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文学的突围--论贬谪情结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本文试图探讨贬谪情结对封建文人在走出生命的困境与文学的困境中所起的桥梁作用.通过分析贬谪模式,作者认为人格理想是造成封建文人贬谪流放的最终原因,形成了他们郁结不散的贬谪情结;贬谪情结激发了封建文人的创作心理,以贬谪为界,呈现出鲜明的创作分野;贬谪文学成为他们最重要最完美的文学,成为苦难枝头上最绚丽的花朵.     

雄直劲健:刘禹锡贬谪诗文的风格主调

刘禹锡、柳宗元、韩愈、白居易、元稹五大诗人在中唐贞元、元和之际均多次遭贬,形成了此一时期一个独特的贬谪文人群体。他们在谪居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以贬谪为主题、抒发个体忧怨的文学作品,无不充满浓郁的悲剧气息。值得注意的是,对元和贬谪文学的创作来说,诗人们生命沉沦的身世遭际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则在于是否能由此身世遭际激发起一种顽强抗争的心理动力,能否激发起一种充满活力行健不息的生命意志。如果不仅得到了激发,而且在其文学作品中给予了充分有力的表现,那么,其悲剧精神便达到了最高层级,其文学风格也必将呈现出雄直劲健的色彩。     

赵冬曦岳州贬谪诗试论

赵东曦随张说贬到岳州之后,他积极参与张说等贬谪诗人的游宴酬唱活动,创作了大量的贬谪诗,成为当时岳州贬谪文人群体的重要一员。在这些贬谪诗中,他积极介绍和描绘岳州著名的自然山水、人文景观,自由抒写遭受贬谪的苦痛和郁闷,为宣传岳州,推动湖湘贬谪诗歌的创作乃至唐代山水诗的繁荣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国贬谪文学和贬谪诗人类型分析

贬谪是我国自古就存在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漫长的封建时期产生的贬谪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政治角度分析,贬谪可以分为正向贬谪、负向贬谪和战略贬谪;从人格独立程度而言,可以分为他贬诗人、自贬诗人和吏隐诗人。对我国贬谪文学和贬谪诗人进行类型分析,可以考察贬谪文学产生时的知识士人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从而推究古代文学魅力永存和繁荣的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生成原因。     

死亡、孤独与良知的剥离

人是生而在世界之中的。在世界之中存在,则人之心多为功名利禄嗜欲所牵,人之存在则易陷溺于外在物物缘缘相生的纷乱中。阳明因宦官刘瑾弄权被贬谪至贵州龙场,这种贬谪使阳明从已有世界脱落,被动地摆脱了功名利禄嗜欲。繁华喧嚣的世界远离而去,惟剩下亘古自然、孤独、死亡与其相伴。正是在这种孤独、死亡的交相逼迫中,良知如日月从固有的生命存在中昭昭而出。     

吾安往而不乐——苏轼人生智慧之一瞥

苏轼在贬谪生涯的忧患磨难中淬炼出“吾安往而不乐”的人生智慧。苏轼用这种智慧洞彻人生真谛，在极度困厄中能够达到心境的闲适旷达、廓然无累，赋予了日常的睡眠、饮食盎然的生命乐趣和人文意义。     

论刘禹锡贬谪诗中的“骚怨”表达

刘禹锡是中唐一位有重大影响的诗人,在其23年的贬谪生活中,创作了大量的贬谪文学作品。在作品中或直接地表达对当局的讥刺,或借助于南国风物民情表达心中的忧怨,表现出了鲜明的“骚怨”倾向。同时,后期创作的民歌风味的作品中,又超越了“骚怨”的浅层表达,成为贬谪文学创作的优秀代表。     

洛阳才子谪湘川——贾至贬谪岳州的诗文

盛唐诗人贾至贬谪岳州三年,留下来约三十首诗和一篇散文。诗歌可分为送别寄赠诗、思归诗和山水诗三类。其总体风格是有哀怨而无愤怒,气度不凡。在众多唐代贬谪诗作中别具一格。     

贬谪文学中“地景书写”的文化解读

贬谪是中国古代一种很常见的政治现象,由此形成的贬谪文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特有的文学现象.自唐代起,众多贬谪士人的文学创作就已具有“画师眼光”“禅道境界”的追求,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诗情”“画意”的进一步交融,由是形成了贬谪文学中“地景书写”的博大与精深.贬谪文学中的“地景书写”是贬谪诗人以其独有的目光审视流寓之地的风物人情,客观上也是对某些特定景观所进行的一次审美观照,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地理再发现,意味着空间的再生产,通常都具有不同于本土作家的地域经验,表现出相当深厚的民间情结与地缘意识,因此具有独特的文史价值,以及对某些地域性知识进行重建和表现的功能.     

"避世"与"抗世"的矛盾结合——南宋贬谪词对张、柳渔父意象的继承及其原因探析

唐宋贬谪词中渔父意象的原型,远溯自庄子<外物>、屈原<渔父>,近承于张志和<渔歌子>,柳宗元<江雪>.南宋贬谪词中的渔父意象运用得格外频繁.其意象所表达的含义,是对张氏渔父避世精神和柳氏渔父抗世精神的继承与结合.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渔父意象中隐含的庄子、屈子形象与南宋贬谪词人在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贬谪的原因上具有相似性;其次是南宋贬谪词人大多有"避世"的客观条件,即有较为丰足的物质基础;再者是因为南宋特殊的时代环境形成了文人"进则尽节,退则乐天"的思想,在文学上又有北宋苏东坡以及南宋赵构作榜样.     

