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均图》疏证(续)

③《说文·艸部》:蕰,积也,从艸。温声,“於粉切,谆部。段注”《左传》‘夷蕰崇’,杜注‘蕰,积也’。又《蘋蘩》 蕰藻之菜’注‘蕰藻,聚藻也。’《小雅·都人士》、《礼记 礼运》借菀,苑字为之。按俗作蕰。《荀子·哀公问》富有天下而无怨财”,杨倞注:“怨,读为蕰,言虽富有天下而无蕴蓄私财也。《家语》作无宛。《礼记》曰‘事大积焉而不宛’古蕴、宛通.此因误为怨字耳。又《富国》“使民夏不怨暍”,杨倞注,“宛,读为蕴,暑气也。” ④《说文·艸部》:“荐 蒍席也,从艸,存声。在甸切。《广雅 释器》蒍,席也”     

《管子》校释再补(续)

《臣乘马》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纤微,而织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按:力,功。《国语·晋语二》:“夫齐侯好示,务施与力而不务德。”韦昭注:“力,功也。”《左传·昭公二五年》:“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杜注:“民功曰庸,治功曰力。”《吕氏春秋·应同》“霸     

试论夏朝灭亡的原因

历代文献在论述夏朝的灭亡时，多把原因归于夏“桀”的“失德”“无道”，事实上，夏朝的灭亡是一个历史性和必然性的过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夏朝内部生产力的逐渐退化，长期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及夏朝统治阶级的固有观念等，导致了夏王朝的覆灭。     

夏亡主因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导致夏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自古以来议论颇多.举其要者,盖有如下四说:第一种意见把夏亡主因归于“天命”,如《尚书·汤誓》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第二种意见认为夏朝灭亡,主要是自然灾害所致,如《国语·周语》云:“源塞,国必灭.……昔伊洛竭而夏亡”;第三种意见则认为,“桀克有缗,以丧其国”(《左传·昭公十一年》载叔向语).在这三种观点中,第一说无需一驳,其余二说显然是把次要原因当作主因了.持第四种意见的人最多,他们把夏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归于某些重要人物的活动:或谓夏桀暴政(如《左传·宣公十三年》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或谓妹喜作崇(如《史记·外戚列传》云:“而桀之放也末喜.’即是说,夏桀被流放是由于妹喜的缘故);或谓伊尹辅佐成汤(如叔夷钟铭文云:“(?)(?)成唐(成汤),伊少臣(伊尹)惟辅,咸有九有(九州),处禹之绪”.这类观点看似有殊,实际上都是英雄史观的变相反映.在英雄史观的支配下,古代史官不仅认为开国立业是英雄人物的功业,而且亡国败事也是由于君臣要人的活动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到社会下层的平民众庶的历史作用,更不可能自觉地予以实录.     

孔子的反动言论材料(《论语》选译,供批判用)

(1)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译文:孔子说:“周朝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根据,然后制订的,文献典籍多么丰富多采呀!我是主张追随周朝的。” (2) 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 译文:孔子说:“假如有人用我来执政,我将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 (3)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 译文:孔子说,“假如有人用我治理国家,一年就能见效,三年就会做出显著的成绩来。” (4) 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 译文:孔子说:“用夏朝的历法,坐殷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乐舞用舜时的《韶》。”     

夏朝夷夏关系新说

1933年,傅斯年发表《夷夏东西说》一文,提出夏商周三代在政治地理上表现为夷夏东西对立两个系统的观点,在学术界有着长期而广泛的影响。但细考史实,夏代无论是夷与夏的冲突与对立,还是东夷对夏王朝天下共主地位的认同和臣服,都是一个统一贵族国家内部发生的事。因此,夏朝的夷夏关系单用东西对立是不能完全概括的,所谓夏朝统治包括夷人区域也只有从夏朝国家结构层面来理解,才能真正认清历史的本相。     

《左传》中“行人辞令”的语言特色

历来人们对《左传》的语言评价很高.贺循曰:“《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①刘熙载曰:“烦而不整,俗而不典,书不实录,赏罚不中,文不胜质,史家谓之五难.评《左氏》者,借是说以反观之,亦可知其众美兼擅矣.”②《左传》无论记言叙事,都表现了卓越的艺术成就,本文只就《左传》的“行人辞令”略陈管见.     

刘勰的文学批评论——《文心雕龙·知音》篇浅释

《知音》篇是刘勰论述文学的鉴赏和批评的专篇,是《文心雕龙》的重要篇章之一。“知音”本来是对音乐有正确理解和评价的意思,这里借用来指文学的鉴赏和批评。《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载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     

“执秩”浅释

公元前632年,爆发了著名的晋楚城濮之战。战前,晋文公在被庐举行大蒐,“作执秩以正其官”。因年代久远,史料缺乏,史家对“执秩”做出了种种解释,似均未切中。本文试就此问题,略陈一管之见。 为了考释方便,我们先就载有“执秩”之文及有关注疏胪列如次: (一)《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以下凡用鲁国纪年,史料皆出自《左传》):晋文公欲用其民,而问子犯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而不惑,而后用之,出榖戍,释宋围,一战而霸。     

说“道”

《易·说卦》第二章:“昔者圣之人作《易》也,得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先“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视“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     

