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天津

“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是戊戌变法失败后 ,逃亡海外的梁启超提出的文学变革口号 ,这两个“革命”作为维新派在 19、2 0世纪之交发动的整体性文学变革的组成部分 ,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其最初的孕育、发生 ,是与天津分不开的。一　　“诗界革命”的口号 ,最先出现在 1899年梁启超《夏威夷游记》一文中。他提出诗界革命的原则是“第一要新意境 ,第二要新语句 ,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在此后的《饮冰室诗话》中又举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为“近代诗界三杰” ,作为诗界革命的样板。可见实际上早在口号提出之前 ,以革新诗的意境、语…     

士人伦理的嬗变与道德革命的艰难--试析梁启超《新民说》的伦理观

《新民说》是梁启超 2 0世纪初发表的以“新民”为意旨的文章结集 ,内中集中体现了他的伦理思想。在《论公德》等章节中 ,梁启超对旧的礼教纲常进行了批驳 ,力倡“道德革命”之说 ,充分意识到伦理道德在文化更生和转型过程中的深在效用 ,直开五四先声。但在《论私德》等章节中又对自己的“道德革命”论进行了自我消解 ,他的犹豫正体现了近代士人伦理嬗变的艰辛。在《新民说》中 ,梁启超始终贯穿了一种道义论的伦理关怀 ,对德育与智育的不平衡发展深表忧思 ,极富现实意义     

蔡锷与梁启超关系初探

人们通常认为,蔡锷是推翻帝制的元勋,再造共和的英雄。但是,我国史学界对蔡锷本身思想发展的复杂过程及其与梁启超的师承关系的探讨,尚待深入。蔡锷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思想经历了大幅度的跳动,而他的思想乐谱中每一个音符的变化,几乎都与梁启超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真正接受维新思想也是在进入时务学堂,接受梁启超的教诲之后,无论是在平静的学堂教学中,还是在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里,蔡锷与梁启超都密切保持着师生关     

1905—1907年汪精卫梁启超关于种族革命的论战与伯伦知理《国家学》的关系

在20世纪初的革命、立宪两派的论战中,汪精卫梁启超关于种族革命的论争与伯伦知理的《国家学》有一定的学理渊源。两人都重视伯伦知理关于民族与国民的学说,并以“民族”与“国民”为基本概念来分析民族不同同为国民的可能后果,作为各自主张的重要理论依据。     

蔡锷与云南护国起义

蔡锷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和杰出的军事家,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成功地领导了云南辛亥武装起义;二是领导了反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本文试将蔡锷在云南护国起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加以探讨,以向同志们求教。一、辛亥革命前后的蔡锷蔡锷从一八九八年初入长沙时务学堂起,即深受在该学堂任教的梁启超之赏识和影响。当时中国的政治腐败,“外族之凭陵”,激起了出身贫苦的蔡锷的爱国热情。他说:“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决心投笔从戎。一九○二年,蔡锷在梁启超的帮助下东渡日本,入东京士官学校学习,成绩优良。一九○四     

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

梁启超青壮年时代是一位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近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其中有些论著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饮冰室诗话》,不仅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倘以1920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分成前后两期(这里是为叙述方便所作的假设,并非梁启超一生文学活动的分期):前期的文论多侧重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索,政治色彩比较浓重;1920年后,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则多属     

清末师日立宪的尊皇取径与困境

清末立宪在君权体系下接嵌西式民权制度,在政权形式上是一次具有结构性意义的转型尝试,其蓝图与模型主要是《明治宪法》及相应的法政理论。《明治宪法》以尊崇天皇为基底,由此产生天皇总揽统治权的“国体”与“立宪政体”的分立与纠缠,本质上是君权、民权紧张关系的表征。清季朝野各方根据明治立宪模式探索改制路径,因君权、民权立场的差异,持续引发中国的“国体”属性和“国体”“政体”关系的激烈争论,衍生出各种言人人殊但又交织互动的“国体”“政体”观念和主张。清廷试图模拟《明治宪法》,以主权在君的君主国体统摄立宪政体,立宪派则有意淡化君主国体的君权色彩。在汪精卫提出立宪以变“国体”为前提后,杨度甚至声称君主国体亦可由国会总揽统治权,与民主国体无异。清廷固守君权,与革命党、立宪派的民权诉求愈发冲突对立,改制困境日益凸显,预示了革命的必然。     

