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资产结构与经济周期关系的实证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资产结构随经济周期变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基于1992-2002年我国上市公司统计数据的研究发现:流动资产对总资产比率、流动负债对总资产比率与实际利率和产出缺口均负相关;总负债对总资产比率、流动资产对总资产比率减流动负债对总资产比率与实际利率负相关,与产出缺口正相关;长期负债对总资产比率与实际利率和产出缺口正相关.上述结论揭示了经济周期由长期投资驱动的特征、长短期资金来源与长短期资金占用存在顺周期错配的现象和利率对资金错配有显著的逆周期回归功能.我国货币政策具有强烈的追求经济增长的动机,由此产生过度债务融资行为.平稳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实际利率产生股权融资偏好,随着实际利率降低(提高),股权融资偏好程度减轻(增强).     

货币联盟的最优财政转移规则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货币联盟的财政一体化及财政转移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货币联盟的最优财政转移规则应以消除两国产出缺口差为目标。财政转移能够改善货币联盟福利,且福利所得随着本土偏好、政府支出产出比、冲击持续性、冲击波动率、价格和工资粘性的增加而增加。最优规则优于钉住消费缺口、价格通胀及工资通胀的简单规则。债务援助和财政转移的福利比较表明,当受援国只归还一部分债务,债务援助福利与财政转移一致;当债务利率高于无风险利率,债务援助福利小于财政转移。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非线性影响——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为制度背景，结合财政制度环境因素，深度探讨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2009—2017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财政分权水平会刺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随着财政分权水平扩大，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财政分权反而会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财政透明度是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拐点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区财政透明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抑制效应越容易挤出刺激效应，更早出现两者的拐点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债务风险水平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     

控制权类型、银行债权优先结构与权益代理成本——基于金融危机背景的实证分析

基于金融危机背景,分别以2007年308家上市公司和2009年60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探讨银行债权优先结构对权益代理成本的影响,并比较不同控制权类型上市公司的债权优先结构对代理成本影响效果的异同.研究结果显示:(1)银行债务融资有助于降低权益代理成本;(2)质押、抵押债务融资比率与权益代理成本呈显著正相关,尤其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3)保证债务融资比率与权益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保证债务的治理效果更好;(4)金融危机前期和后期的实证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这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我国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动态分布回归与误差修正模型

通过建立模型,利用动态分布回归与误差修正模型,选用1996-2007年的年度数据,对我国消费与收入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长期来看人均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消费将增加0．8991个百分点;短期来看人均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消费将同增加0．2886个百分点,短期消费与收入关系的数值比长期关系的数值小。可以从调整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树立居民的消费信心,改变消费观念及改善消费环境等四个方面入手提高消费水平。     

地方基层政府债务治理:压力、障碍与对策

地方政府债务的逾期、违约,在形成地方财政巨大压力的同时,强化了地方财政运行风险。清理债务、化解风险必须从透析其所面临的障碍着手,明确债务主体与债务责任,增强偿债意识;建立财政偿债基金,完善债务偿还机制;统一政府债务管理体制,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     

我国地方财政风险的形式、成因与防范研究

在国家公共财政统一框架下,地方政府财政运行过程中时常潜伏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风险。地方财政风险根据其表现形式可分为收入风险、支出风险、赤字风险和债务风险等不同类型,本文在深入探究地方财政风险成因的基础上,分别从制度建设、开源节流和负债管理三个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防范和化解我国地方财政风险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物价稳定

货币经济学中关于物价水平决定的理论包括货币观点和财政观点。货币当局(中央银行)、财政当局(政府)、民间部门之间的行为博弈共同决定了均衡物价水平路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组合协调搭配关系可以归结为:积极型货币政策+积极型财政政策;积极型货币政策+被动型财政政策;被动型货币政策+积极型财政政策;被动型货币政策+被动型财政政策。1990年之后中国货币政策属于被动型货币政策规则,财政政策类型属于李嘉图类型。中国均衡物价水平主要是由货币政策决定的;通货膨胀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货币现象;财政当局在利用增税方式来平衡债务方面具有较好的控制力。未来中国可以从渐进导入以利率为主要操作工具的通货膨胀目标框架和财政政策债务目标框架、设立财政政策委员会等方面构建保证物价稳定的基本政策操作框架。     

