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末期台湾作家日语写作的反殖民书写策略

日据末期台湾作家运用殖民者语言,策略性地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言说世界,挑战殖民者的文化霸权;挪用写作权力来反思殖民当局近代化论述的破绽、重新体认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台湾作家从“被动”生产的小说文本,敷衍殖民当局的文艺统制政策,转为书写回归乡土、民俗传统与歌颂劳动之美。那种认为台湾作家已经屈服于殖民当局的研究观点并不正确,应该正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反殖民文学书写中的作用。     

“台湾文学史”书写的两岸互看——从“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命题谈起

20世纪20年代张我军等台湾作家提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命题,缘于日本殖民者将台湾文学排斥于其文学史之外而引起的反弹,台湾作家认为当时台湾落后于祖国大陆而欲向大陆寻求"现代""文明",以及台湾文学的固有根柢乃中国文化却与日本文化格格不入等。这个命题在1990年前后为大陆的"台湾文学史"著作广为引用,实在因为它代表着历史的事实和真相,但却遭到了"台独"派的猛烈抨击,加之以"统战""霸权""意识形态作祟"等"罪名"。在台湾自身的"台湾文学史"书写中,1985年后叶石涛等抹去或篡改了此前沿用的"一支流说",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2011)更从史明"台独史观"脱胎出"战后再殖民论",试图以所谓"台湾民族主义"取代固有的"中华民族主义",如以"台湾心灵"来概括70年代乡土文学的主要精神,从而将具有"中华民族主义"性质的"回归传统"取向消音、抹杀和遮蔽。这种史观、论调助长了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认同偏向,应引起学界的高度警惕并加以必要的批判。     

台湾“雾社事件”的日本文学书写——战后至今的文本研究

1930年台湾少数民族发动了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武装起义,史称"雾社事件"。在战后至今的70余年中,日本文学者从未间断过对"雾社事件"的文学书写。从战后日本对台湾殖民侵略的历史认知看,此类文学书写表现出从维护殖民主义话语到反省和批判殖民主义话语、从片面地叙述历史到重述历史语境、从独语到对话的发展态势。     

日据下台湾"现代化"的文学证伪

宣扬“脱亚入欧”和“大亚细亚主义”的日本殖民者曾将其殖民扩张美化为“文明的义战”,宣称日本的统治将使台湾民众“从地狱来到乐园”,当前某些人也不断鼓吹日本带给台湾“现代化”的论调。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以现实主义的描写撕破这一谎言:法律苛严和贪赃枉法令台湾民众饱受欺凌;殖民经济导致台湾农民破产;“皇民化运动”则难以更改台湾人民固守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     

文化“理蕃”:日本对台湾原住民族的殖民统治

在有关"文化治理"的主流学术话语中,"文化治理"的概念与实践一直被放置于现代国家行政治理的脉络下讨论,忽视了如殖民统治这类特殊的历史经验。在台湾"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的"理蕃事业",初期以"恩威并济"作为基本施政方针,后续的"理蕃"政策则一直在"威压"与"绥抚"之间游移,至后期转向以"绥抚"为主。在其"绥抚"政策下,文化治理的实践始终贯穿于"藩地"殖民行政的"抚育教化"工作之中。日本殖民政府的文化治理术重视人类学知识的运用,其内在逻辑是通过建立在统治权力之上的文化霸权,对台湾原住民族群施行全方位的同化政策,促使他们的文化发生涵化。这种殖民主义文化治理术的迷惑性与毒害性所造成的后果及其长远影响,值得今天所有追求民主公义与民族自治的人们明辨和深思。     

比较视野中的台湾原住民文学研究

台湾原住民文学作为台湾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近年来引起较多海内外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本文纵观海内外的不同视角,针对殖民与反殖民、反抗与呐喊、主体性建构这三个历史主题,在比较视野中考察探析台湾原住民文学所呈现出的审美特性,以填补国内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日据时期台湾的语言教育

日本占据台湾期间,为巩固其统治,大力推行对台湾人民的同化教育。同化教育重在文化教育,而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形式之一,因而语言的同化教育便成了日本殖民教育的重心所在。台湾人民为抵制殖民当局的不均等教育制度及其同化教育政策,也以语言教育为武器进行抗争,其主要表现形态为汉文书房、义学及汉文私塾等的设立。     

台湾之殇:当野蛮遭遇文明

以电影《赛德克-巴莱》的两个版本为基础,还原"真实"的雾社历史事件,雾社事件中台湾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暴政是表,捍卫本土文化信仰是本。台湾少数族群有14个,包括9个较大族群,主要是从祖国大陆自北而南迁到岛上的古越族后裔,原本是一家人。日本殖民台湾50年并没有使台湾原住民产生文化认同,台湾原住民的出草书写了另外一种类型的"抗日"历史,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在文明与野蛮、殖民与反殖民的对垒中,文明固然可贵,但"野蛮的骄傲"也同样让人尊敬。     

后殖民乡愁:当代台湾电影的日本想象

台湾电影的日本想象在"解严"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作为一个殖民帝国主义的负面形象,悄然变身为"殖民地怀旧"与"大众文化迷恋"的对象。"殖民世代"的"恋日情结"与"战后世代"的"文化哈日"在电影中混杂汇聚,共同形成了一个融铸"后殖民乡愁"和"国族身份狂想"于一体的影像奇观。重构"日本想象"是台湾社会进行主体历史再生产的重要内容,其不过证明了当下台湾社会的物质生活与文化想象,依然笼罩在殖民主义的无意识梦魇中,"去殖民"仍然是一个有待在未来完成的项目。     

台湾香港当代文学中“日本形象”比较

日本在台湾、香港当代文学中呈现出不同形象。台湾文学中的日本形象是复杂的,有着特定的发展过程:从光复初期日本形象的多元化,到20世纪70年代文学作品多以"反日"为题材,再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作品中的日本殖民者形象被国民党"殖民者"形象代替,直到今天某些台独分子表现出"日本情结"。而同样曾经历经日本殖民统治的香港却没有形成台湾人那样复杂的"日本情结",对战时日本的记忆更多表现为残忍、血腥和暴力的形象。这种差异的产生与台湾、香港不同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以及被殖民方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