社会中的身体实践提供一些智慧与启迪。在先秦道家思想谱系中,身体超越了行躯之身的简单意涵,更多指向"身心一如"的生命整体,身体由"形—气—神"三个相互联系的结构组成,通过"以气为本,行神双修"达致修身之境。这为当代消费社会中的身体困境提供了与西方风格不同的东方意蕴。     

试论王闿运的“治情说”及其审美倾向

对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中国古已有之。迨至近代,王闿运标出“治情说”,对作家创作心理和读者审美心理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王闿运(1832—1916)是湖南湘潭人,字壬秋,一字壬父,号湘绮。他历经清末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而入民国,终年八十五岁,人称“湘绮老人”。他是当时“汉魏六朝诗派”的盟主,曾被奉为“诗坛旧首领” (《光宣诗坛点将录》)。有《湘绮楼诗集》、《湘绮楼文集》、《湘军志》等传世,其门人辑有《湘绮楼全书》、《湘绮楼说诗》。     

“安于义命”:二程的性命哲学及其道德旨趣

作为程朱理学的创始人,二程继承了儒家的天命论和道德追求,在天、理、命、性为一的前提下,强调"命在义中",将践履仁义道德说成是人的天赋之命和人生追求。在此基础上,通过"以义处命"和"安于义命",二程提出了一套具体的待命之分和践履工夫。     

试论王阳明的“心即理”说

对于王阳明的哲学体系,明末学者黄宗羲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 “先生以圣人之学,心学也,心即理也。故于致知格物之训,不得不言致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以知识为知,则轻浮而不实,故必以力行为工夫。良知感应神速,无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也。”对这一评述,尽管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但集中概括了王阳明学说的基本内容,则是大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试论社会有机体的“文化症候说”

社会有机体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文化特质构成的复合体,它呈现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有机耦合的“3S模式”。社会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必然会因为物质文化传递的选择性、制度文化配置的稀缺性和精神文化变迁的滞后性而出现文化出入的失衡,体现在社会“文化症候”的出现。文化症候说是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社会有机论的发展,对我们用系统思维研究当代文化变迁及和谐社会构建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学术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