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道学各学派的形成及其对儒学的贡献

北宋时期,经过周敦颐、邵雍和张载的铺垫,程颐、程颢在与王安石新学的互动中初步勾勒出早期道学的轮廓,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等人进一步将道学推向了高潮.两宋道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圣之学,并将内圣作为外王之本,进一步致力于实现外王的理想,从而为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叶适论道学与道统

在宋代新儒学运动中,道学是一个集政治文化、学术活动与思想建构于一体的复杂称谓.文章试图通过对南宋道学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与代表人物叶适有关论述的梳理,呈现道学的多层面内容,以及他在儒学思想上与朱熹所确认的道统截然不同的建构.第一是梳理叶适在政治层面上为道学辩护,强调道学是起于民间的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学术活动,其宗旨是本于公心以发公论,道学运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仅在于排除来自官学的垄断,而且在于摈斥来自内部的独断性论说.第二是分析叶适在学术层面上对道学的界定,指出道成于学,舍学无以成道,否定在道的问题上对权威的尊崇,主张知识的习得是贯彻儒学成圣宗旨的惟一道路.第三是讨论叶适在思想层面上对儒家之道的诠释与论证,通过"总述讲学大指",针对朱熹<中庸章句序>,完整地诠释与论证了儒家之道的历史性建构、孔子述道的性质与意义,以及曾子以下直至程朱一系对于儒家之道的误读及其存在的神秘化倾向与唯我论特征.     

宋代道学和朝鲜时期的文学表现

宋儒的性命义理之学即用来追求圣人之道的道学,韩国称为性理学。它被高丽末的新兴士大夫接受,在朝鲜王朝时期成为强有力的支配理念。朝鲜前期道学派文人做诗力求体现道学,歌颂自然达观的境界。本文探讨了中国宋代道学在朝鲜的传入、发展以及文学实验。     

藤田大诚对日本明治"国学"与近代神道学关系的研究

藤田大诚对日本明治时期"神道研究"如何兴起进行了考证,通过整理、分析日本明治时期进行"神道学"兴起以及发展脉络,他认为传统"国学史"的神道研究,是在传统性的"国学"系的学问的基础上,导入了近代以后"哲学"的学问给予了刺激的结果.藤田大诚还论证了日本明治时期的国学与近代神道学的关系,指出大正时期的"近代神道学"成立的前提,是以"国体"的学问、同时排除"神道"的宗教性作为"近代国学"发展的根据,在强调日本固有之学这点上,日本近代"国学"与"神道学"具有一致性.     

论道学之名的形成及其含义的发展

本文论述了道学之名的形成与北宋谈道风气、道学一词的褒义使用、儒家道统说的提出之间的关系。认为,正是这些关系使宋代儒家学术被冠以道学之名。此外,文章还论述了从张载到朱熹,道学一词的含义由笼统到确定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社会对道学这种学术形态的认识过程,也是道学的自我认识过程。     

道学社会化——杨时道学的精神旨归

杨时自从学程颢始,笃守二程道学,对其社会化的精神旨归甚为自觉,他全部道学问题的探讨,根本指向对此旨归的诠释和澄清。道论上,他主要承大程,突出普遍性原则与具体社会生活场域相即不离,道学是且应当与具体社会生活场域适应;心性论上,他综合二程之说,言性善乃人正常本然状态言,因所禀赋和心不正而反常有恶,圣盗在人心善利一念间,道学教化直接干预平民大众的社会生活,道学社会化的教化得以可能;工夫论上,杨时综合二程说,强调知止而至,突出社会行为实践落实的执中工夫和称物平施的方法。基于这一旨归,理论之外,道学社会化实践更是杨时道学事业的重心。     

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文化--再论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

如果说西方文明是"狼的文明",中国儒学文明是"羊的文明",那么道学文明则是"龙的文明".道学文化是人类唯一保存下来的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原生态文化,它是人类最初的文化,也必将是人类最后的文化.新道学文化的创立是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重构,也是世界上"第二轴心时代"普世文明的发现.我们应以道家的自然生态文化为基础进行现代化诠释和综合创新,将现代西方文化的精华接纳进来,创立集古今中外文明精粹之大成,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文化,以解决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是21世纪人类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     

韩国儒学的道学思想

道学又称理学,指的是宋明间持续七百年的思想主流,而朱熹是这些思想的集大成者.韩国视野中的道学是一种正确认识人伦事实判断的客观真理和价值判断的规范性知识,修养人格以期在社会上实现正道的一种实践性学问,它同时具有人道精神、哲学精神与义理精神三个方面.在韩国固有的传统思想里便有道学思想的萌芽,而宋代的道学思想于高丽末期传人韩国.韩国道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郑梦周、赵光祖和赵宪.在道学思想的三个方面中,韩国的道学思想尤其强调义理精神.由于国家规模、民族传统以及社会条件的不同,中国的道学思想是在包括性的、远心的立场中形成了以包容性的人道精神为中心的思想.与此相比,韩国的道学思想则在内在的求心的立场上形成了以批判性的义理精神为主流的思想,这可以说是韩国道学思想的特征.     

