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东方之日》的主题

《齐风·东方之日》一诗凡二章,一章各五句:“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 关于这首诗的主题,有许多说法。毛序:“东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仪也。”姚恒《诗经通论》:“此刺淫之诗。”陈子展《国风选译》:“《东方之日》也是所谓‘男女之词’,写男女关系的诗。”     

骚体渊源新证

一《楚辞》的句式与《诗经》有明显的区别,游国恩先生把这种句式的特点归纳为“长言短咏,托体兮猗。”后世一般把用这种句式写的诗称为“骚体”诗。在探讨这种句式的渊源时,游先生首先注意到《诗经》,他把《诗经》中“在句尾或句中一律用一个助词——‘兮’字”的诗     

《诗经·甫田》错简臆断

《诗经·齐风》是春秋时代齐国(今山东省)的诗,存诗十一篇。其中的《甫田》诗三章章四句,从形式和内容方面考察,似有错简。兹移录原诗如下: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无田甫田,维莠桀桀。无思远人,劳心怛怛。婉兮娈兮,总角卯兮。未几见兮,突而弁兮。     

《野有蔓草》新解

《诗经·郑风·野有蔓草》是一篇小诗,当代研究《诗经》者公认为这是言情诗。细味诗意,终觉言情说欠妥。移录全诗如下: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滚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藏。余冠英先生说:“这首诗写的是大清早上,草露未干,田野间一对情人相遇,欢喜之情,     

《诗经》与孔子的诗学思想

《论语》和《诗经》的关系非常密切,过去人们多有论述,但仅限于一般的引《诗》用《诗》,所以,相对表面化。本文全面考察《论语》引《诗》用《诗》情况,重点在于暗引部分,以揭示出孔子与《诗经》的关系及其儒家诗教的渊源。     

诗经研究述评

诗经研究述评，偏重于从古至今的历史性的介绍，力图能比较客观地勾划出诗经研究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面貌。同时也拟对诗经研究的角度与方法，诗经研究的发展趋势，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与看法。先秦的诗经研究《诗经》在先秦时代称之为“诗”或“诗三百”，到汉代才被列为经典著作，始有《诗经》之称。但《诗经》在先秦时代就有很高的地位。《左传脂公二十七年，晋国的大臣赵衰说：“《诗》、《书》义之府也。”可见早在公元前633年之时，诗经》的崇高地位业已确定，它被人们公认为义理的府库。又据《左传》的记载，季扎到鲁国观乐时，对《诗…     

《诗经·葛覃》的主人公和主题

《诗经·葛覃》原诗如下: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 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呜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 是刈是濩,为絺为络,服之无斁,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 薄澣我衣。害澣害否,归宁父母。 这首诗的主人公是什么人?它的主题又是什么?这些问题,《诗经》时代的其他书籍没有提供出什么旁证。两千年来,许多学者和专家对此进行过分析、探讨,做出过种种推测和猜想,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且由于多未切中原诗本意,所以皆不能贯通全诗。下边,我们先举几种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分析一下。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周代燕礼之饮食——《诗经》燕饮诗研究之三

通过解析《诗经》燕饮诗,再参考《礼记》等典籍,我们可以了解周代燕礼饮食的基本面貌饮食品类、饮食的制作、饮食的摆设规则、饮食礼仪及饮食的顺序.《诗经》燕饮诗是周代燕礼饮食文化的活化石,在展现周代燕礼饮食面貌方面,其价值远远超过了《仪礼·燕礼》《礼记·燕义》.因此,应该充分肯定《诗经》燕饮诗的文化价值.     

