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汉字的深层文化意蕴

正如怀特所说：“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人就仅仅是动物而不是人类。”①符号在这里就是指人类的语言文字。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是在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因而也无不体现出该民族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无不打上该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印记。汉语汉字在中华民族这块文化土壤上产生，透过汉语汉字的表层结构，应当可以窥见蕴藏于其底层的汉民族文化心态。汉语汉字的特点汉语汉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特点：（一）完整性：一个汉字，…     

“美”字本义新探─—说羊道美

汉语中的“美”字虽由“羊”和“大”组合而成，但其本义并不在于羊的肥大美味。在上古时代，“羊”是一个与牺牲有关并属于法道德范畴的文化符号，而“大”刚可做为表征无比极至和完备的形容词。故“美”是古人对于法制、正义、道德的崇敬和颂扬，其伦理意义重于感官意义。     

"义"、"宜"相通相融的道德哲学阐释

经过儒家的大力阐扬及其长期的历史积淀,"义"成为了道德精神的代名词.但在日常的道德理解和社会道德舆论中"义"的意义有许多偏向,而造成这些偏向的症结在于:人们没有从道德哲学的高度上理解到"义"德实际上是"公共道义"与"合宜性"的相融与相辅.对"义"进行深入探索,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行为正当性的理论研究.     

符号与物:"人的世界"是如何构成的

人居住的世界,即所谓"人化的世界",是充满意义的世界,是物与符号混合的世界.正因为物与符号的共存,它们在与人的关系就呈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首先,符号的确需要物源,但是符号的载体不一定是物,也可以是物的背景上物的缺失.因此符号可定义为"可以被理解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正因为符号有物源,符号载体可以变成无意义的纯然物,也可以变成没有物使用性的纯符号.在这两者之间,符号也可以带上不同程度的实用意义与非实用意义.因此,人化的世界上所有的物,都是在一系列的功能中变动的"物-符号"双联体.     

食物在童谣文本中的存在形态及其表达功能——以吉林、黑龙江、辽宁、河北、北京五省市童谣为例

食物在童谣文本中呈现出鲜活立体的情状,发挥不同的表达功能。本文在借鉴外域饮食文化学和儿童文学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以吉林等五省市的童谣为文本依据,通过文本分析,认为在童谣中食物既是无实在意义的语音符号,又是重要的文学表达媒介。食物作为童谣文本的修辞手法、表现手法、结构线索,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也被用作符号来衡量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高低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否,并被赋予了一定的伦理内涵、象征人的德行。     

符号、象征、象征符号,以及品牌的象征化

符号修辞格中的象征,使用得最多,意义却最混乱,且符号与象征二词常被混用,因此,清楚地定义符号,象征,以及说清两者重合的区域极有必要.这两者的混乱,不仅是在中文中,在西文中由于文化历史原因,更加混乱.再加上翻译者无法加以甄别,因此近年来的学术翻译中,在汉语中原先尚比较清楚的分界,变得更加模糊.因此,不得不从中西两个根源上加以清理.最后,从符号学角度,讨论了象征形成中的"使用原则",以及当代消费文化中,品牌商标象征化的文化符号学机制.     

英美主流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制造"

框架是组织意义生产的潜在规则,它以话语符号为载体,在媒体文本中体现;框架分析是通过探究话语符号中的蛛丝马迹来揭示文本背后的规则;隐形规则的特征集中体现在意义生产者对相同事实而采用的不同架构方式及其产生的差异性效果.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比较主流外媒中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与英国的《泰晤士报》对"中国制造"召回的报道框架,能够有效分析媒体话语背后的框架并凸显其特征.美国媒体多将产品质量问题视为中国政经体系的整体性问题,而英国媒体更多从企业是否恪守道德或中国遵守国际产品标准角度将该问题作为个别事件而加以报道.不同架构方式反映出了英美两国媒体在价值观和文化上的差异.     

"道德责任担当"三题议

"道德责任担当"即道德主体自觉、主动地践履其自身分内应做之事、承当起因未做到分内应做之事所应予承当的道德过失.准确认识本真道德意义上的促成道德主体之道德责任担当的动力来路、主体素养条件和促成因子,是每个道德主体为较好地实现道德责任担当之所必须.本真道德意义上的促成道德主体之道德责任担当的动力来路、主体素养条件和促成因子,分别在于道德责任自律、高度自觉的道德责任意识和"道德法庭"的鞭策激励.     

近30年来中国"文化学"建设之得失

近30年是中国"文化学"研究全面开花的时期,文化学建设有不少收获:编撰文化学工具书和教材;大学普开文化学课程;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文化学研究较深入;应用文化学研究广泛开展;对文化学的发展史进行反思;开始对"中国文化学"进行思考。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与西方的文化学建设没有同步;文化学中国化的研究不够;文化学回答现实文化问题的能力有待加强;对中国早期文化学研究成果不够重视;缺乏原创性。这些经验教训应引起中国未来文化学体系建设者注意。     

"大话文化"与文学经典的命运

1.无论在汉语还是其他语言中,"经典"都有规范、法则的意思,它不但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以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或明或隐地体现出的制约和规范人类思维、情感与行为的文化-道德与政治力量.这样,经典包括文学经典,就必然与文化权力乃至其他权力形式相关,同时也与权力斗争及其背后的各种特定的利益相牵连.可以说,经典是各种权力聚集、争夺的力场.考察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与解经典化过程,以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对文学经典的接受方式与阅读态度,就不仅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且也是勘测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线索.由于经典是传统文化的凝聚,所以,通过对经典命运的追踪可以清晰地呈现文化传统的历史遭际.     