论刘长卿两遭贬谪的社会根源

关于刘长卿的事迹,大都认为《新唐书·艺文志》中贬谪一次的记载有失偏颇,学界以史实及刘诗为依据考证出刘长卿曾两次被贬官:至德三年(758)正月摄海盐县令,不久因事系狱,随后被贬南巴;大历十一年秋,被贬为睦州司马。贬谪给刘长卿带来巨大伤害和痛苦,共耗费其约16年的光阴。刘长卿的贬谪背后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专制制度的决定作用,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润,盛中唐之交官场黑暗、文人不受重视的社会状况。     

唐宋贬谪文人与江西文学

唐宋时期是江西贬谪文学的繁荣时期,这不仅表现为贬谪文士数量的众多,而且在文学创作上亦出现了新的艺术高峰。江西贬谪文学在主题上抒写政治失落的幽愤和迁谪情怀的痛楚,在艺术上借助山川风物来表达不平则鸣的心绪。贬谪文人促进了江西文学和文化的繁荣,贬谪文学是江西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宋海南贬谪文人心态之比较

唐宋两代被贬谪到海南的文人众多,唐宋两代贬官在海南创作的诗词,李德裕与卢多逊为代表人物,两人的诗词反映出唐宋两代贬谪文人不同的谪居心态.相比较而言,唐代的贬谪文人在诗歌中体现的感性成分较多,情绪多悲观、凄怆、愤激;而宋代文人在诗文中则表现出了较为豁达、平和、超脱的心态.唐宋文人的这种心态差异不仅是个人性格、学养、处事方式的差异,也与时代文化精神有着密切关系.     

论杜甫对南宋高宗朝贬谪诗坛的影响

在南宋高宗朝"江西诗派"雕琢文风大行其道的情形下,其时的贬谪爱国诗人们,能够保持清醒独立的头脑,在诗歌内容的忠贞爱国品质、艺术风格上的沉郁顿挫及句法艺术上的锤炼等方面认真汲取杜诗的营养,并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同时也体现了伟大诗人杜甫对南宋高宗朝贬谪诗坛的深远影响。     

宋代贬谪诗文的高旷情怀述论

宋代遭受迁徙、贬谪之苦的诗文家众多 ,宋人在贬谪期间所创作的诗文 ,在文学风格和审美情趣上与前人 (特别是唐代 )有所不同 ,大多表现出高旷平远、淡泊闲吟、乃至戏谑调侃的特征 ,实现了对传统贬谪诗文以悲为美、且多表现哀怨愁苦的超越     

论宋代贬谪词之三大情感类型

宋代贬谪词有三大情感类型:感伤缠绵、悲愤执着、旷达平和。其中,感伤缠绵类包括时光流逝之感伤、功名成空之感伤、漂泊无依之感伤;悲愤执着类情感包括对对奸佞小人的指斥、对自我高洁人格的标榜和肯定、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旷达平和类包括在山水自然中的旷达,在佛道思想下的旷达,以及旷达的最高化境——随遇而安、无往不适。这三种情感类型分别受到宋玉、屈原和陶渊明的巨大影响。从时代上来看,感伤缠绵类情感在宋代贬谪词中最为普遍,但更典型的表现是在北宋贬谪词中;悲愤执着的情感集中表现于南渡前后;旷达平和的情感虽在北宋苏轼笔下有突出表现,但更普遍地表现于南宋贬谪词中。     

论刘长卿诗歌创作中的“夕阳”情结

刘长卿诗歌创作有一种很深的“夕阳”情结 ,其诗中仅“夕阳”、“落日”等意象就反复出现达10 0多例。“夕阳”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或象征唐帝国的衰微 ,或象征时光易逝、青春不再、年迈衰朽 ,或象征生命无多、死亡将至 ,或象征怀乡念人等等。这既与其亲历安史之乱、感受到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变迁有关 ,也与诗人迭遭贬谪的坎坷经历有关 ,更与唐代诗风的变化密切相联。     

苏轼的岭南贬谪生活与《和陶诗》的境界

考诸苏轼《和陶诗》的创作过程,不难发现,苏轼被贬谪到岭南的惠州、儋州之后,《和陶诗》才开始大量出现。这充分说明了艰苦卓绝的岭南贬谪生活经历不仅是《和陶诗》创作动机的触媒和人生境界的转变,而且也是其人生体验的极致和审美体验的升华,同时还是其宦海生涯的反思与总结。而这一视角却少有论者涉及到。因此,研究苏轼之岭南贬谪生活体验与《和陶诗》之境界的关系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梅岭题咏与贬谪文化

梅岭诗作是历代文化名人在梅岭留下的足迹、思想和情感的反映 ,它在内容上表现为怨愤郁抑、感物伤怀 ,而在艺术上却是托物写景、比兴隐喻。梅岭诗作是一种文化心态的折射 ,是历代贬谪士人心灵的一面镜子 ,它深化了中国贬谪文化的内涵。     

白居易忠州诗文与刘禹锡夔州诗文之比较

白居易与刘禹锡是中唐同年出生的两位名诗人,都曾先后贬谪巴渝分任忠、夔二州刺史。本文从六个方面比较二人巴渝时期的创作异同,并适当扩展到贬巴渝前后的诗作比较,从中可以深入探索他们虽同处逆境,而在人生态度、性格心态和胸襟气量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