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鬼梦”

卜辞常见“鬼梦”中的“鬼”如同《周礼》里的“占梦”；“多鬼梦”就是诸多“占梦”作梦。在甲骨文中，“鬼”的专职乃是为占吉凶而作梦。后世的“鬼”指巫觋所见的鬼魂，是卜辞“鬼”的引申义。因“鬼”能见常人之所不能见，故其所见就是神示之兆。卜辞以“占梦”称“鬼”，而梦字又不从“鬼”，是因为“鬼”戴四目头乃是其“赠”祭以逐恶梦之形象，行其“占梦”职而睡乡觅梦之时却必得除去四目面具，故“梦”字形中之“占梦”并不象四目之“鬼”     

唐代占梦小说与《汲冢琐语》的关系

唐代占梦小说导源于古代的占梦术和占梦小说故事。唐代占梦小说分为占梦小说、梦告小说和感应小说。战国时期《汲冢琐语》是一部“古今纪异之祖”、“古今小说之祖”的作品,记叙梦验是其重要內容之一。作品所描写的离奇古怪的梦象、穿凿附会的占辞和梦验,构成了占梦小说最初的内容。唐代占梦小说多半袭取了这一类故事的占梦內容和叙事结构。通过对这两者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唐代占梦小说导源于《汲冢琐语》一书,《琐语》是唐代占梦小说的雏形。而这种观点是对现有梦文学史研究只把诗歌、诸子散文、史传等看做梦文学起源的观点的补充。     

《左传》记梦的梦象类型及占梦特点

《左传》是战国初期编纂的一部记载春秋时代历史的古籍,也是先秦文学中梦境描写最多、成就最高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左传》对梦的记载,反映了春秋一代占梦在社会上的影响。各国诸侯无论遇到战事还是进行祭祀,大都用占梦的形式,来支配他们的行为方式。清人汪中指出:“《左传》所书,不专人事,其别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日灾祥,曰卜筮、曰梦”,然而,“未尝废人事也”。可见,梦在《左传》中所占地位相当重要。     

王充与王符梦论之比较

占梦,主要是以梦境附会人事的吉凶,它是占卜迷信的一种。古代由于科学水平的低下,人们无法解释梦的现象而将其视为神秘之物,认为梦是上帝和神灵的启示。这种迷信在先秦就相当盛行,到了汉代,随着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推行和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对占梦术的利用,占梦迷信愈加泛滥,还出现了不少有关占梦的书籍,如《黄帝长柳占梦》、《甘德长柳占梦》、《京房长柳占梦》等,占梦术亦演变得更为精巧和圆滑,从而使其成为汉代神学的顽固窠     

论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及其影响

道教对于梦的研究由来已久,它既有关于梦的形成机制的理论,又有以“占梦”“禳梦”等为目的的操作系统,其中以“辟恶梦”之法最为重要。在“辟恶梦”方面,道教既通过默念咒语以祈求于神灵,又采取“叩齿”“咽液”和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特定部位的方法,并且还运用某类药物,要求“慎无语人”。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对于古代中医学的发展,无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临床实践方面。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政党政治的现代性与“中国梦”的实现

民族国家确认了现代性政治的身份主体，而政党政治则是政治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中国的政党政治发轫于国家“自我”意象的转变，并通过革命承载着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中国梦”蕴含现代性的要义，中国政党政治须通过自身的现代性来实现“中国梦”的现代性。中国国民党对西方政治现代性的仿制以失败而告终，并导致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暂时性终止，“中国梦”实现进程受阻。中国共产党承继了政治现代性建设，通过革命完成了民族国家建构，通过规范政治建制逐渐实现了自身的现代性。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其主旨与“中国梦”的内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在未来政治建制过程中，中国政党政治需要通过国族建设增强自身的民族性，通过法治建设增强自身的公共性，从而为全面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     

论先秦“赋诗”、“引诗”的文化意蕴

《左传》、《国语》里记载了许多春秋“赋诗”、“引诗”的史实。从文化历史语境的阐释角度看,春秋赋诗是西周礼仪形式的遗留或变体;赋诗之所以能成为贵族生活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言说方式在于诗歌原有的那种庄严性、高贵性恰好符合了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自我认同需求;再者,诗歌所独有的含蓄、委婉的特性,使赋诗成了外交或交际场合请求或拒绝别人的合适、得体的方式。春秋时代贵族引诗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到了春秋末期开始的“子学时代”,只有儒家大量引诗。同为史书,《左传》、《国语》记载的引诗与《战国策》记载的引诗有重要的差异:前者在于标举某种精神价值,而后者只是一种纯粹的语言修辞术。     

