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德裕制诏奏议之作风

李德裕为晚唐杰出的政治家,其制诏奏议气势恢宏,彰显“英雄本色”;一事一议,简严中能尽事理;句语坦明,辞情兼备,实现了经世致用与文采斐然的和谐统一。德裕不愧为继中唐陆贽之后的又一公文大家,在唐文发展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秦汉时期的诏事、诏使与诏吏辨析

出土秦器物铭文和封泥中有“诏事”或“诏使”“诏吏”二字,辨析众多隶释意见,实指同一职官。一般认为诏事是负责管理制造器物的职官,与属邦有关。但从职官命名原由来看,诏事本职实非负责管理制造器物,而是负责接待来朝聘的诸侯、友邦使者,是典客的属官。秦汉易代,文献和出土材料未见再设诏事之职。由于“诏”字作为皇帝专用的禁忌,“诏事”作为职名并未见有原来意义的设立,而汉代诏使与秦诏事名同实异。     

论苏颋的诏敕创作

苏颋是初盛唐之交最重要的诏敕起草者之一,其诏敕作品与张说合称“燕许大手笔”。在张说的诏敕作品几近佚失的情况下,今人要想窥见“大手笔”的风采,就只能从苏颋的诏敕作品中一探究竟了。本文综合梳理了苏颋的210多篇诏敕以后发现,他执笔的诏敕骈散间用、融散入骈,用典的时候以熟典为主,骈对的形式和句法多变,同时以雄健的笔法展示出一种独特的时代精神气质。总的来说,苏颋的诏敕创作笔法雄健、气度雍容、辞藻壮美、格局明朗,既具风骨又不乏声律,为初盛唐之交的文风和诗风劈出一条新路。在诗歌领域“声律、风骨始备”的开元十五年到来之前,苏颋的诏敕创作已经率先在散文领域实现了声律和风骨的融合,为盛唐诗国高潮的到来导夫先路。     

论宋词拟人手法的泛化与深化

宋词中运用拟人化手法十分广泛,大大超越了唐五代词与宋诗.几乎所有杰出词人都是擅用拟人的艺术高手,拟人之作在词人作品中所占比例很高,用以拟人的景物种类丰富,不管是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事物都能赋予其生命和性情.从北宋到南宋,拟人手法的运用经历了从局部到整体、从人与物分写到物人合一、从修辞到造象、从写实到象征的变化发展过程.拟人的作品也由单纯表现词人自我的幽隐情思而拓展、提升到抒写家国情怀、民族气节与理想人格.拟人化手法运用得灵活多样,以各种花尤其是梅花为主的拟人化形象愈益新奇独创,有血有肉,富于灵性,情思深远,诗意浓郁,显示了宋词高超的艺术.     

一道非同寻常的"即位诏"——明世宗"即位诏"与嘉靖初期改革

世宗"即位诏"的颁布,不仅稳定了政局,而且成为"嘉靖新政"的政治纲领.但是长达六年的"大礼议"阻碍了杨廷和等人改革的进程,使武宗弊政革而复生.尽管如此,"即位诏"清醒地把握了嘉靖初期政治的关键,因而很多内容被其政敌--"议礼派"所继承.     

再议曹操高陵葬制——以对曹丕黄初三年诏的分析为中心

对于曹操葬制存在诸多争议。曹丕黄初三年(222年)诏所透露的有关曹操高陵葬制的信息,也为相关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现在看来,高陵"陵上祭殿"确实存在。被称为曹丕"终制"的诏令被赋予传世之戒条的意义,当时已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公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半公开的文件。不论魏文帝曹丕的本意如何,这一诏令所取得的宣传效应是明显的。我们以为这篇措辞严厉的文字值得注意的,还在于曹丕对于违诏"妄有所变改造施"的诅咒,体现曹操宣告薄葬的遗制,应当得以遵行。我们通过魏文帝曹丕"终制"的文字可以推知,如果他确实对于曹操"薄葬"遗令"有所变改造施",一定不会痛斥反薄葬行为是"愚俗所为",也不会自认"弃君于恶"、"爱以害亲"、"不忠不孝"之名,当然更不会使用"为戮尸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一类激烈言辞。很可能文帝黄初三年诏和文帝"终制"原本属于一个文件,也许统称为魏文帝曹丕"黄初三年诏"是适宜的。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马端临注意到的"魏武父子遗令俱欲薄葬"就表现出了连贯性和完整性,其中所透露的有关曹操高陵葬制的信息亦有更值得我们确信的价值。     

由“罪己诏”论西汉道统与政统之关系

西汉“罪己诏”的产生,既是禹、汤以来君王罪己传统的延续,也是西汉国家建构中道统和政统博弈的结果。儒家学说地位的隆升,使得圣王、圣人之说成为评判政治的理论依据以及衡量政治行为的标准。在决策政治事务时,西汉皇帝的个人看法常与儒生相绌,此时多用“罪己诏”来调和彼此的矛盾,正体现出道统与政统的相互适应和不断调整。     

