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时期的原始农业工具

生产工具的制作水平和使用状况,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斧、石耜、石锄、石刀,蚌刀,石镰,石磨盘,石墨棒等生产工具,这些石制农具的产生,反映了当时红山文化原始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珠三角代耕农的生存境况及相关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后,粤北、江西、湖南、广西、云南、海南等地的农民到珠三角农村替人耕种土地,形成了规模较大的代耕农群体,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代耕农的身份合法性、户口、住房、子女入学等问题一直难以得到妥善解决,从而给他们在当地的日常生活带来一系列的困扰,其相应的权利诉求难以得到落实,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他们成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落,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代耕农问题已成为珠三角有关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     

珠三角代耕农流动原因与流转引导

代耕农是农业流动人口中的特殊群体。其流动方式有政府招耕、亲友介绍、中间人介绍、转租、自主流入等;具有产业内部性、趋利性、盲目性、无序性、不稳定性、时代性等特点。流入地与流出地政策制度、经济利益、社会关系、耕地环境、市场交通、代耕农群体等方面的推-拉合力,是代耕农流动的综合因素。近年来,代耕农呈现继续代耕、回家耕种、进厂打工、经营其他等流转新趋势。加强其流转引导是履行政府职能与维护社会和谐,节约流动成本与优化农村劳动力配置,维护社会公平与保障代耕农权益的需要。政府应从完善相关制度,保障代耕农权益,促进代耕农社会融合,加强对代耕农的服务等方面入手,引导代耕农有序、合理流转。     

珠三角“代耕农”概念廓清：历史、分类与治理

近十年来对珠三角"代耕农"群体的研究,多半混淆了该经验概念在现实中所指的群体。通过对珠三角的代耕粮农与代耕菜农两类代耕农的产生的背景、分布、规模、生产及生活形态、利益诉求等方面的对比分析,发现这两类群体是截然不同的。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人口管理方式上、在居住问题上、在土地问题上、在教育问题上、在就业和生存问题上实行"分而治之"的治理政策。     

珠三角农业流动人口“代耕农”及其相关问题透析——以广东省开平市长沙区民强大队“代耕农”为中心

“代耕农”是珠三角农业流动人口中的特殊群体,是游离于城乡之间的“编外农民”。通过开平长沙民强大队的“代耕农”现象,呈现其社会景况与社会贡献,透视其面临的入户、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系列问题与困境,剖析其生存困境的深层原因,提出“代耕农”问题与困境的制度性破解方略。希望社会各界对“代耕农”的出路予以关注和思考,妥善解决“代耕农”问题。     

珠三角“代耕农”的时代性差异比较

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实地调研,考察了珠三角地区农业流动人口中的特殊群体"代耕农"的生存状况,发现不同时期流入的"代耕农"在流入方式、流入区域、产出销售、代耕合同签订、土地租金、收入状况、居住环境、人际交往、福利保障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也有所不同。据此认为,认知这些时代性差异,有利于地方政府结合当地实际,针对不同时期"代耕农"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相应的解决方案。     

无“法”维权与成员资格 ———多重支配下的“代耕农”

以往关于农民维权的研究都忽略了维权本身的权利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认为农民只有在具备乡村行政设置中的成员资格以及乡村伦理中的道德成员位置时,其维权行动才可能有效。文章通过对一个由特殊的群体——＂代耕农＂组成的村落,描述其村民从有成员资格到无成员资格的过程,在经验上补充了＂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研究框架所忽略的维权状态——无法维权;在理论上,扩展了＂合法性困境＂的＂所指＂范围,并分析了由资本、基层政府以及地方权力所组成的多重支配系统,如何构成了＂代耕农＂的抗争困境。     

代耕农——新农村建设中的“租约农民”——以惠州博罗县石湾镇铁场村为例

近年来,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化步伐进程的加快与地区经济差异扩大,发达地区农民将田地以签定合同或达成口头协议的方式租给落后地区农民耕种,出现了“代耕农”群体。由于与传统的租佃关系形成制度背景不同,产生了新型的农业租佃关系。本文分析了新型的农业租佃关系构成,与传统农业租佃关系进行了比较,并进一步对“新农村”建设中“租约”农民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代耕农”现象的经济分析——以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铁场村为例

"代耕农"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产物。推算结果显示,至2004年我国有"代耕农"约75万人,占农村流动人口的9.46%。本文以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铁场村的"代耕农"为例,比较了"代耕农"、在家务农和农民工三种农村劳动力就业方式的成本与收益,发现"代耕农"至少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次优选择,对于年龄偏大、缺乏务农之外其他技能的人来说,甚至是最优选择。这种在利益驱动下与短期土地租赁合同连接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一方面能使人地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土地被过度使用。政府应在明晰土地产权的基础上,引导和规范土地流转,并为"代耕农"融入当地社会创造条件。     