三代地税研究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滕文公篇》)。 根据这种说法,夏商周三代的田税基本都是以收获物的十分之一为征收标准。然而,对贡法、助法、彻法的解释,因为不能详尽地征引文献,历来都是不一致的。特别是彻法,自汉儒以来,直至今日诸说纷云,莫衷一是。 《论语》说:“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我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颜渊篇》)假如完全根据这种见解来判断,周代极盛时期是实行过什一之税的。(哀公元年是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四九四年)     

《诗经》答问五则

一、《邶风·击鼓》诗有什么历史意义? 从《击鼓》诗的作者看,《击鼓·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宗,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郑玄解释“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两句说:“此言众民皆劳苦也,或役土功于国,或修理漕城,而我独见使从军南行伐郑,是尤劳苦之甚。”孔《疏》解释这两句说:军士将行,以征伐为苦,吉今国人或役土功于国,或修理漕城,而我独见使南行,不得在国也。”朱熹解释首章说:“卫人从军者自言其所为……”     

关于古代国、族名前“有”字的训释

中国古代典籍中,国,族名前常冠一“有”字,如:有熊,有虞,有夏,有娀,有莘,有周等等。把此“有”字认为是语气助词,作为词头,用于专名之前,有音无义,业经历来的一些语言学家阐释,得到语言学界的认可,而一般字典,辞书也相沿不变。王引之《经传释词》: 有,语助也,一字不成词,则加“有”字以配之,若虞、夏、殷,周皆国名,而曰有虞、有夏、有殷、有周是也。(凡国名之上加有字者仿此)。吴昌莹《经传衍释》于王引之《经传释词》补苴罅漏甚力,“有”字条解说尤详富,然对“有”字置国、族名前为“语助”之说未持任何异议。     

“……之谓”式的作用及特点

关于“……之谓”式,至今说法尚不一致。本文专就“……之谓”式的作用及特点进行一些探讨,谈谈个人的粗浅认识,并借此机会求教于王力先生和其他同志。(一) 翻开古书,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句式: 1.《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上》) 2.《书》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谓也。(《荀子·富国》) 3.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左传·隐公六年》) 4.野语有之曰,闻道百,可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庄子·秋水》)     

《左传》之作者及其他

在《左传》的研究中,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左传》的作者及其时代的问题。这个问题,千多年来,人们争论不休,没有定论;现代很多专家也作了许多探讨,但还没有一个人们共同信服的结论。 关于《左传》的作者,唐以前,人们都信从司马迁的说法:《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段话,文意清楚,明白无疑,司马迁肯定《左传》作者是左丘明。 关于左丘明的事迹,历史记载很少,可见的资料在《论语》中只有一条:“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郑玄《三礼注》中的汉史资料[续]

二、经济类 《周礼·天官·大宰》”以九赋敛财贿,……九曰币余之赋。” 郑注:玄谓赋,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谓之赋,此其旧名与?……币余,谓占卖国中之斥币,皆末作当增赋者,若今贾人倍算矣。 贾疏:云“玄谓赋,口率出泉也”者,按《大府》云九贡、九赋、九功各别;又见《司会》云“以九贡致邦国之财用,以九赋令田野之财用,以九功令民职之财用,”贡,赋及功各别,赋为口泉也。是以郑君引汉法,民年二     

郭店楚墓竹简甲组《老子》隶读

郭店楚墓竹简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古老的《老子》文本,隶准读中是解读这个古老文本的基础工作。如果按照当时而不是现时的汉字写词方式来解读这个文本,那么：“孰能浊以渍将舍清,孰能卮以朽将舍生”,则与《庄子·人间世》的部分思想有明显的渊源关系;“或命之,或呼嘱”当读作“或命治国于头”;“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当读作“其在民上也,民弗诟也”;“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当读作“善者课而已,不以取强”;“大曰逝,逝曰远”当隶作“大曰滔,滔曰远”;“甚爱必大费”当读作“甚爱必大悖”;“持而盈之,不若其已”,当读作“柴而盈之,不可匿也”,如此等等,这个古老的文本将为我们呈现出某些新的语义内容。     

《秦风·蒹葭》是一首爱情怀人诗

《秦风·蒹葭》究竟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历来说法较多,笔者归纳一下,大致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当推《诗序》的“刺襄公”之说.“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这种说法在《笺》、《疏》中得到进一步发挥.《笺》曰:“若得周礼以教,则众民自然服矣.欲求周礼,当得知周礼之人.所谓伊是知周礼之人……在大水之一边.”仔细琢磨,此说和诗意无甚关涉,怎见得秦襄公未能用周礼,而国人不服?是不是所谓伊人就是“知周礼之贤人”“在水一边”?在古籍中找不到一点历史事实以作佐证.现在看来,《诗序》纯系凿空立说,与诗意毫无相关之处.     

音乐岂无益于治乱——剖析司马光评唐太宗论乐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贞观二年夏四月己卯条载:“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六月乙酉条载:“孝孙等奏新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     

《三国志》词语释义

人“人”,对人说话时自称。《魏志·钟会传》载:司马昭与邵悌谈伐蜀,司马昭曰:“蜀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众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则智勇并竭,智勇并竭而强使之,适为禽耳。惟钟会与人意同,今遣伐蜀,必可灭蜀。”带着重点的“人”字是司马昭自称。又《华佗传》:“下针言:‘当行某许,若至,语人。’”“此“人”是华佗自称。又(《吴志·吴主五子传》载:孙霸子孙基盗御马被收狱,孙亮问侍中刁玄,盗御马该当何罪。“玄曰:‘科应死。然鲁王早终,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