《诗经》征戍诗简论

征戍诗在《诗经》中约占七分之一,是《诗经》的重要内容之一。征戍诗的思想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讴歌明主伟业的民族颂、颂扬英雄主义的正气歌、吟唱怀远念家的相思曲和描绘田猎盛况的赞美诗。《诗经》中的征戍诗,与整部《诗经》敦厚、中和之旨相谐和,在庄严中透出温和,激昂中显出节制,表现出崇德尚义、敦亲睦友的人情美。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诗经》中几个问题的研究

《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五经”之一,也是当前高校和中学文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诗经》的研究有若干问题值得探讨。文章就孔子是否删诗,对《诗.序》的评价,“风”、“雅”、“颂”的不同价值,“风”中反映的周代婚俗四部分作论述,以供《诗经》教学和研究作参考。     

从人文精神角度看《左传》用《诗》

《左传》中大量出现的引《诗》、赋《诗》、作《诗》现象反映出春秋时期的人文精神。人们以《诗经》作为道德品行、事理判断和礼仪风度的准则,而《诗经》本身所具有的语言形式方面的特点,也是《左传》用《诗》之风盛行的原因之一。春秋人将《诗》政治化、道德化的过程正是提升《诗》的人文精神的过程,是将《诗》的属于人的自然内涵部分纳入社会人文精神的视野范围予以重新审视的过程,是对《诗》的重新发现和解释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诗》论及其美学价值

孔子和《诗经》有着密切关系。孔子又是儒家诗教的奠基人。孔子论《诗》继承了春秋时“赋诗言志”的传统,既重视《诗经》的社会功效,又把《诗经》中的诗句和个性修养相结合,与仁礼教化相结合,为儒家诗教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孔子论《诗》注重诗的本体特征,有较高审美价值,对人们认识《诗经》的文学价值有重要作用。     

朱熹“《诗》说”述要

朱熹是《诗经》学术史上革故鼎新的风云人物,其《诗经》批评资料异常丰富。择撷朱子原话,以《诗》说命题形式,评述其相关思想观点,大抵涉及朱子论《诗》之效用、《诗》之垂教、《诗》之序言、《诗》之本意、《诗》之手法等五个方面,以揭示和概括这位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诗经》批评的基本内容。     

19世纪《诗经》英译本序言比较研究

19世纪4部《诗经》英语全译本的序言颇具特色,理雅各1871年译本与1876年译本的序言是学术性译介导论的典范,詹宁斯译本序言侧重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下对《诗经》知识的普及,阿连壁译本序言体现出《诗经》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趋势。这几部英译本序言以西方文化视角审视传统诗经学,批评传统解诗中穿凿附会的弊病,提倡用历史方法解诗,展开跨文化对话,促进《诗经》多元化阐释,推动《诗经》海外传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诗经》宴饮诗的儒学文化意义

《诗经》的宴饮诗反映出仁爱精神与道德理性在周代文明中成长了起来,它塑造了情感兴发的诗教传统以及即生活即宗教的儒家人本精神。在《诗经》的宴饮活动中,重在情感抒发的“乐”与重视人伦秩序的“礼”统一成为儒学的文化特质。《诗经》中情感兴发为开端的诗教精神与《易传》中忧患敬畏为开端的教化思路,共同构成了儒家的教化传统。《诗经》的礼乐精神,经过情感本体论的现代诠释,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美学之维。     

黄道周《诗表》的诗学观及其意义

《诗表》是黄道周撰作的有关《诗经》年代学方面的著作。它虽然继承《诗谱》以史解诗之传统,但不同于《诗谱》依据天文地理学知识的编排方式,它的十二部、三十六表的划分是建立在历史学基础之上的。《诗表》历史伦理主义建构显然超越了《诗谱》,它对于明代另一部《诗经》年代学著作《诗经世本古义》起着一定的影响。     

高邮王氏释诗凡例说略

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有关《诗经》的论述和段玉裁的《诗经小学》是清代《诗经》训诂中的双璧。段氏多以《说文》、《尔雅》、群经证《诗》;而王氏则更重于以诗释诗,以诗证诗。在贯通三百篇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诗例、章法、句式、字义、用韵等方面发凡起例,循此以求,“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这就不能只局限于一字一句的训释,而必须窥其全豹,通其大要,发其内蕴,从纷繁的语言材料中总结出那些带根本性的条例,用以指导实践,把训诂学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