基于概念隐喻理论的拟人研究

从认知的角度看,拟人也是一种隐喻。拟人隐喻的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往往是将人的各种属性如动机、特性、活动等等映射到客体上,使之人格化。因此,拟人隐喻表现为赋予各种"物"以人的言行和思想情感,借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与隐喻一样,拟人已超越了词汇、句子层面的修饰功能,成为人类认知世界的工具,在重塑人类经验重构社会现实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对拟人在英汉语言中应用的对比研究,不仅深化了对拟人的理解,而且也拓宽了隐喻研究的范围。     

试述唐高宗李治的《简择史官诏》

唐高宗李治《简择史官诏》中的"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灼然为众所推"、"亦恐泄漏史事"五个标准,是我国古代遴选史官的第一个公开标准,是唐以前历代杰出史官优秀品质的结晶,是后来"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说的依据之一。它不仅是当时一个胜任史官的必备条件,也是其后历代史官和史学家修养自身的标准,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的借鉴意义。     

初唐诏敕文撰制者述论

诏敕文是中国古代帝王专用的政令文体,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拥有独特的撰写、审核、发布等运作体系.初唐时期的诏敕制度在沿袭前朝经验的基础上,为了顺应时代发展,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掌书制诰”不再是中书省的专属职能,初唐诏敕文在撰制者身份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南宋词科取士与制文之体关系论略

两宋的词科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之一种,其制度的设立对两宋骈文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南宋文人由词科入等而入西掖、北门,进而执掌内外之制的现象颇为常见,朝廷诰命、典章巨制的写作从初习词科的模拟之作成为视草代言之体,由此也生发出一些较北宋而言更为复杂的文体观念。词科与制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应试词科衍生出一批进卷、行卷行为,并出现了大量的类书,促进了四六文的兴盛,影响了馆阁的制书写作;对典故的谙习、制度的熟稔与制文体式的遵循是应试词科的基本要求,词科者入等者在馆职写作中也承续了词科文体。词科与制文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宁宗嘉定以后,轻视宏词科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两制之文的衰落。词科的发展也引起时人对"词科习气"的批评,而所谓的"词科习气",与南宋骈文对北宋骈文的变异有关。另外,由词科入等或曾应举过词科的士人中,有不少人也有着兼学理学的倾向,他们也试图在朝廷的公文写作中复返汉代遗风。     

论汉代“不奉诏”的类型及其内涵

“不奉诏”乃至于“奉诏不谨”是汉代的政治罪名,但在政治运作中,“不奉诏”却有着实际上的生存空间。“不奉诏”可以划分为“军中权宜”、“拒绝任命与赐予”、“为国持正”、“政令失御”等四种类型。它们各有其特定的内涵与社会意义,特别是其中的“为国持正”型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关键的问题在于:当皇帝的意旨明显有失误的时候,朝臣的异议能否得到事实上的合法存在权。古代“开明政治”的标志之一,就是当政者对“异议”有较高的宽容度。     

道教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的天书

天书 ,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一个惯常意象母题 ,含有多重文化因子 ,又在频繁出现时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内蕴和较强的结构功能 ,值得予以探讨。     

精神尽在诗——论宗室诗人赵师秀的诗歌创作

赵师秀是四灵之首,是江湖诗宗之一,还是宗室文人的代表作家。多重身份集于一身使得赵师秀的诗歌创作展现出别样的风采:其诗歌创作在内容取向上体现出一种不讳贫穷的平民精神向度;在艺术追求上主要向晚唐的贾岛、姚合学习,崇尚苦吟与摹拟。他是宗室文人平民化趋势中的典型代表。     

宋人笔记中科举史料的辨正价值初探

由于宋代文人拥有丰富的科举经历,在创作的笔记类作品中,有较多他们亲见亲闻的科举题材,而宋代文人中普遍的的史官意识,使他们的作品不仅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以及补史价值,还有对科举史料的辩正和对科举制度源流沿革的辨析,具有较高的史料辨证价值。     

论宋代科举时文的程式化

作为宋代主要科举时文诗赋、策论、经义,都有一个程式化的过程。科举时文的程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揭示了诗文自身的结构特征和写作规律,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不无积极意义。但将程式凝定为固定模式,而且又用以取士,不止扼杀了文体自身的活跃因素,更扼杀了无数学子的思想和青春。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贾至中书制诰与唐代古文运动

安史之乱前后,贾至依据他所秉持的儒家思想和宗经复古的文学观念,积极参与政治,并利用中书舍人掌书诰命的职权,撰写散体制诰,提倡文体复古,以期达到儒学复兴的目的。他在内容、语言形式和风格等方面对制诰文进行了初步改革。代拟王言的制诰在当时影响极大,是文体文风自上而下施加影响的重要渠道。贾至所作制文,凡是涉及重大政治事件的,大都采用散体或骈散结合的形式,在当时曾产生广泛影响,起到推广古文写作的作用。这构成唐代古文运动的一部分,并直接影响到后来陆贽、元稹、白居易等在制诰文方面的文体革新。     

晚清科举制废除以后新教育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晚清科举制废除以后,束缚新教育发展的枷锁打破了,新教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中国教育开始了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但是,废科举在给新教育开路的同时,也使新教育面临许多新的时代难题,体现了作为社会改革一个重要方面的教育改革的复杂与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