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

在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问题背景中,对照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整个中国哲学具有运行其上的基本建制以及其在这一建制之中的独特展开方式。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立足于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割与对立,立足于此种分割—对立中“真”与“不真”的分别归属;而中国哲学则截然不同,它全体植根于道器不割、体用不二的独特建制——非形而上学的建制——之中。“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与西方哲学形成决定性的对照:它们不是作为政治形而上学(政治哲学)或历史形而上学(历史哲学)出现的,而是意味着哲学与政治、与历史的直接贯通和相互归属,而这种直接贯通和相互归属的本质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哲学的独特建制之中。可用“大道不离人伦日用”概括中国哲学立足其上的基本建制——道器不割、体用不二,以表明这一哲学在根本上处身于形而上学之外,并且依其本质一向就积极地生存于形而上学之外。     

中西对话困境中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问题

“中国有无哲学”和“中国有无形而上学”是一个问题,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而已。这一怀疑的产生与中西学术对话的困难和交流的缺乏不无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中国哲学的怀疑或不自信主要源于因时代交替产生的理论体系的混乱和学术的国际接轨的困难;对于外国人而言,疑问是傲慢(偏见)加无知的结果,主要源于对中国哲学缺乏了解和西方中心论。中国不但有哲学,而且有丰厚的形而上学体系。不过,中国哲学及其形而上学传统,尤其是后者,并没有得到较为准确的解释。     

哲学的困境和黑格尔的幽灵——关于“中国无哲学”的反思

中西哲学之间的学术转译、通约和交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哲学研究的过程,但今人往往以渗透着西方中心主义情结的黑格尔哲学标准来剪裁中国哲学,故引发“中国有无哲学”之争。争论中国有无“哲学”之“名”并无意义,关键在于中国有无philosophy之“实”。纵观西方近代哲学史,欧洲的两大主要哲学思潮即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是沿着反黑格尔主义或曰“拒斥形而上学”的向度发展的。在“重建形而上学”的诉求中黑格尔的幽灵再现,未来的哲学将是“人类形而上学”或曰文化哲学的崛起,从传统形而上学到“拒斥形而上学”再到“人类形而上学”,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追问根源”与“哲学困难”

进入20世纪后,由于现代性所暴露出的弊端,形而上学便开始遭遇困难,以至于出现了“拒斥形而上学”运动。在这种情形之下,海德格尔虽然也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但他主张区分“存在”与“存在者”,并由“存在者”提升至“存在”,从而重建形而上学。很显然,海德格尔的建构是一种“追问根源”的理路。历史地看,这种理路在中国哲学已有悠久传统,而且现代中国哲学家也有不俗的理论建构。总之,面对现代性问题所引发的“哲学困难”,“追问根源”是完善哲学的有效途径。其实,不仅是面对现代性问题,面对任何“哲学困难”时,“追问根源”均是完善哲学的有效途径。     

易学对于中国哲学当代重建的意义——现代新儒家哲学与易学的深度关涉

现代新儒学将儒学加以哲学化的特点之一,是其哲学与易学之间的深度关涉。这种关涉有时是显性的,例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有时是隐性的,例如冯友兰的新理学。其共同点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表现为对《周易》的形而上学化的诠释。这与20世纪西方思想的去形而上学化趋向形成了鲜明反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去形而上学化就是不可商榷的、而现代新儒家哲学使得中国哲学再次落伍了。但是无论如何,一方面,旧形而上学确实是“无本”（无源）的,其对《周易》的单纯哲学化、形而上学化诠释确实是颇成问题的;另一方面,去形而上学化尽管同样偏颇,然而确实敞开了重新发现本源,从而重新诠释《周易》、重建中国哲学的可能。     

伽达默尔与“哲学是否终结问题”

历经现代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拒斥”和后现代主义的“本质解构”,伴随着美国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各种“哲学终结论”不绝入耳.伽达默尔以其解释学的实践哲学重新要求“返回到哲学的科学特性"“哲学以改变的方式存在下去”,这无疑是对哲学以及哲学作用的重新肯定和强调,也是对“哲学终结论”的回应和批判.本文以伽达默尔实践哲学为基础,深入探讨和分析了伽达默尔的哲学科学性、哲学作用和哲学命运问题,显示出以存在普遍意义与价值诉求为根本性质的哲学必然是人类存在与生活的一种方式,哲学命运不仅是哲学的命运,从根本上说,它是人类存在与生活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说,如何对待哲学,意味着如何对待人类自己的存在.     