淳于髡与稷下道学

稷下道学是战国年代齐国的一个重要政教学派,对齐国的政教策略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淳于髡是稷下道学昌盛期的中心人物,他参与了一系列政教事务,从而使稷下道学务实、适变、灵活的政教宗旨得以贯彻。稷下道学阐发并建立起直接用于政教目的的“道”,取“切实”作为面世原则。它在思想史上开创了系统地杂儒、启法之先例。它具有浓致的地域色彩,以现实为言行标准,取适变精神与务实态度,士人们不以谋求官职作为参政目的,体现出人类政教机制的进步内涵。稷下道学体现的进取、变革、务实的精神,在两个余年的封建政教措施中亦时显峥嶸。     

道学与心性工夫论视域下的经典诠释——以吕大临思想研究为中心

如何理解北宋“道学”的核心精神,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的内容。吕大临的思想特色在于他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力图阐明儒学道德修养的心性工夫路径,从而显出道学的实践意义和话语转换,而这也恰是以往道学研究未能充分注意的内’容。因此,研究吕大临思想,对于深化和反思当代道学研究的得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论汉代新儒家

在历代鼓吹儒家道统的影响下,人们很容易忽略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儒家,后世虽有汉儒、宋儒、清儒之类的说法,但对不同时期儒家的不同特点,注意是不够的。汉代新儒家经过叔孙通、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发展,理论上日益成熟,继承了先秦儒家学说,以从政、为政为主要目标,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演变。汉代新儒家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吸收和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兼采各家思想,构造儒家思想的新体系,倡导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把先秦儒家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神圣化,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汉代新儒家思想理论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加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一些外在影响,它继续前进,又有更新的因素注入,从而继续在理论和方法上更新。东汉从专经到通儒,兼及诸子,到魏晋、隋唐士人转向佛、老探求,直至宋代新儒家的出现。     

汉代经学博士与经典学术权威的政治制造

汉高祖刘邦及其布衣卿相建立汉帝国后,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儒生儒学在汉初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中并未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除稷嗣君叔孙通、贾太傅而外,诸儒生博士鲜有政治影响力。经学大师在民间锲而不舍地传授着儒家经典,已经入仕的经学宗师和儒家私学弟子在政治上遥相呼应,经过几代儒生坚持不懈的政治努力,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于学官,五经遂成为官学的教材,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代的指导思想。五经博士不仅仅培养了大量的彬彬汉吏,由于经学权威的应运而生,在国家官僚体系内部形成了以学术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相关利益共同体的发展与衰微决定了汉代经学的发展趋势,也影响了汉代政治的走向。     

论传统儒学的现代宿命——兼及新保守主义批判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政治特性,突出表现为崇圣意识和王道理想。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构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结构。汉代儒学被政治意识形态化,延续的仍然是先秦儒学的价值系统。因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并不包含现代化的因素。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有许多内容,包括一些价值性的规定是无法与现代社会相沟通的,这就是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宿命。新儒家、新保守主义等学派设想复兴儒学,显然是不适宜的。当代中国需要建立一种以现代社会理念为基点的先进文化,其价值构成应当是法治的、人文的,同时也要批判地吸纳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     

司马相如新论

司马相如是开一代风气的重要学者。在政治思想方向 ,他先于董仲舒提出了以儒学为治国理论、以儒家圣人为最高标准的主张 ;在学术思想方面 ,他是汉代尊崇儒术思想的奠基人 ;在文学方面 ,他是汉代代表文学———汉赋的开创者 ;在美学方面 ,他是汉代主流美学———“巨丽”之美的首倡人物     

论哈萨克族思想家不忽木父子对儒学的贡献

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不忽木父子为康里氏(哈萨克族的重要族源之一)人,是元代著名的"华化"的少数民族政治家、文学家.在元代复杂的民族关系与政治环境中,他们父子均极力推崇儒学,主观上是为了革除元代吏弊,但在客观上,却以其特殊身份为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儒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儒学化的汉代科技

汉代是我国古代科技迅速发展、古代科技体系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儒学与汉代科技发展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儒家经学为科技培养了人才,提供了知识基础,影响了科学研究的动机。汉代科技具有明显的 儒学化倾向。     

南宋《盐铁论》接受特征及学术风尚

南宋时期士人关于《盐铁论》的接受维度、层面,比北宋时更为广泛、深入。这既得益于南宋版刻业的发达,更得益于南宋学术风尚的推动。南宋官学在“法祖宗”的政治要求下,一方面要破除王安石新学的影响,另一方面欲树立新的学术范型。在破与立中,以道问学为意趣的考据学日渐盛行;以尊德性为旨归的理学亦渐居统摄地位。在新学术风尚的影响下,《盐铁论》被南宋士人广泛关注,成为理学家高扬儒家道义的经典参照和学者考据典制渊源的重要史料。不仅如此,南宋理学家以道为本的辞章认识,也推动了对《盐铁论》文学价值的深刻认知。这是此前所没有的一个新视角。     

法家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地位

法家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于秦王朝,其一系列的"变法"和"法治"思想主张,真切反映并适应了当时由诸侯割据向封建集权过渡的时代要求.西汉及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则援法入儒,礼法结合,从而实现了儒法合流;法家化的儒学遂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文化.     

汉代儒学社会化成功的原因

儒学在汉代真正取得了独尊地位,中国社会逐渐被塑造为一个儒学社会。汉代儒学成功社会化主要在于其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有益成分,在得到统治者的权威推行和提倡下,通过建立儒学教育教化体系使儒学浸润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儒学的价值观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