论汉字中的一形多本义现象

汉字发生阶段,一形多本义现象是汉字记录语言的客观需要和图画向文字演变的必然结果;汉字发展阶段,一形多本义现象表现为"形借"现象,"形借"又有纯粹借形和形音兼借两种现象的不同;汉字成熟阶段,一形多本义现象大多通过加区别符号、加声符、加意符、异体分化几种途径实现字形和词义的分化。     

论“手”在汉、日、英语言系统中意义投射的共性

意义投射作为人类思维和认知的一种方式,是隐喻过程的一种抽象载体,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都得以体现。人类自身在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感知是人类认识更复杂、更抽象事物的基础。在汉语、日语、英语三种不同类型语言中,“手”词族语义投射的普遍过程为人类思维和认知的共性提供了证明。然而,基于乔姆斯基所提出的普遍语法框架的人类语言是普遍语法和个别语法的有机结合,因此,相似的认知过程中也存在着某些差异。     

谈当代汉语的日源新词“达人”

在新时期产生的当代汉语新词之中,有一些是源自日语的借词。近几年在传媒尤其是互联网上开始出现的“达人”就是一例。此用法不同于汉语的固有意义,也难以在国内出版的各类辞典上找到与之吻合的释义。采用实例分析和汉日语的用法比较,其新意义可以得到厘清。“达人”是指经过长年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在某一领域非常专业,出类拔萃的人,褒义为主。其构词能力非常强,不断地被用来创造新词或临时性造词,而且其构成的新词多是偏正结构的名词性四字短语。     

黄文山文化学与文化观述论

黄文山是较早倡导文化学和从事文化学研究的学者 ,他早年信仰无政府主义 ,后改奉国民党正统意识形态 ,成为倡导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代表人物之一。黄文山取文化学的立场 ,以文化学理论作为研究的方法论 ,来探讨中国文化改造的问题。他的文化观的转变 ,充分显示了文化学的理论对其文化思想的影响 ,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 ,反映了近代思想与学术的密切关系     

“羊”诸字文化意蕴初探——4/试论古人对羊的认识及有关思想观念

~~“羊”诸字文化意蕴初探——4/试论古人对羊的认识及有关思想观念@彭慧$郑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河南郑州4500521~~~~~~     

“天下”宇宙观的衍变及其哲学意蕴

"天下"这个术语既有自己的历史演变,又有文化哲学的意义,"天下"不仅仅有地域和空间的含义,而且也指涉着形而上的道德建构意义。对"天下"历史含义进行梳理,可以明确"天下"意义的衍变不但体现了华夏民族的宇宙构想、道德信仰、自我认同,而且彰显了近代中国社会从"天下"到"民族—国家"衍变的历史过程。同时,"天下"宇宙观的消解打破了中国人一统天下的时空观念,"儒教中国"正日益失去其活力,民族国家的意识正日益增强,从而为新时代的"天下"观增添了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内容。     

也说"戏剧"与"戏曲"--读王国维戏曲论著札记

本文对王国维戏曲论著中的“戏剧”、“戏曲”两个概念进行了探讨。指出王国维笔下的“戏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包括成熟的戏剧和多种与舞台有关的演出形式。“戏曲”一词则或指真戏剧 ,或指戏中之曲 ,但主要用来指称真戏剧 ,即代言体的、包括歌舞、动作、故事诸因素的成熟戏剧 ,并非对中国传统戏剧形式的通称 ,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戏曲”含义不同 ;且这一用法可能受到日语的影响。     

“言意观”探析

中国古代学者主张"言不尽意",这种言意观反映了古代学者对语言有限性的认识.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也对这一问题给予关注,前者认为语言的本质是诗,应恢复语言原初的多义性,隐喻性;后者则提出"语言游戏说".汉语是一种颇具意义张力的语言,它在表达意义的时候,留给了读者广阔的阐释空间,语言与意义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三个代表”——应对国际经济新形势的战略思想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核心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于加快经济发展、共同富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的先进生产力。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没有社会先进文化的更新和发展,又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所以,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且还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的思想整体,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每一个党员都必须以此为政治道德约束,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政治觉悟。     

什么是形而上学指称——与叶闯教授商榷

在早期语言哲学中,意义与指称是密切相关的:意义问题就是指称问题。弗雷格是从语言出发考虑指称问题的,他讨论句子的意谓完全是为了讨论句子的意义,这也是他区分意义和意谓的主要目的。在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那里,名称的指称并非外在对象,而是经过逻辑构造的命题记号。当代语言哲学家在讨论指称问题时,更多地是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上做文章,这在塞斯伯利和克里普克的论述中都得到了明显的证明。无论是在传统的意义上还是在现代的意义上,语言哲学家们讨论的指称概念并不包含任何形而上学指称的含义。形而上学指称应当是指按照概念分析的方法对我们使用的语言所作的语言学上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