河姆渡五叶纹陶块研究

通过对五叶纹陶块及河姆渡出土有类似植物纹样的文物进行归纳研究认为,河姆渡五叶纹陶块植物为烟草。相关文物反映出烟草在河姆渡宗教中的特殊地位。     

河姆渡与其他地区“彩绘陶”艺术图案（图形）、色彩的比较研究

根据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距今7000年的早期＂彩绘陶＂残片,以及全国各个地区的＂彩绘陶＂发展情况,对河姆渡＂彩绘陶＂艺术的图案（图形）、色彩与我国其他地区的＂彩绘陶＂艺术进行了对比论述。以＂彩绘陶＂艺术为载体,对浙江＂彩绘陶＂区域性文化与我国＂大文化、大艺术＂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探讨,并对我国传统图案（图形）色彩的＂五色审美观＂及其文化内涵的延伸等问题做了初步研究。     

对当代大众文化批判的质疑

90年代以来 ,中国大陆的文化生态被描述为大众文化兴起继而泛滥的年代 ,对此 ,批评界多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和大众传播媒介理论作为立论的主要武器进行批判。重新审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可以发现 ,那种认为以平民趣味的标准化和虚假的个性化作为大众文化意义的意识形态阐释是值得质疑的     

农事与乡情:河北涉县旱作梯田系统的驴文化

王金庄村位于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河北涉县旱作梯田系统的核心区。 其唇齿相依的生态格局、人驴共作的生产方式及情感交织产生的共命运文化心态,构成了旱作梯田系统的农业生产模式与村落生活样态。 毛驴是村庄农业发展的基本生产要素,“驴 - 花椒 - 石堰冶耦合结构是生产模式,驴文化则是村落社会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旱作梯田系统全景式的反映。 村落日常生活中有关毛驴的牲口买卖、驯化教育、疾病医治、文化仪式等组成驴文化的形貌,塑造和延续着旱作梯田系统的存续与发展。 藉由驴文化,文章提出村落文化的发掘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有益于生态环境保护、农耕技艺留存与乡土社会永续。     

苏州现代生态农业建设与传统自然农业文化的修复

苏州的"三农"问题主要是农业问题,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的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恶化问题,而两种功能之间又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要优化苏州农业的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需要努力促成发展现代生态农业与修复传统自然农业文化(其中首要的是传统生态农业经验)的有机结合,只有通过修复传统自然农业文化以发展现代生态农业,才能达至现代生态农业建设、民间传统文化保护、自然生态重塑等多重功效.     

安徽特色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当前安徽特色农业呈不断发展趋势:专业化和产业化不断增强、基础设施逐步改善、科技扶持力度不断增强、农业旅游等功能有所拓展。但是也存在优良品种保护和开发力度不够,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基层农技推广和农村实用人才难以满足需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主产区生态环境保护不够,产业化有待推进,休闲、观光旅游功能拓展缓慢等问题。建议从五个方面推进安徽特色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强基层农业科技人才开发;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加强优良品种开发与保护;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发展农业旅游。     

从日本出云的考古发现看中国越文化东播

文章分析了日本出云地区近年的考古发现,并以其出土的文物及民俗、信仰各方面与中国越族的历史、文物、民俗作了比较,探讨了日本神话中的'出云王国'与越人东迁移民的关系,特别是随着越人东迁而产生的越文化对日本蛇信仰之影响。这一切同时也表明,在汉代以前就已出现了中国越文化东播的史实。文章还对已往中日文化交流史尚未研究到的北九州以北、西日本沿海一带的古越人活动作了探讨。     

河南更新世环境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

河南更新世时期的气候,是由炎热多雨的热带或亚热带气候向半干旱、干旱气候转变的,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有多次温暖气候与寒温气候的更迭。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使河南成为远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中心。     

稻作起源的考古学探索

根据农业起源理论与考古学实例分析,长江下游的水稻栽培发生在野生资源非常丰富的自然环境里,其驯化机制并非饥馑和用于果腹,很可能是为了增加美食的酿酒。稻作农业在良渚阶段成为主要经济形态与复杂社会强化剩余产品生产密切相关,良渚酋邦解体后的马桥文化又退回到了狩猎采集经济。农业经济最终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是野生资源持续减少、人口增长和社会复杂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呼吁,中国的农业起源研究要摆脱一味寻找最早栽培谷粒来确定农业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模式,从人地关系的互动来了解农业起源的潜因和具体进程。     

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五帝不是指五个具体的人,而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其中每一古帝都经历了若干世;五帝不是传说时代,而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根据《春秋命历序》及其它古代文献研究,排出五帝时代框架为:黄帝代公元前4420～公元前2900年;颛顼代公元前2900～公元前2550年;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550～公元前2150年;帝舜代公元前2150～公元前2100年。少昊的年代重合于黄帝、颛顼的年代之中。同时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分别归入前五帝时代(下限公元前4420年)和五帝时代两大段,后者又可分出黄帝时代(下限公元前2900年)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下限公元前2100年)。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多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五帝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也应该允许学者进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