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宗族与地方教化——以山西潞安府仇氏家族为例

山西潞安府仇氏家族在明代曾显赫一时,其家族并无达官显贵,乃以孝义著称于世,仇楫等五兄弟所立的《仇氏家范》、《乡约》也得到了广泛的赞誉,被视为宗族学习的榜样。在规范家族成员活动的同时,仇氏家族还特别关注公众事务,所作的诸多慈善事务为仇氏家族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与崇高的声誉。到明末时,该家族迅速衰落,可作他人警醒之戒。     

明代华北的卫所建置及对地方文化的影响——以直隶河间府为例

据明嘉靖《河间府志》记载,明代河间府内卫所为“河间三卫”,即河间卫、大同中屯卫（寄治）、沈阳中屯卫（寄治）,另外还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和沧州守御千户所。“从征”和“谪发”是河间府军户的特色。明初卫所人口迁徙对地方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清末民初奉天省地方政策探微——以洮南府公文为例

清末民初的洮南府于清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1904年7月4日),由盛京将军奏准设置,是奉天省北部重镇,也是奉天省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以洮南府地方政策公文为例可以揭示清末民初蒙边地区基层社会管理和民众社会生活的一般规律。     

海域使用管理问题调查研究——以舟山群岛海域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的颁布和实施,使我国的海域使用管理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中微观权属管理和宏观综合管理是两大基本特点。舟山属于群岛海域城市,考察其如何贯彻《海域法》具有典型意义。调研中发现的诸多问题及其对策建议,可资参考。     

明代中叶乡约与社区治理——吉安府乡约的个案研究

明中叶以后乡约的大量出现与当时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动密切相关.吉安府的士绅们都寄望于通过乡约来建立和睦、融洽的乡里制度,并努力在地方倡导与实施.乡约的实行为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个可能,也成为普及儒学教化与实行社会控制的有效工具.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以北宋府州为中心

折氏属党项族,唐末、五代、北宋时期占有府州.折氏家族利用特殊的民族认同和地理位置抗击来自外敌的入侵,为北宋立下汗马功劳.但是,注重清除割据势力的北宋政府,不断对府州加强控制,致使折家势力衰弱,最后在对外战争中走向灭亡.     

赈灾方式差异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以清末苏州府民间赈济为例

清代的赈济制度越发完备,但很多制度仅流于纸面,各地执行力度不一,赈济方式也不一样。清末江苏省的饥荒越来越多,政府应顾不暇,民间赈济则兴起。在此背景下,苏州府的民间赈济措施依地域差别呈现两种类型——依托恒产的常规赈济与有针对性的临时赈济。说明即使在一府之内,也会因为各县的地理环境不同,社会经济情况各异,出现不同的灾荒应对方式。     

提升沿海地区城市竞争力的研究——以江苏省盐城市为例

选取12大类,44项指标,运用R型因子分析法对江苏省13个城市的经济竞争力、社会竞争力、人居环境竞争力进行计算,在此基础上得出各城市的综合竞争力。统计结果表明：盐城市的各项竞争力指数均在75以下,位于第三等级,与苏中、苏南各市差距明显。对如何提升盐城综合竞争力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东扩南融的发展思路。     

拉美沿海地区海岸带综合管理经验与教训——基于拉美沿海地区与中国浙江沿海地区的对比研究

海洋综合管理是当今世界海洋管理的新趋势,海岸带综合管理是海洋综合管理的重点之一。拉美地区海岸带综合管理发展道路曲折、经验丰富,对海洋经济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意义,因此通过对比研究拉美地区与中国浙江省沿海地区的海岸带综合管理的历史沿革、渔业、港口经济及海洋运输服务业、海洋生态与环保、管理结构与框架等领域,总结经验与教训,可以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明代抚州书院述略

明代是抚州书院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先后兴办书院40余所。它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洪武至天顺年间的沉寂期,成化至万历年间的恢复和繁盛期,天启至崇祯年间的萧条期。明代抚州书院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抚州文化的发展、教育的昌盛和学术的繁荣。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盐专卖制度

盐专卖制度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统治政策的组成部分.藉此,国民政府获得了可观的财政收入,维持了战时盐业生产,从而实现了兼顾国课民食的目标.同时,通过对食盐价格的控制,也有利于国统区物价的稳定及社会经济秩序的安宁.当然,在战争环境中实施盐专卖制度本身已有很多困难,难免产生许多弊端,而国民政府的吏治腐败更使之雪上加霜.     

