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道与物之道：论老子作为原则的“道”

老子作为原则的道包括道之道和物之道,而物之道又包括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等。道的至上性、主宰性,决定了道之道只能是“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天之道、地之道都取法道之道,因而都是“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为道”,并且取法天之道,其道也是“无为而无不为”。不过,道之道的“无为而无不为”是主观上“无为”、客观上“无不为”,“无为”和“无不为”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而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的“无为”与“无不为”都是客观的,二者是手段和结果的关系,这显示出天之道、地之道、圣人之道与道之道的不同,也显示出地之道、圣人之道对于天之道的取法。就圣人之道中的“无为”而言,它在自然万物面前是被动的,在民众面前是主动的。道之道、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都具有“利他”精神。     

《橘颂》的传承与突破——兼论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与胜处

《橘颂》是《楚辞·九章》中之一篇,是后世托物言志诗赋的典范,被誉为“咏物之祖”。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有外缘,还有内因。自然生态之引发,巫风盛行之诱导,神话典故之感悟,艺术氛围之冲激,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外缘;表达愤懑之诉求,博览群籍之启示,展现才德之自信,流露参政之志向,则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内因。楚辞乃为《诗经》之变,《橘颂》之标题、体制、主旨、写法乃因袭《诗经》之《野有蔓草》、《鸱鹗》等诗作而来。更可贵者,是屈原创作《橘颂》之突破,如主题之新创、体制之改造、比兴之错综、比拟之巧用、语言之精炼、形象之塑造等。而屈原创作《橘颂》之高明处,则在体物得神,不即不离;因小见大,寄托深远;生命投入,物质升华;民族思想,寓意无穷。从《橘颂》可以看出,屈原确为一位奇才,亦确具伟大之创造才华。     

厚：清代中后期宋词风格论的，核心范畴

从乾嘉开始,清人多用“厚”这一范畴品评宋词,其理论内涵总体上可分为宋词本体之厚与词人主体之厚两大指向。清人认为,主体之厚决定词体之厚,故欲求词中之厚,必先葆主体性情之温厚,然后将家国、身世之感寄于物象,可得内在的有寄托之厚;若能将寄托之意出之以顿挫之笔,给人吞吐沉郁之感,便得外在的浑厚之风;而最高境界则是由主体温厚之性情与词体深婉之特性相交融所产生的由内而外的整体之厚。其他诸如“沉郁”说、“重、拙、大”理论等,在实质上皆以主体之厚为本原、词体之厚为指归。清人以厚论词,不仅为了疗救前期词坛空疏浅薄之弊端．更蕴含推尊词体的深层目的与巧妙策略。     

第三人异议之诉的性质及其合理自洽

第三人异议之诉的性质关系诉讼标的的识别以及既判力问题,意义重大.学术界先后有形成之诉说、确认之诉说、给付之诉说、命令诉讼说、救济诉讼说以及新形成之诉说等众多学说,但均有一定的局限性.纠纷的双重性与诉讼目的的双重性,决定了第三人异议之诉非传统单一诉讼类型所能解释,其兼有确认之诉与形成之诉之双重性质,应为兼有之诉.     

从清代四大诗说看清代诗歌特色

本文论述清代四大诗说即：王士祯之“神韵”、沈德潜之“格调”、袁牧之“性灵”、翁方纲之“肌理”各论之源出、主张及在清代文坛上的影响     

纳兰词的多元化映衬之美

纳兰性德是运用“映衬”修辞格的高手,他的词中映衬的运用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他词中的正村有哀景村哀景、乐景村乐景、物之美性村人之美德等情形;他词中的反村又有哀乐之衬、动静之衬、大小之村、明暗之村、远近之村等。     

庄子哲学的生命情调

庄子哲学的生命情调源于庄子对天、地、人的生命体验。“造化”之“神”、“天籁”之“和”、“天机”之“灵”、“天地”之“美”构成庄子“天”之生命意味;“游”、“忘”、“适”、“真”构成庄子“人”之生命情调;“天和”之乐、“桑林”之舞、“天真”之趣、“朝彻”之明构成庄子“天人”之生命境界。庄子哲学升华出来的是旨趣高远的生命情怀和洒脱超然的人生境界,对此,我们应从庄子哲学中吸取更多的精神养料。     

民族精神是民族丰碑中华魂

民族精神是民族之象征、民族之魂、民族生命之原动力。民族精神是中华魂 ,是争取民族独立、战胜一切侵略者之奋斗精神 ,是实现民族团结统一、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之凝聚力 ,是建设现代化中国之强大精神动力     

令人如鱼失水的现代性——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随想录

鉴于其“拯救地球”之宏大主题,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被誉为二次大战之后最为重要的国际会议,它引起了全球政界、商界、知识界、新闻界、演艺界乃至宗教界的高度关注,其出席元首之规格、与会人员之庞杂、谈判交锋之激烈、会期持续之漫长、最终成果之落差,均吸引了无数眼球。曲终人散之际,它更能让人看清现代性之令人如鱼失水的恐怖气质。     

中国共产党100年: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

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是开创历史、奠定基业、开辟未来的100年.中国共产党100年历史的鲜明特征就是不断把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100年历史的庄严使命就是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深厚历史底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伟大实践历程中逐步创立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国之制"擘画"中国之治","中国之治"彰显"中国之制"."中国之制"越加牢固,"中国之治"令世界惊叹."中国之制"具有组织优势、力量优势、政治优势与文化自信优势的四大优势,"中国之治"蕴含政党之治、人民之治、文明之治与世界之治的四重内涵.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中国之治"引领和推动"全球之治".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印度河科希斯坦古代交通路线初探

本文介绍了印度河科希斯坦地区,以及流经该地的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的地理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法显自陀历国至乌苌国的旅行,以及宋云、玄奘关于这一段路线的记载作了探讨。本文还介绍了奥雷尔·斯坦因1941年对这一地区的考察。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