变革与革命之上——《新中国未来记》新释

长期以来，梁启超唯一的小说创作《新中国未来记》只是作为分析梁启超由革命到变革的思想转向的论据被论者提及。但事实上，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作品所展现的理想政治和志士救国的图景，能够体现出梁启超以“公”为指向的超越“革命-变革”二元对立的政治理念，更寄托着梁氏对中国社会深切而婉曲的忧虑和期望。受日本政治小说家末广铁肠作品的启发，《新中国未来记》以对“立宪期成同盟党”的设想透露出梁启超对保皇、革命两党团结协作的企愿；而比末广氏小说更胜一筹，《新中国未来记》还描写了不同志向的人物及他们之间的敬服和结交，表现了梁氏切盼志士团结的心意。总之，比起革命或变革的政治理论，梁启超更重视政党与志士联合的政治伦理，以期集中力量救国纾难。     

张钟端民主革命思想述略

张钟端,字毓厚,又名鸿飞,河南许昌人。1905年赴日留学,不久加入同盟会。1907年12月,同盟会河南支部在东京创办《河南》杂志,推张钟端任总经理。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先后在《河南》杂志发表了《平民的国家》、《对于要求开国会者之感喟》、《劝告亟行地方自治理由书》、《土耳其立宪说》、《中东思想变迁及其融合》和《蝶梦园诗话》等文,充分表达了他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对清廷腐朽卖国的愤懑;对立宪党人卑污言行的蔑视;对国民以自振自立精神奋起革命的热望。 1911年夏,张钟端毕业于东京中央大学法律系,返国后初至湖北,往来于汉、宁、沪之间,从事革命活动。武昌首义,各省响应,独河南寂然无闻,作为河南籍的革命党人,不免内疚。况河南绾     

吴玉章是《四川光复始末记》的作者

中国同盟会四川特派员吴玉章(永珊),于辛亥保路风潮中由日本衔命回川。他沿途联络同志,发动群众,与四川党人一道,成功地将保路运动转变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他作为新成立的蜀军政府代表赶赴南京参加工作,同时向同盟会本部复命。《四川光复始末记》即系他至南京后关于四川辛亥革命情况的报告,于1912年1月28日、29日,2月4日、5日分四次连载于上海《民生报》,刊发时没有署名。四川辛亥革命曾掀起了重重怒涛大波,头绪纷繁,起伏多端。在辛亥七·一五前,是以成都为中心舞台的保路风潮,蒲殿俊等立宪党人是活跃于前台的风云人物;成都血案后,一转而为血火交激的反清武装斗争,并形成了以荣县为根据地的成都东南战场。吴玉章、龙鸣     

蔡锷对民初政党的态度及其与进步党的关系

<正> (一) 蔡锷对民初政党的态度及其与进步党的关系问题,是与蔡锷这一时期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相联系的。民国成立后,围绕着所谓议会斗争,各派政治势力异常活跃,政党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这时素怀致治抱负的云南都督蔡锷也跃跃欲试。他私下对人说:“吾辈革命,非徒破坏,尤须建设。然建国必须联合意志相同、患难相依之人,共同努力,方能有成。”并亲自草拟公约,在云南组织建国团,准备大干一场。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蔡锷又忙于军政     

蔡锷确曾参加过进步党

蔡锷是否参加过进步党?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桩悬案。新近出版的谢本书同志的《蔡锷传》一书,否认蔡锷参加过进步党。他说: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进步党宣告成立,在其宣布的名誉理事名单中,“蔡锷榜上有名。有人即依据这个名单认为,蔡锷是进步党的成员”;“然而,这个名单中的某些人士,明显地不是进步党成员”;“蔡锷自脱离统一共和党以后,从未提及过自己再参加任何党派的问题;蔡锷如果真参加了进步党,这与他声明的军人‘不党主义’显然是矛盾的。他除了进步党的名誉理事名单以外,并没有其他材料证明蔡锷参加过进步党。”(见该书     

从《庸言》看梁启超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尤善于以其如椽之笔,从事宣传,鼓吹改良主义。他一生创办了多种报刊,时人称为“报界之大总统”。民初他从日本回国后即在天津办起了《庸言》杂志,宣传他的政治理想和主张。本文拟就梁启超与《庸言》的关系作些剖析,或许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研究不是无益的。     

蔡锷出京与袁世凯的智斗及史实订正

关于蔡锷出京一段历史是颇具传奇色彩的。1915年末,在北京帝制运动的一片喧嚣声中,蔡锷悄然离京赴日本,又潜赴云南,举起了护国的旗帜。蔡锷成为“再造共和”的伟人后,这一段历史便被人们编写成为生动有趣的故事,以致众说纷纭,一些史书也难免受其影响,认为蔡锷是逃离北京的,然后从天津不辞而别潜赴日本。(见《蔡锷传》第94—97页;《护国运动史》第141—142页;蔡端:《蔡锷集》第43页)实际上蔡锷由北京到天津,由天津到日本都是经过袁世凯批准的。当时的《政府公报》登载了蔡锷的四个呈文和袁世凯的批令,有助于我们澄清这一段历史真情,也可以看出蔡锷所采取的斗争策略。     

