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论略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推行着联苏抗日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国民政府的联苏抗日政策是其依靠英美解决中日问题的外交方针与英美远东政策矛盾的产物,它是国民政府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防共”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联苏抗日政策的效能。     

抗日战争全局视野下的“英美派”探析

“英美派”是国民党政权内的一个重要政治派别,它缘起于清末民初国人的留学潮流．形成于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的外部环境。“英美派”政治上崇尚英美民主模式,经济上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外交上主张联合欧美、抵御日本。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的外交重心转向美国,“英关派”在争取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外交活动中大显身手,成为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积极推行者,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评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评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改订新约运动"之我见--再评王正廷"革命外交"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由王正廷任外长时推出的“改订新约运动”，在一些史书中被记述为“外交成功”的典范。其实，从外交学研究的角度，从实际成效、策略运用、以及政府目标实现几个层面上，对这一运动进行深入考察，即可发现以往论述中的某些失实和舛误，这场运动尽管打着“争国权”的旗号，但实际只是国民政府粉饰形象，假外交以转移国内民众对政府不满的一种宣传。由于国民政府在这场外交中虚张声势、弃实求名，不仅未能在“收回国权”上取得大的进展，反而因之错失了国民政府立国之初的外交良机，招致了内、外目标俱失的后果。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对日外交研究

国民政府北伐期间,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在实力未足的情况下,对帝国主义主要采取分而击之的原则。而国民政府联络的首要对缘便是日本。日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对国民政府表示了友好之意。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后,与日本积极接触,协调中日关系,通过一系列交涉谈判,在满蒙等重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双方都较为满意的协议,从而保证了国民政府对英行动的成功实行。     

略论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

1937—1941年,在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中,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是,苏联坚持其避免两线作战方针,拒绝出兵远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迅速调整外交战略,转向反对苏联对日出兵的立场,后又迎合美国远东军事政治战略的需要,同意苏联参战。战争末期,它主要出于战后国内政治的考虑,以牺牲民族重大利益为代价,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这一条约反映了盟国关系和国民政府内外政策中的一系列问题。     

略论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

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在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中,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是,苏联坚持其避免两线作战方针,拒绝出兵远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迅速调整外交战略,转向反对苏联对日出兵的立场,后又迎合美国远东军事政治战略的需要,同意苏联参战。战争末期,它主要出于战后国内政治的考虑,以牺牲民族重大利益为代价,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这一条约反映了盟国关系和国民政府内外政策中的一系列问题     

论抗战时期宋子文的美援外交思想

抗战时期的宋子文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登上美援外交舞台,成为国民政府关援外交的重要决策人和积极执行者,他在美援外交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美援外交思想,洋溢着比较浓厚的民族主义意识。其战时美国观集中反映为：中国完全有资格获得美援,美国政府理应援助中国;中国应尽力争取美援,但必须以抗战自强为基础。     

中德钨锡交易和国民政府的外交对策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采取了审慎、灵活的外交策略.发生在此际的中德钨锡交易,国民政府较好地执行了既定的外交原则,以拖延搁置的办法,暂时稳住了德国,拉住了英法,为争取抗战最终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冷战期间美国中东公众外交的困境

美国在中东的公众外交始于二战期间,其活动包括宣传美国的中东政策,反击中东反美宣传,介绍美国文化、价值观念、自由市场经济和西方民主制度等,目的是拓展美国在中东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实现其中东利益。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在中东的公众外交上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设立公众外交部门,建立信息文化中心,并由公众外交官负责开展具体活动。美国的中东公众外交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曲折发展,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渐成熟。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其活动逐渐减少,影响力日渐式微,最终于90年代末跌入谷底。冷战期间,美国的公众外交官在中东公众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这些外交官也关注诸如美苏宣传战等议题,但是阿以冲突才是困扰他们的首要议题。同样,阿以冲突也是严重削弱美国中东公众外交成效的核心因素。     

评美国的价值观

价值观外交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大特色。以商业精神立国的美国,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本身已处于全面危机之中;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把传播美国价值观在其全球战略中提高到非常高度,其实质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美国的价值观外交害人害己,注定要失败。     

试论清代封闭意识的危害及其逐步打破

清代前中期极力推行闭关锁国政策,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但清政府对外方面依然固守天朝外交原则,统治集团依然执行封闭的外交政策.这种状况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慢慢改变.中国外交逐步走出了中世纪的封闭.开始具有近代外交的气息.但这种打破并不意味着中国封闭心态的结束,在这以后,统治集团内部时不时还会冒出自我封闭的意识.     

援越抗美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及启示

20世纪60年代初期,越南战争爆发,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双重考量之下,中国作出了援越抗美的外交决策。苏联介入越战后,中国对越援助态度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理念的同时,处理外交事务日趋务实。援越抗美战争后期,随着中苏矛盾的激化,中国开始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走上了联美抗苏的道路,为此不惜牺牲与越南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友谊。援越抗美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对当今中国外交仍有诸多启示。     

战前日本协调外交遭遇困境原因探析

协调外交是战前日本政党政治时期标榜的外交口号,同时也是守护帝国主义国家既得侵略利益的一种新的外交政略.战前日本执行协调外交的结果,使日本遭遇了又一种外交困境.本文试图对此问题作出一些说明.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学者从政潮流与《新经济》半月刊的创办

《新经济》半月刊上承《独立评论》,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知识界讨论建国、工业化、经济体制等问题的重要刊物。以该刊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由知识界组成、以倡导工业化为宗旨的《新经济》半月刊作者群体。尤其是在该刊背后,蕴藏着一个分布于国民政府各部门的从政学者群体,反映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知识界大量投身政界这样一个政治动向。同时,该刊还反映了抗战时期知识界的另一个重要思想趋向,即对经济问题的高度重视。他们所言的“建国”,实质是指以工业化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问题。     

新视阈下的美国和平队评析

诞生于冷战时期的和平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它为美国运用文化＂软权力＂征服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使美国在与苏联的争夺中获得主动权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教育美国民众,改善美国政府外交形象,实现志愿者组织社会功能方面,和平队的成功经验也值得借鉴。本文试图走出＂冷战工具＂的窠臼,探讨在后冷战时代和平队给予我们的启示。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条约观演变研究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不仅被迫与英法美俄签订城下之盟,还要面对德国、比利时、葡萄牙等国来华请订商约,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进一步扩大。在议立和修订条约的过程中,清政府逐渐深化条约认识、调整对外政策,条约观呈现从排斥“要盟”到严格信守、“羁縻驭夷”到条约体制、“惠及远人”到力挽利权的转变态势,商约观念亦随之萌生,由是表现出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间的矛盾与交融,以及中国外交体制从传统向近代化的艰难转型。     

刘湛恩与国民外交

刘湛恩是抗战期间为国牺牲的唯一的大学校长。他参与创建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上海国际友谊社等多个民间国际组织,接待了包括孟禄、泰戈尔、范朋克、莫列德等在内的诸多外国友人,更多次出席国际会议,是1920—1930年代上海国际交流领域的弄潮儿、国民外交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抗战全面爆发后,刘湛恩坚持留守上海,一方面继续领导沪江大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开展抗战的国际宣传,坚决拒任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教育部长之职。导致刘湛恩被敌伪暗杀的原因之一正是他在国民外交尤其是关于抗战的国际宣传方面的重要作为和重大影响。     

七大联合政府主张的确证

联合政府是抗战胜利前后国共两党谈判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共七大的一个政治主张。中共七大提出联合政府主张既不是参加政府,也不是推翻政府,而是要通过改组后的联合政府实现各党派合作建国的愿望,使中国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