影子银行利率提高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模型

通过灰色聚类分析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检测近年来我国各省份债务风险及预警等级,实证分析影子银行利率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而作出的研究表明: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影子银行利率提高显著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人均GDP、债务比率、财政分权程度和晋升激励强度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经济增长水平提高、财政分权程度提高、晋升激励强度提高、影子银行利率变动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程度提高。预警模型预测各省份的风险预警等级具有较高的准确率,实证检验结果稳健性较好。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视阈下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

巩固发展同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关系对于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建立了比较全面的贸易便利化三级指标体系,贴近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实际情况;采用CEPII-BACI数据库2007—2016年HS6分位产品层面数据,首先运用生存分析方法估计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及成员国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其次运用Cloglog模型着重考察贸易便利化对双边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进一步引入贸易便利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交互项,考察欧亚经济联盟启动后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出口持续时间普遍较短,中位数只有3年,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段超过1年占比为63.7%,超过2年占比为50.5%,下降幅度为13.2%,第9年时仅剩29.6%,不足三分之一,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贸易关系持续时间较短且失败概率具有负时间依赖性;贸易便利化会显著降低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出口贸易关系失败的风险,提高双边贸易关系的生存率,在微观层面上说明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跨国企业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所支付的交易成本降低,提升利润空间从而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贸易便利化对不同类型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程度具有异质性,从回归系数大小来看,从重到轻依次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初级产品。当贸易便利化水平变化,价值链较长、国内附加值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更易受到贸易便利化引致的"技术外溢"效应影响,而对于初级产品来说,农业政策的影响效果大于贸易便利化水平,因此相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初级产品的影响相对较低;进一步通过交互项模型发现,欧亚经济联盟启动后产生关税同盟效应,成员国间形成零关税五国区域大市场,促进内部企业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的优化,内部要素流动更加自由便捷高效,成员国可以获取更多的规模经济效益,同时促使中国出口商品更加快捷高效地向欧亚经济联盟内其他成员国转移,增加了中国企业出口意愿进而提升了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持续时间的促进作用。文章的研究凸显了贸易便利化提升出口持续时间的关键作用,对于"一带一路"背景下提升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水平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框架下财政约束的必要性——基于货币主义的价格决定理论的分析

基于货币主义的价格决定理论,为欧盟财政约束规则背后的"核心假设"寻求理论支持。在解释"货币联盟成员国的过度财政赤字究竟会如何引发货币联盟发生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并论证欧洲中央银行并不具备完全独立性和民主责任性,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中设置财政约束规则,要实现欧元区物价稳定和欧元汇率稳定的双重目的。     

欧盟共同能源政策:制约因素及路径选择

虽然欧洲一体化始于能源部门,但由于欧盟政体的多层次性及其各成员国间现实利益差异等内部因素的制约,同时受到美国、俄罗斯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真正意义上的欧盟共同能源政策还未实现。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能源形势,欧盟共同能源政策的实现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欧盟对内需要通过制度平衡,调和成员国个体利益与欧盟共同利益的矛盾;对外需要倡导共同能源外交,力争在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     

欧盟财政联盟前景

欧盟各国已对欧债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磋商,虽已达成一定共识并采取相应措施去加以解决,但是欧债危机迄今未见明显好转,形势不容乐观。欧债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松弛的财经纪律、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等。本文就欧盟深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欧盟实施财政联盟是解决欧债危机的治本之道,之后分析了实行财政联盟的障碍及其推进原则。     