论明中叶史学的转型

明中叶是明代史学的转型期,这表现理学化史学批判思潮的出现、博古考信风的兴起、史汉风格的确立、史学理论的受人重视、经世史学思潮的勃兴．当然,以纲常正统论思想改编旧史,仍有很大的市场。     

清代福州满族社会教育形态的演变及其影响

清代福州旗营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早期纯粹的军事教育,逐渐演变为文化军事教育并重的形态,其是一种军事教育为核心的特殊教育制度,其目的只有一个,为清政府的统治培养自己的人才,尤其是军事人才.     

正德朝刘瑾干预盐政考论

明代正德朝大宦官刘瑾掌权时期,对国家经济和政府财政干预颇多。干预盐政则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严惩不法权贵与不力盐官,以及添设巡盐御史、派遣专官监察地方盐政;刊引权收归北京,欲废除户口食盐钞,王府食盐折色改本色;整顿食盐运销与盐课征收;停送各边年例银,改场中纳银为边中纳粮。刘瑾败亡后这些举措被罢黜殆尽,反映了明中叶盐政弊端重重而亟须改变的时势。     

论唐朝后期的宦官专权

唐代后期宦官掌握军权主要是通过宦官担任军职、专典禁军和宦官监军制度而实现的.唐代后期枢密使的设置则为宦官控制政权提供了机会.唐代后期的政治腐败,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又进一步加剧了宦官专权.宦官的专权使唐后期政治更加腐败;加深了唐后期的社会矛盾,导致了唐朝的灭亡.     

清代福州满族萨满信仰与本土巫文化的结合

清初到福州驻防的八旗主要是汉军八旗,汉军出旗为民后,改由满洲八旗驻防。他们带来了萨满信仰,继而受福州本地的巫文化影响,加之当时瘟疫流行的背景,痘神珠妈成为两种信仰的结合点,珠妈庙则是这一特殊信仰的表达空间。     

清代两淮私盐考辩——基于对淮盐重要行销口岸江西的量化分析

清代两淮私盐异常活跃,尤其是清中叶,为了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私盐与官盐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私盐的市场份额甚至一度超过官盐。有学者认为,在清代,两淮盐区老百姓的食盐消费量基本上有一半来自私盐,即所谓的＂官私之半＂说。但对私盐经过合理的量化后便可发现,在不分时间与空间差异的情况下,笼统地将两淮私盐比重定性为＂官私之半＂其实是不确切的,这种现象可能只是在某一年、某几年,或是某些特定区域内出现过,而并非有清一代和两淮各个行盐口岸的常态。     

元代的鱼盐与盐法

元代的盐课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关键地位,用于腌制鱼鲞的鱼盐也被纳入严密的控制之中。由于鱼盐可以随鱼鲞自由地流通,这就引起了各运司,特别是鱼鲞的主产地淮、浙两运司在鱼鲞贸易及鱼盐管理上的冲突。这个冲突反映出元代盐法的地域性差别,同时,盐司之间在鱼盐管理上的矛盾最终会上诉至中央,对这些矛盾的处置及相关管理政策法规的制定,也引人注目地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央与运司之间的关系。对鱼盐管理制度的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元代盐法的整体特征,并启发我们思考经济政策制定与变革过程中尊重地域性差异与政策的统一性之间的关系。     

再论清初的“复明运动”

清朝初年旨在推翻清朝统治、恢复明朝的政治活动被称之为“复明运动”,它是南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复明运动”的性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通过对“复明运动”个案的研究,“复明运动”应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它是清初民族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参加者不仅有明朝的宗室、文武官员,还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的目的是为恢复汉族的衣冠文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