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生育政策的系统模拟与比较选择——兼论现行生育政策再稳定15年

对全国和30个省区未来51种生育方案进行近百年模拟和比较选择,结果显示,只要考虑到年龄结构因素,无论在全国层面,还是在省区层面,现行生育政策都未能进入优选方案,无论从哪个层面看,现行生育政策或调整、或完善都势在必行.优选结果又表明,"尽快二孩"方案的优势在全国并不具有普遍性.在全国层面和省区层面有着较大普遍性的优选方案是15年后实行中口径或大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这是因为2000年分独生女、非独生女和家庭户其他女性的年龄金字塔有两个驼峰.一个是30岁左右,一个是11岁左右.第一个驼峰由母亲一代构成.第二个驼峰由子女一代构成,子女一代中又以非独生女为主.如果在这两个驼峰女性陆续退出生育旺盛期,即现行生育政策再稳定15年以后,再适当放宽政策,出生人口、相应地婴幼儿规模就不会突然膨胀了,那时即使放宽到所有妇女普遍生两个,也不会有太大问题.生育政策调整,在注意预防年龄结构过度老化时,也要避免另一种形式的年龄结构问题,即某年龄组人口剧烈波动给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     

生育政策调整对农村人口结构的影响

生育政策调整会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而对未来人口结构发展趋势产生重要的影响。根据生育政策调整幅度设定三种生育政策实施方案,运用队列分要素法的基本原理构建农村人口预测模型,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2014－2035年中国农村人口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方案一中,农村出生人口规模将进一步缩减,到2035年,人口结构金字塔呈“倒三角”形态,人口发展的衰退趋势明显;方案二中,农村出生人口规模会明显增加,到2035年人口老龄化程度较方案一有所缓解;方案三中,农村出生人口数进一步增加,到2035年人口结构将更加年轻化,人口发展较为稳定。可以说,目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有利于缓解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性矛盾,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生育政策调整及其风险规避

现行生育政策对遏制中国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政策本身具有阶段性和局限性,不宜长期实行,否则会因下一代人口的过快衰减而影响家庭、社会甚至国防安全。为了让公民满足在生育上的刚性需求和实现平等的生育权利以及降低政策的负面影响,建议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全国统一的“补偿一孩,允许二孩,控制三孩”,并将这一政策延续到2033年前后。调整生育政策可能会出现生育率波动、推迟和抬高人口峰值、计划生育工作滑坡、独生子女家庭总负担加重、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关系更加紧张等风险,需要切实规避。     

论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起源

通过理论梳理和史料分析,独生子女政策的出现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政党或某些精英的所为,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政策旨在对国家的人口进行计划控制,这种试图使人口变化遵循人类计划的努力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逻辑,因此,现代性才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根源;第二,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成的对科学宗教般虔诚的态度也是独生子女政策获得精英和普通民众支持的动力来源,独生子女政策的整个论证过程都在科学的名义之下;精英们之所以相信独生子女政策能够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因为此时我们已经掌握了使人口清晰化的人口统计技术和对人们的微观生育过程实施控制的避孕节育医学技术。     

单独两孩政策下独生子女数量、结构变动趋势预测

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及2010年“六普”特别汇总数据,对单独两孩政策下我国独生子女规模的测算方法、步骤、空间分布和年龄构成进行研究后发现：全国独生子女数量仍将持续增长,2050年将达到3.03亿人,但比原计划生育政策下将减少0.45亿人。独生子女的空间分布以城镇、东部地区较多,到2050年,城镇独生子女规模将达到2.70亿人,占独生子女的89.1%;独生子女省际分布差异大,到2050年,江苏、山东等12省区的独生子女存量在1 000万人以上,西藏、青海、海南则不到100万人。独生子女的年龄构成当前以40岁以下为主,到21世纪40年代中期转为40岁及以上中老年人为主,因此,应提前做好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障的应对工作。     

中国台湾地区"生育保障政策"分析

改变中国低生育水平状态是现今社会政策研究的重点之一,中国台湾地区"生育保障政策"的调整与转变过程可以为中国大陆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与借鉴.以问题为中心的政策分析框架,对十余年来中国台湾地区主要的"生育保障政策"进行梳理,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在经过长时间的控制人口政策后,中国台湾地区选择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并制定了经济保障和服务需求保障等一系列"生育保障政策",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大陆可以借鉴其宝贵经验和可行政策,加快生育保障政策完善步伐,从而更好地建立和健全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育保障体系.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口政策演变探讨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人口政策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向现代生育文明转变的分水岭.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口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段:1966年至1968年,政治动乱导致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人口生产处于一种无管制的增长状态:1969年至1972年,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政府适时提出了"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口号,但只是单个部门的单独行动,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所取得的成果有限;1973年至1976年,国家在"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基础上形成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较好的预后效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政策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价值取向,奠定了现行人口政策的根基.     

论生育政策的近期效应和远期目标

生育政策有着特殊的效应表现形式,从实施当期就通过影响边际人口增量而实现其政策效应,但是其政策目标却要经过一段时期才能实现。因而生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应当是以远期目标为着眼点,以人口现状为切入点,对近期效应进行不断评估、预测和调整的过程。计划生育必须契合人口现状以及发展趋势适时拓展政策内涵,变生育＂限制＂为生育利益＂调节＂,才是科学的生育政策价值取向。     

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重点

“三孩政策”标志着生育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它为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次生育政策转型和优化分析的基础上,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人口问题的再认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改变的视角分析中国生育政策优化的基础和内在动力。研究认为,优化生育政策不仅提升了人口出生率,缓解人口老龄化,减轻社会保障制度压力,而且将生育权回归家庭,是对家庭福利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体现; 为此,在充分发挥“三孩”新人口政策作用的同时,还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将构建共享型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和劳动就业权、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一体考虑,有助于新的优化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     

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奖励补助政策落实难的原因分析与政策创新原则

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奖励补助政策是地方性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一项重要规定,但多数地方并未得到很好落实.利用生育外部性和制度变迁理论,结合地方性条例的规定,分析了兑现难的原因,提出了这一政策创新的原则.     

