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理论的发展及其与经济学主流的融合

决策理论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模型化方法开始用于分析有限理性、知识、信息传递、授权和声誉等问题,决策过程的微观机制由此得以揭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对实践的启示上,决策理论的模型化方法都是一种有前途的研究思路.     

保罗·克鲁格曼的学术贡献述评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是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在新贸易理论领域,他将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假设引入新张伯伦模型和双头垄断政策分析模型,分析了产业内贸易的原因、福利效果和贸易保护政策的结果,可以作为贸易保护政策的理论基础。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主要围绕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来研究,引发了长期被主流经济学家所忽视的空间问题。他建立的中心—外围模型的空间经济研究框架,包容性较强,逐渐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的标准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与历史偶然性、理性预期、马歇尔外部性、城市土地价值、人力资本积累等相结合,可以解释中心—外围结构、中心区、城市化等级体系以及区域专业化形成的原因与机制。     

证券投资者的理性、非理性及其心理情结

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会引发投资者决策行为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部分来源于市场运行的内在机制,部分发端于政府调控市场的法规、政策等制度安排.面对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证券投资者的决策存在着行为属性的界定问题.探讨投资者的理性和非理性并分析其心理情结,需要对证券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有一个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包括行为决策的属性界定和过程揭示两大方面.在理论上建构这样的分析框架很重要,它可以让投资者明了自己的投资行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心理情结,可以提醒政府关注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对投资者决策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基于投资者理性、非理性及其心理情结贯穿于证券市场运行的始终,我们有必要围绕市场价格波动分别对投资者理性和非理性的心理情结及其行为效用等展开探讨.     

中俄农业合作的政府政策问题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农业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农业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通过对中俄两国农业合作现状的分析,明晰了双方的主要合作领域、合作方式及合作水平,分析了在中俄农业合作中政府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府应加强对中俄农业合作的政策支持,完善农业科技合作、农业劳务和资金合作政策以及调整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政策等促进中俄农业合作的政府政策措施.     

社会风险管理中的公共信息与政府决策

社会风险管理中的公共信息与政府决策表明,公共信息在政府做社会风险决策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社会风险决策是社会风险管理中政府根据所获得的各种社会风险公共信息,排除社会风险决策所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做出最终决定的过程。社会风险管理中公共信息在社会风险决策中对政府提前预防、有效规避社会风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充分发挥公共信息在社会风险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才能进一步发挥政府在突发社会风险时的决策作用,有效规避社会风险。本文对公共信息在社会风险管理中政府社会风险决策中的价值表现及其运用作了初步探讨。     

公共危机事件中非理性恐慌的应对与政策决策理性化

非理性恐慌是与正常心理状态恐慌不同的，由非理性因素引起的非正常心理状态，构成公共危机事件的常态现象和基本场景，是政策决策机制不健全导致非理性因素运用不当的反应，无论对决策者应急决策能力，还是对应急政策决策体制机制，都是严峻挑战和考验。应站在政治的高度对待非理性恐慌问题，弘扬人类理性精神，正确发挥理性因素的指导作用，并以此合理规制非理性因素运用，优化常态化的、有利于正确发挥非理性因素正向作用的理性化政策决策长效机制。     

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浅析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前沿。 80年代以来 ,西方经济学家在对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发展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悖于传统贸易理论的政府干预政策主张并被广泛运用。日本被称为成功地运用了这一理论的国家。本文拟就支持这一理论的几个主要观点和日本的政策实践作以介绍和分析 ,为我国“入世”前后的政策选择提供一条新思路。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简介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不完全竞争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这是两个前提条件。同时 ,在这一理论研究中 ,又采用了经济学中的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及产业组织理论等现代理论。…     

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现代投资决策理论的演进

理性与非理性的纷争构成了现代投资决策理论演化的主要脉络。本文从古典经济学对理性的最初描述开始,系统讨论了博弈论框架下的理性特征、理性预期对现代金融理论发展的影响、有限理性修正、凯恩斯批判、噪音交易的存在性以及行为金融学关于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解释,最后分析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经济学本质,对现代金融决策理论发展的脉络进行了全面理论梳理。     

经济学与政府决策过程

我想借这人生难得的机会,向同行们谈几点看法,探讨改善经济学家的所为与政府决策之间相互影响作用的诸种办法。当然,压力和分歧在政策制定、尤其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是难免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消除这些压力和分歧。然而,我认为在过去10年里,华盛顿     

政府公共服务:范围、规模与工具选择

由于“公共”一词用语上的模糊性,导致传统意义上对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划分不尽合理,并造成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走向片面。本文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理解为政府在物品和服务提供中实际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具体提供物品和服务过程中的工具选择。文章在对物品提供的规模、决策机制及工具选择等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创新的基本途径。     

从市场经济到有限政府的必然逻辑

公共选择理论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必须进行宪制选择;宪制选择的方向是有限政府.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是市场经济和政府发展的必然规律.产权保护是市场经济发展对现代宪政和有限政府提出的必然要求.中国修宪,对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进行保护,合乎从市场经济到有限政府、法治政府、现代宪政的理论前提和必然逻辑.     