现代中国哲学的批判性建构:以张东荪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为例

张东荪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先驱,他的中国哲学研究往往是基于其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之上的。他早期受实用主义本体论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形成了历程即本体的所谓“我的本体观”;他后期开始注重知识社会学,并逐渐转入中国哲学领域。他认为中国本土思想中唯有老庄道家有形而上学,但汉以后道家哲学衰落,以至于形而上学在中国发生夭折,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不过是受佛教形而上学的“刺激”而成,已不是正宗的中国哲学。从语言结构、语言形式等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张东荪认为中国语言缺乏主语,也缺乏to be的言语构造,因而缺乏主体的观念,进而得出“中国哲学无本体论”的结论。及至晚年,张东荪甚至对中国有无哲学亦表示了质疑。要之,在语言、逻辑、哲学互相关联的组合中,语言对于哲学而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可以使哲学成为某种语言哲学;然而从语言哲学立场出发,其对现代中国哲学的重构是否成功,这在当今中国哲学界仍是值得省思的问题。     

"边界意识":当代哲学"和而不同"的哲学智慧

“形而上学终结”作为对“形而上学恐怖”的强力反弹,深刻地看到了后者的深层困境,因而有其深刻的合理性。但由于它与后者所具有的“两极相通”的抽象性质,因而无法有效地实现对后者的克服。与此不同,“边界意识”代表着一种“和而不同”的新型哲学智慧,它是对“形而上学的恐怖”和“形而上学的终结”两者的真正超越,对于人们重新理解人与世界,重思哲学的未来发展和形而上学的命运,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维柯与文化哲学

维柯是文化哲学的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他以“人类的形而上学”提出了文化哲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对文化哲学在 19世纪至 20世纪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本文以考察维柯的“人类的形而上学”为个案,考察了维柯“人类的形而上学”的主题思想,分析了维柯的文化哲学本体论问题及其结构,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了文化哲学的本质和基本问题。     

后现代主义和我国当代哲学的转型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当代世界哲学实践转向的一个重要环节 ,后现代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对于我们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本性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解构主义消解西方“传统形而上学” ,为我们突破旧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提供了一个理论批判武器 ;后现代主义对科技异化作用的反思 ,对于人和自然、人与人关系的重新审视 ,它的“后现代思维方式”以及“平民化”哲学风格对各种新哲学范式起着潜移默化作用 ;后现代主义传播中孕育的“教化哲学”传统 ,增强了我国当代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 ;后现代主义哲学倡导个人发展和创新 ,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伟大潮流。     

再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

在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问题背景中,需要考察整个西方哲学运行其上的基本建制以及它在这一建制中的独特展开方式,以便通过考察的具体化而将理解进一步引向深入。这一考察包括：形而上学是什么,“超越”问题,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中的四重区分,作为柏拉图主义的基督教以及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等问题。在没有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之分割—对立的地方,也就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不起作用或无从起作用的地方,才是中国哲学在其中活动和展开的那个境域。由此而来的分野从源头的实质上标志着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正是此种差别在决定性的大端上规定着中西哲学不同的性质、构造与走向。     

论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的理解--120年后对《费尔巴哈论》出场学视域的新解读

120年后,重新解读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科学辨识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的理解,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理解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出场学视域为解读地平线,从恩格斯对哲学革命逻辑基点的理解、批判旧形而上学、哲学基本问题的现代转换、“改变世界”的哲学路向等五个方面做深度解读,从而阐释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哲学革命性质及意义理解上的关系。     

“转识成智”与“由智化境”——中西哲学形而上学之比较

中西哲学对形而上学的问题意识和路径各不相同。西方哲学将之阐解为从知识达到价值与意义世界的问题 ,走的是转识成智之路 ;中国哲学将之视为形上智慧的呈现与实现方式 ,走的是由智化境之路。然而 ,“转识成智”和“由智化境”分别是人类理性探究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的展开环节。真正的形而上学必须包括本体论与境界论 ,未来的形而上学应当是两者之合。中西哲学之争将由此趋于融合 ,达到解决。     

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所涉及的几个前提性问题

倪梁康认为,“纯粹”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有明确的定义,它不仅指纯粹数学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而且还意味着纯粹反思的纯粹性。纯粹的和不纯粹的现象学,代表了目前现象学研究界的两种思考方向。刘永富则通过对“怎么才算现象学的视域”、“怎么才算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前提性问题的澄清,认为“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就是关于所可能知的一切归根到底只能如何的思辩的学问。陈家琪讨论了胡塞尔所坚持的“纯粹意识哲学”的信念,特别是他有关“生活世界”的论述,并在康德所区分的“通俗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以及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强调直观与描述是否可能把哲学的“通俗概念”(非学院派)与“纯粹概念”(学院派)重新统一起来的问题。张再林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入径,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性进行重新发现与梳理,希望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的正本清源,并为回归一种更彻底、更根本的“不纯粹”的“生活世界”提供坚实的基础。     