梁启超地理史观述论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颇有志于史学。1901年,他发表了《中国史叙论》,1902年又发表了《新史学》一文,从而揭橥了“史界革命”的旗帜。他认为,要激发民众的爱国精神和民族主义意识,团结其合群之力,使中国能自立于世界万国之林,必须创立能“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的新史学;新史学必须蕴含着哲学的理想,否则就不能成之为良史。为此,梁启超着意于“历史哲学”的研究。他大量涉猎西方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著作,广撷博采,特别是汲取了西欧地理学派的一些观点,伸衍挥发,连续撰写了《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一系列的论文,集中表达了他的地理史观。本文拟就此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就正于同志们。     

1903:梁启超的国家学说和经济构想

1903年前后,梁启超30岁左右,思想相对成熟,创作欲也极其旺盛,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论著,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和政治个性,成为清末中国政界和文坛的一颗璀璨的新星。全面论述这一时期梁启超自立的过程及其文化结构是很困难的,这里仅就梁兴趣较浓的国家学说和经济体制进行简要的历史评说。 一、国家学说 梁启超一向视国家学说为政治学的核心和政治文化的支柱。他的政治文化建树虽说是以欧美的资产阶级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为思想指导,但研究最具体而深入的是国家学说。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反映了社会前进的步伐。他在《立宪法议》一文中指出:“抑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按之公理,凡两种反比例之事物相嬗代必有争,争则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此理势所必至也。”①从这种历史演进的必胜的认识出发,梁启超刻苦研究并大力宣传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和国家制度,1903年前后发表的有关的论文不下20篇。在梁启超的笔下,立宪政治反映了人类争自由、求发展的本质,是天赋人权论的具体体现。为构筑自由为体,智慧为用的政治文化,他从三个大的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     

梁启超的两种“新文体”

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我们一般较多关注到其中的一种而多少有些忽略了另一种。事实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提到了两种新文体：前一种是他“以宣传为业”时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的新文体;后一种是作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的“‘纯文艺’之文”的新文体。前一种侧重引入东瀛文体之“新名词”,后一种在主张“代译西籍”的语文翻译之外。也重视从文体古今流变的延续发展中锻造“国语新文学”。摸索二者的变化脉络,可知梁启超对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和“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的不同态度。因此前后提出的两种新文体,既是梁启超为寻找理想的文学形式而进行不断探索的执著表现,也显示其在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之间的摇摆择抉。《清代学术概论》作于1920年,梁启超对两种新文体的论述,既是他对清末趋新文学的回顾总结,也是与五四新文学的对话商榷。     

新视野、新史料、新方法：梁启超研究的新进展——读夏晓虹《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陈平原先生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博士论文是一个人进入学术界的入场券。而对于夏晓虹先生来说,她早在1984年完成的硕士论文《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就已经奠定了她之后学术道路的第一块基石。三十年过去了,夏先生不仅相继出版了《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阅读梁启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等梁启超研究专著,而且还经过艰辛的爬梳整理,     

蔡锷与黄兴

蔡锷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梁启超的亲密关系,是众所周知的。蔡锷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黄兴也有频繁的交往,知之者却甚少。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蔡锷还在云南担任都督时,黄兴曾写一对联赠送蔡锷,全文是:“松坡我兄正之: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民国二年夏六月。黄兴书于申江。”这说明蔡锷与黄兴早在辛亥前     

也谈蔡锷派滇军援川援黔的动机和责任

援川、援黔是辛亥云南起义后,以蔡锷为首的滇军都督府相继采取的两项重大军事行动。其结果,在四川残杀了同志军,在贵州镇压了自治学社,应该予以否定。对此,学术界尚无多少分歧,本文亦无须赘述。目前,争议较多的问题是,究竟蔡锷派滇军援川援黔的动机是什么?蔡锷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笔者不避孤陋,谈点自己的看法。(一) 关于蔡锷派滇军援川援黔的动机,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蔡锷是替立宪派争夺地盘,割据西南;另一种认为,蔡锷的动机是“无可非议的”,是“北伐过程中,形势发展所造成的”。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均有不足之处。对前一种看法作如下商榷: 其一,这种看法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有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杨昌铭《贵州光复纪实》(载《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萧子有《贵州自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