责任政治的儒家传统——兼谈中国式民主的传统文化渊源

责任是政治生活的基本伦理与核心规范,责任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秉承并建构的重要形态。基于儒家思想精华,中国责任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迥异于西方,在责任优先于权利的思路中,形成了从“责任社会”到“责任国家”的路径。在“仁”和“礼”的基础上,儒家思想中的责任贯通了观念、结构与行动,协调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秩序的关系,彰显了责任社会与责任国家的相互嵌套,在道德与政治的深度融合中提升了传统中国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应以传统的责任政治观为思想资源,结合时代进行扬弃,嵌入在责任政治之中。中国式民主以责任和制度规范民主程序中多元主体的关系和交往,不断形塑植根于政治场景与生活场景的两种民主模式,整合“作为政治的民主”和“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赋予民主以社会性与伦理性,在融合现代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构建出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文明新形态。     

政治腐败与传媒: “回扣之城”事件

政治腐败与传媒：“回扣之城”事件皮尔·保罗·吉廖利１９９２年２月，意大利米兰市察觉一桩小小的腐败案件，引发一系列广泛的司法调查，终而导致统治意大利四十多年的政府垮台。本文探讨了传媒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认为新闻传媒的商业化，使之较能独立于政治机关之外，乃是报纸和电视对这些事件广泛报道的主要原因。它们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评价这个“回扣之城”，认为它是公共生活中道德极端败坏的病症，威胁着民主政治的根本价值，而不仅是政治生活中的寻常小事。报纸和电视的新闻报道出以这样的观点，在促使意大利原政府丧失合法性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司法部门经过调查之后首次开庭审讯这一腐败大案，这时，电视台的现场直播把审讯变成了使有关政客当众出丑的一种仪式，从而决定了当时的政府的命运，把一整个统治精英集团逐出了政治领域。     

思想教育的语言效能

语言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善于说话的人总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能把别人的心说活。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通过语言媒介使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达到心理上沟通。因而，讲究语言艺术是思想政治教育切实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一、思想教育的语言要讲究择机性心理学研究表明，语言的“分量”、“效度”随“机”而分轻重。有时一语拨动心弦，而有时口若悬河却收效甚微。“机”产生于对谈话“场所”的选择和对谈话对象的察言观色之中。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善于联系特定环境来使用语言表达思想，还要善于从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去…     

“梦”中的政治寄寓：晚清三部《维新梦》时事剧考论

1903—1904年间，三部同名时事剧作《维新梦》先后问世。三剧均取材于维新史事，但立意、结构各不相同。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维新梦”不仅代表了维新派的未竟志业，亦寄托了国人对清季变局的反思。这里的“梦”着意纪实喻世，乃思想的“寓言”而非情节的“预言”。在现实政治与乌托邦理想之间，科学新知、历史意识与国族精神，交织成不同角度的“当代史事”与文化图景，亦体现出清季变局中士人的空间想象和政治寄寓。     

厉神占梦与《惜诵》中两“曰”字的人称归属

《惜诵》中厉神占梦一节,连用了两个“曰”字,其原因何在?参考《离骚》中的灵氛占卜与《诗经·小雅》之《斯干》《无羊》的占梦,结合上古“习卜”的礼俗,并由《包山楚简》《望山楚简》等出土材料考察楚国的占卜方式,可以推知:厉神占梦的过程分为首卜与习卜两次,故而其占辞也就分为两部分,两“曰”字便是占梦者两次占辞的分别引起之词。由此亦可就原诗之相关内容作重新解读。     

说明文的性质、特点及分类

说明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并予以定名，时间并不长，它是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普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但“说明”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因为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却是早就存在的。最早的如甲骨文占卜辞，就是用来解释占卜内容的。在中国较早的历史典籍中，如《易经》、《尚书》、《礼记》中也可以见到说明文字的踪影。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语言表达形式也出现分工，文章样式有了“文、笔之分”，“文”即是侧重于记叙人物事件、抒发感情的文学作品，“笔”则是侧重于学术研究，说明事物的文章，如《史记·八书》、《汉书·十志》…     