论当代形而上学建构与有限性规定的内在关联

从当代有限性的向度上来重新诠释"哲学是什么"问题,进而在阐述"哲学"本真内涵的基础上,指出哲学内蕴的本质与不同时期的形而上学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着重论述了康德在为传统形而上学奠基的过程中,把形而上学重新置放在人的认识有限性前提下的难题,继而着重阐发了海德格尔为解决这一难题所确立的"比人更原始的是人的此在的有限性"思路,从而把当代形而上学建构在"此在"有限性的规定上,最后着重揭示了当代形而上学与有限性规定的联系及其价值.     

由“生活世界”的趣舍综观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

根据中西哲学对“生活世界”的趣舍——对生活世界的守护或贬黜——来概括其本质特征,可以更加集中也更加充分地表明：中西哲学在其开端性决断上的根本差别,如何贯穿于并且支配着两种哲学全然不同的历史性行程。对生活世界的贬黜与敌视植根于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中,亦即植根于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割—对立中;立足于道器不割、体用不二的哲学建制从根本上决定了对生活世界的切近与守护;正是由于立足于这样一种非形而上学的哲学建制,整个中国哲学表现为对生活世界的居有与守护。此外,在西方哲学已经开展出来的“自我批判”中,形而上学的历史性解体伴随着生命哲学的积极开启——意识到并且深思这一重大转折,对于把握中国哲学的非形而上学性质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对“生活世界”的趣舍,不仅能够成为标识中西哲学判然两途的分水岭,而且由于它特别地切近于两类哲学植根其中的基本建制,所以该主题的阐明对于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整全理解来说,具有总体上的概括作用和统摄意义。     

哈贝马斯论形而上学之思和后形而上学之思

哈贝马斯用形而上学思维概括始自巴门尼德、柏拉图,止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传统。认为形而上学思维与意识哲学范式有着天然联系。因此,克服意识哲学范式是超越形而上学思维的必由之路。交往范式保证人们能够使用历史的、具体的理性把握普遍的共识性真理,故能打开后形而上学思维境城,提供建构后形而上哲学的基础。后形而上哲学是一种生活实践哲学,扮演着“示范者”和“解释者”角色,旨在促使具有多元价值取向的文化系统在生活世界的实践经验语境中组合起来并获得应有的秩序。     

费尔巴哈哲学:现代哲学的重要开端

过去人们只把费尔巴哈哲学看成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哲学的中间环节。这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狭隘性理解。费尔巴哈哲学是现代哲学的早期形式。费尔巴哈哲学对西方现代哲学的重大贡献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从根本上克服了雄霸西方 2 0 0 0多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哲学 ,开创了历史赋予的“转向”的工作 ,用“感性哲学”替代 2 0 0 0多年逻各斯主义的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 ,用“思维的直观”替代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 ,确定人是哲学的核心和全部秘密 ;另一方面是用“新哲学”寻找早已失去的但曾是本己的家园。历史发展充分证明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理性直观”等概念是一些极具张力的范畴 ,费尔巴哈的整个新哲学和崭新思维方式为现代西方哲学打造了“宽阔”的发展平台     

西方科学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

科学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是指“超经验的本体论”。即超越以经验为基础的实证科学范围 ,研究关于世界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知识和学说。 2 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就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的特点而言 ,经历了一个“拒斥形而上学→肯定形而上学→内化形而上学→回归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其具体表现是 :逻辑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 ;证伪主义肯定形而上学 ;历史主义内化形而上学 ;科学实在论回归形而上学。这一过程表明 ,形而上学在科学的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 ,只要还有哲学 ,就少不了形而上学 ;只要还有科学 ,就摆脱不了形而上学。     

论领导哲学的根基

哲学的根基是形而上学,所有应用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都离不开对各自形而上学这一根基性领域的探寻。领导哲学作为对领导学及领导实践中所存在的普遍问题作出批判性反思和建构性总结的应用哲学,因其哲学属性也有着自身的形而上学。作为领导哲学的根基,领导哲学的形而上学应在领导哲学的研究中得到首要或优先建构。领导哲学的形而上学在于对领导领域内最一般概念即范畴的研究,具体而言,领导哲学形而上学关注领导领域内包括领导、组织、领导者、组织目标等的普遍范畴及其内在逻辑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