“单独二孩”政策的利与弊

"单独二孩"政策有利有弊,其直接意义在于缓解"一个孩子"政策所带来的问题。该政策的积极效果表现在:可以适当提高生育水平;适当缓解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群众有更多自主选择生育的权利;家庭结构得到平衡发展;缓解出生人口漏报;缓解出生性别比过度偏高;缓解人口素质逆淘汰;推动计划生育工作综合改革。然而,由于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属于"硬着陆",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主要包括:近几年会出现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夫妇的集中生育;很多高危人群生育会导致孕产妇死亡率上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的上升;政策调整本身就带来了生育的不公平或机会的不平等。建议:用奖励的方式鼓励年轻妇女晚生育第二个孩子;设立高危妊娠咨询和指导中心;政府为无机会和能力再生育的家庭承担更多责任。     

“全面两孩”政策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以杭州市80后为例

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法,对杭州市"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80后生育意愿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全面两孩"政策的知晓度较高,但认知度尚有欠缺;绝大部分非独生子女已婚80后及未婚80后都有生两孩的意愿;主要基于一孩的性别期盼第二个孩子的性别;推崇晚婚晚育,接受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时间间隔为3⁴年;生育动机日益多元化。据此,提出了优化人口结构,实现人口稳定、合理增长的对策建议。     

“全面二孩”后的人口预期与政策展望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究竟能对人口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假定今后维持“全面二孩”人口政策不变进行了人口预测。结果可知：城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不会带来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高峰期最多可以新增出生人口400万;政策调整会提高人口峰值,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延缓劳动力供给的衰减速度,但作用微乎其微。从其他国家的人口发展经验看,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似乎不可避免。因此,“全面二孩”并不是生育政策调整的终点,应继续监测生育水平,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建立和完善“家庭友好”政策体系;从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应对负面影响。     

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的形成与稳定

我国现行人口政策是在对"独生子女"人口政策调整和完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在此过程中,中央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方面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另一方面,又照顾了确有实际困难的家庭,允许他们间隔几年生育第二胎。现行人口政策形成后,中央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关于我国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的几点思考

通过回顾梳理现存文献和进行国际比较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大大低于更替水平,且现行生育政策仅能有效控制大约6%的育龄妇女。在低生育水平已持续了近20年、理想子女数大约仅为2个孩子、现行生育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控制作用大大减弱的情势下,未来维持低生育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只要能够有效控制各类人群的第三胎生育,推行现行生育政策与＂放宽二孩、杜绝三孩＂的生育政策之间差别就不会大;而如果超生是某些人的特权,就既会大大降低生育政策的公信力,也不利于稳定适度的低生育水平。     

生育政策调整目标实现的困境及破解--基于女性个体发展视角的分析

女性的生育行为是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落脚点,然而单纯的生育政策调整并不能对当前女性生育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独生子女时代形塑的生育价值观念、工业经济催生的工具主义生育理性,有效地抵消了生育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更重视个体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得到强化,而与家庭的关系趋于弱化,然而生育行为易导致其个人发展陷入困境。由此,生育政策调整若要实现预期目标,需要补偿女性因生育行为所产生的损失,从社会政策体系方面构建有利于女性生育的环境,否则只是单纯地放宽生育子女数量和适度延长产假,无法激励女性生育,更无法改变女性生育于自身个体发展方面的不利现状。     

稳定低生育水平战略决策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对我国国情的理性判断.而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同于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人口问题,除了人口数量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外,人口质量、结构、流动迁移等问题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也需要得到充分关注.如果不能把低生育水平稳定住,各种人口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重大战略决策的继续和完善,是理性的选择.通过节约人口投资、推动城乡改革、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提升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创造条件.稳定低生育率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此外,稳定低生育率还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创造条件.虽然继续稳定低生育率也必将伴随一些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利大于弊.生育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总和生育率(TFR)稳定在1.8左右在一个时期内是较优的选择.     

从“单独二孩”政策看性别评估机制在公共政策中的缺席与问题

“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是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调整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被寄予“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厚望。但是,育龄女性作为该项新政关联度最高的目标群体,在“单独二孩”政策制定和合法化过程中几乎处于失声状态,政策前评估基本忽略了这部分人群的立场和利益。当下社会现状和性别关系模式下,“单独二孩”政策可能对女性造成加大潜在的生育保障压力、加重养育照料负担、加剧就业困境等负面影响。“单独二孩”政策引发我们思考性别评估机制在公共政策中的缺席和问题。     

英国工党的政策制定新体制及对我国的启示

政策制定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内容。当今的中国面临两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执政党如何更民主地设定政策议程，二是执政党如何更科学地制定政策。英国长期执政的工党的政策制定体制改革经验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重点介绍英国工党全国政策论坛、政策委员会、政策循环的设立背景及其作用的基础上，建议完善我国执政党政策制定体制:为公众意见纳入执政党政策议程提供制度化的渠道；提高政策酝酿阶段的透明性，鼓励适度公开的政策讨论；设立新型的政策分析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