文学性：文学语言的身份再辨识——一个视觉心理学的观察视角

任何一种言说活动都包含着双重陈述功能，即作为语言陈述和作为意象陈述。作为语言陈述，即在一个言说系统中语言成为了主导性陈述力量；作为意象陈述，即在一个言说系统中意象成为了主导性陈述力量。这种变化取决于言说主体的言说目的的不同，即是为了日常交流，还是为了独立性表达，进而引起言说系统的内在结构发生变化：一种因素被突前，成为主导性陈述力量；另一种因素被置后，成为辅助性的存在。若是语言成为了主导性陈述力量，就使这种言说的性质成为了“实用性、日常性”的；若是意象成为了主导性陈述力量，就使这种言说的性质成为了“文学性、诗意性”的。这便使“语言”与“意象”二者以一种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并存于同一个言说系统中。概言之，一个言说系统内在结构的改变，引起了表意功能的改变，从而导致文学语言的“文学性”身份的得与失。     

语言、存在与哲学家园

海德格尔提出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表明了语言与存在的不可分割，二者是表里关系，语言与存在“同在”。哲学要求的语言，不是日常语言工具，而是更具体、更实在的语言，是和“存在”“同在”的“语言”。哲学所思、所说的那个存在，是具体的、时间性的、历史性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哲学家”与“存在”同“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真的不是一种理论的工作，而是一种“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要求的语言，不是工具性的，而是存在性的，而存在性语言，则更需要生活。于是，哲学离不开母语。坚守自己母语的同时，应努力将不同语言的哲学思考成果化解，使之成为自己的语言，从而丰富和扩大自己的存在方式     

从"宣王伐鲁"看嫡长子继承制

本文通过分析西周“宣王伐鲁”事件之原委 ,揭示“天子立君”与嫡长子继承制之间的冲突 ,从而从一个方面探析嫡长子继承制存在着有碍西周政权统治的不合理性 ,同时又得出“宣王伐鲁”这一事件的历史合理性 ,并期望从制度层面提出西周社会转型到春秋与战国的一种解释的可能     

本期导读

本期何卫平的文章旨在澄清解释学与认识论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他认为,解释学作为人文科学的哲学,与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认识论相互间虽有交叉但各自的哲学基础不同,因此明确两者的界限有利于把握各自特性并促进研究的进展。刘永富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文化共同体对共同生活的意义,并依据语言实践中对“生活”、“共同生活”、“共同体”、“文化”等术语的实际使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郜积意先生的文章对董仲舒的“《春秋》无达辞”展开学术追问,清理了董仲舒对于《春秋》的解释,得出了经典解释不仅是一种学术活…     

郭沫若绿色文论的生态诗学

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野来考察林语堂的“闲适”文学理念,会发现这种闲适话语在1930年代的各种意识形态中隐伏着沉痛.这种沉痛来自于闲适话语处境的尴尬,来自于“闲适”文化视角对东西方的凝视与糅合,更来自于闲适作为一种自由主义观念形态的艰难指向.同时,林语堂的文学理念在与诸多观念的博弈中显示出了乌托邦想象、异端思想以及一种“非政治”的政治观等特征.     

“春秋”名义与王道精神之彰显

从考察“春秋”的名义出发可知,“春秋”之名最能体现王道之思想,“春秋”之名称能够在历史的衍变中继承下来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经过选择之后的必然。     

中国“政治”概念的专业阐释与社会建构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教科书的框架下和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生活的深刻影响下,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使用的“政治”一词逐步形成了“两概念一用法”三种形式：“狭义上的政治”“广义上的政治”和“作为形容词的政治”。“狭义上的政治”,即对“政治”概念的专业阐释,突出的是“国家”这一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反映了中外学术界在概念使用上的共通性;“广义上的政治”,在政治理论课和国内政治生活中被大范围、经常性使用,对应的是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作为形容词的政治”,则是在中国语境下社会生活领域对“政治”一词的观念建构,强调的是修饰对象具有重要意义。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强化专业建设、实现政治学词汇标准化的背景下,很有必要在学理层面对“政治”一词的解释与使用进行规范,实现肯定中国理论话语必要的特殊性和与国外同行的可沟通性之间的平衡,实现历史和现实中形成的概念“宽泛”与“窄化”之间的平衡,从而在基本政治概念的使用上更加精准与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