论欧盟新成员加入欧元区进程:政策挑战与前景展望

欧元区东扩进程日益受到关注。在判断欧盟新成员加入欧元区的时机是否成熟时,可主要遵循两项标准:一是法律标准,基于《马约》框架下经济指标的趋同规定;二是理论标准,基于最适度货币区的组建条件。从法律标准判断,在规范欧元区东扩进程的制度框架下,欧盟新成员在实现经济变量名义趋同时会面临诸多障碍性因素。可以肯定地说,欧盟新成员在加入欧元区进程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曲折,欧元区东扩道路并不平坦。     

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理论与方法评述

在应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过程中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即不引发财政危机的公共债务水平或路径的研究,更加引起全球广泛关注。国际上关于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的理论观点与方法虽然零散但具有一致的内在逻辑。首先,归纳概述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概念含义;其次,着重从可持续性指标和可持续性检验两条思路,评述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条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再次,介绍了近年来公共债务可持续性边缘研究的新观点;最后,总结现有研究可资借鉴之处及其未来的研究方向。     

人口结构变迁、福利制度错配与主权债务适度规模

老龄化和高公共福利支出是影响希腊、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债务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医疗保障与养老金支出作为刚性财政支出无法形成税收,债务融资成为政府弥补财政缺口的主要手段,同时脱离了经济发展约束的福利制度进一步恶化了政府的财政状况。基于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理论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公共福利支出的增加将扩大政府债务规模。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老年抚养比、养老金替代率等指标对债务规模影响显著。此外,债务负担率高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欧洲国家,人口与福利指标对负债的边际影响更为强烈,这种差异来自于不同阶段的老龄化成本和人口结构变化速度,印证了主权债务规模应适度。     

欧盟成员国与欧洲共同外交政策:一种功能性分析

民族国家是欧洲一体化事业的基石,对欧洲共同外交政策而言承担着重要的支柱功能,在优势组合、机制核查与效能均衡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利益认识角度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类型的成员国家针对共同外交政策所采取的态度差异。各类国家以及功能力量之间的对比,决定了当前共同外交政策的发展步伐与影响幅度。推进共同外交的继续发展,还必须解决共同外交性质认识差异、多速欧洲和公民基础等多个问题。     

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评析

最近生效的欧盟《建立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的条例》赋予欧盟委员会新的权力,使其可以以安全和公共秩序为由对进入欧盟任一成员国的外国投资进行审查。条例结束了外资安全审查纯属成员国事务的历史,削弱了欧盟成员国的外资批准权。条例生效后,我国在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等领域以及由国有企业进行的对欧直接投资可能在准入方面受到不利影响。本文采用双向欧洲化的研究视角分析了该制度的“因”与“果”。本文通过主动欧洲化的视角分析指出外资安全审查从成员国层面提升到欧盟层面是德法两国将其国内政策投射到欧盟的结果,其深层原因是这两个欧盟大国因中欧竞争和“16+1合作”而产生了焦虑,力图通过增设欧盟制度来影响其他成员国的外资准入政策。文章通过受动欧洲化的视角指出,条例实施后成员国的外资安全制度会向趋同方向发展,但其中也存在不确定性与挑战,当欧盟与其成员国在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上持不同观点时,挑战会比较尖锐。欧盟与其将经济和发展问题上升为政治风险,不如帮助成员国以发展来化解风险。     

市场经济下中国工会代表性之法学分析

我国工会在不同历史阶段扮演着不同角色。在计划经济下,工会只是从属于政府,动员职工发挥＂主人翁＂的作用,抓生产谋福利的组织,因而,它的代表性就被隐没在国家行政机关的作用之中。在市场经济下,工会就必须成为职工利益的代表,一方面,它要维护职工作为劳动力权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我国工会也要体现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我国工会在市场经济下只有代表劳动者积极介入集体谈判和积极争取罢工合法化,才能够正确体现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所特有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