企业投资决策及其选择行为分析

企业投资决策的选择行为是在有限理性约束、信息不对称、环境不确定性等复杂因素下进行的,企业制度和投资规则在形成投资运作机理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着企业的投资决策及其选择行为.从现实层面来看,企业的投资选择会受到企业投资秩序、规则和程序等的约束,但从主体的行为属性来考察,企业的投资决策及其选择行为也可以通过理性和非理性来描述.当我们结合体制转轨来分析问题时,如果能在特定企业制度安排以及由此形成的投资运作机理的基础上对企业投资决策及其选择行为展开探讨,或许能在微观投资领域拓宽企业理论的分析领域,从而在理论上为企业投资的研究提供一些思想材料.     

政府决策的"利益边界"探寻:对公共利益的反思

本文通过对公共利益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的反思,引入政府决策的“利益边界”概念,认为在现实政府决策中,应对决策主体自身利益定位有一个较为客观的分析,这是实现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起点。     

政府在开放数据运动中的角色定位

本文通过分析政府开放数据的政策目的,研究政府在开放数据价值实现过程中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释放开放数据潜能,如何吸引利益相关者参与。文章认为在现行的政府开放数据运动推动中,政府应该要意识到通过政府数据的开放,第一个受益者应该是政府自身。国际上探讨Government 2.0时重点强调政府即平台的概念,开放数据在此扮演的是基础骨干的角色,是连结一切的关键。     

地方政府竞争效应的约束机制分析

作为理性的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在竞争中是根据制度环境给予它的行为空间以及制度激励或约束来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竞争策略和竞争行为的,但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约束机制的弱化及缺乏助长了地方政府竞争中的重复建设、地方保护主义、恶性税收和规制竞争等竞争失效行为,并导致或加剧了地方治理失效.     

WTO框架下保障措施的经济学分析

保障措施的经济性质是WTO框架下的保护贸易手段,本文通过建立一个由经济扭曲理论、新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组成的分析构架,来刻画实施保障措施的动因及其经济学意义,并考察了其在执行既定目标过程中的各种经济福利效应和有效性。     

羊群行为与有限理性

羊群行为是金融市场中最常见的现象之一,对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具有非常大的危害.本文探讨了羊群行为的发生与有限理性的关系,决策行为人采取羊群行为在主观上并不完全是非理性的表现.但由于受到内外部约束条件的影响,其决策行为必然表现为有限理性,而此有限理性是导致羊群行为的直接原因.     

生态学视角下的政府绩效评价研究——以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价为例

我国政府绩效评价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很多地方也在进行形式多样的政府绩效评价或考核,但总的来看,政府绩效评价并没有成为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治理工具之一,它对政府行政行为的指导能力仍然有限,社会公众在政府绩效评价中参与度依然不高。政府绩效评价本身作为一个系统,在其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与生存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环境系统进行着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以达到动态的平衡,这种互动的过程具有生态系统的特征。本文从生态环境的视角探讨我国的政府绩效尤其是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价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反思我们目前的政府绩效评价的研究倾向,并分析政府绩效评价生态环境对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     

美国拜登政府的数字贸易治理政策趋向及我国应对策略

通过分析拜登总统的党派属性及其在数字贸易治理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本文认为拜登政府的数字贸易治理政策趋向将呈现出四点特征:第一,更注重美国高科技发展,除加大高新科技的研发投入外,还会通过"构建国家知识产权规则联盟"和"有选择松动技术出口管制"来捍卫高科技产业利益。我国在顶尖科技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将承受更大压力。第二,积极缔结《美英自由贸易协定》推动"美式模板"演进升级,打造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黄金标准,其中的金融科技沙盒创新计划和新兴技术行业标准设定会给中国带来压力。第三,将借助《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之壳重返亚太数字贸易治理的引领者地位,我国在亚太的数字贸易治理影响力将受到抑制。第四,务实推进WTO数字贸易谈判,弥合与欧盟在数字服务税、跨境隐私保护等问题上的间隙,"数字贸易治理地缘政治竞争"和"数字产品及服务对华准入"会成为中美对抗焦点。据此,本文提出四点对策建议:提升我国在顶级技术上的自主研发能力;积极开展数字贸易治理合作和制度协调,部分理性对接"美式模板";理性深入开放国内数字服务市场;强化我国在亚太数字贸易治理领域的影响力。     

慈善概念的移植何以未完成:一个政策过程的分析

寻求法律移植与习俗的有机统一无疑是中国法律现代化最为重要的问题。由于缺乏微观政策过程的分析,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本文从法律现代化和法律多元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以《慈善法》中“慈善”概念的形成为例,探讨了法律移植与习俗如何通过立法体制影响法律的形成。研究发现,习俗通过回应性立法的制度安排以及立法者的双重身份被纳入到决策中。法律移植的慈善概念则通过法律专家与立法者的深度互动产生作用。然而,立法过程中提案与审议的分离以及政治官僚制的决策模式使得形式理性法律的建构面临双重消解。因此,促进立法体制的优化才能实现立法中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效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