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研究综述与展望

在综述国内学者对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政体理论以及正义理论等政治思想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中城邦治理理论的逻辑顺序,并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将城邦的治理活动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城邦政策运行过程,即包括城邦政策产出、城邦政策执行以及城邦政策评价三个环节。     

立法家、政治家与公民——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一种研究视角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亚氏对城邦政体的制度分析,忽视了“人的因素”在其理论中的重要意义。从“人的因素”视角看,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根本特征在于,他创造性地将德性、公民与政治三者融为一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优良的城邦就是一个动态的稳定体：公民依据各自的德性和能力各司其职;政治家维持着城邦政体的良好运转;立法家监测城邦的政体,并对出现的不良倾向提出校正方案。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贡献不在于他找到了什么是最优良的城邦制度,而在于他发现了一个优良政体的趋向及其得以保持的优良条件：有德性的公民、良好的政治家以及立法家的常在。     

试析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思想

公民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古希腊城邦孕育了最早的公民观念。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是最早提出公民理论的学者。作为西方公民理论的源头,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思想涉及到公民与城邦的关系、公民资格和公民政体等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公民理论对今天我国公民意识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试析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思想

公民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古希腊城邦孕育了最早的公民观念.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是最早提出公民理论的学者.作为西方公民理论的源头,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思想涉及到公民与城邦的关系、公民资格和公民政体等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公民理论对今天我国公民意识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现实因素与亚里士多德最优政体的选择

政体问题是亚里士多德城邦治理理论的中心内容,而最优政体的选择又是政体问题的主要议题。亚里士多德在构建理想政体时,注意到现实因素对其学说的巨大影响。首先,他在强调最优政体应当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同时,对现实因素进行了考虑并对最优政体的建立原则进行了变通。其次,在最优政体的设计上倡导共和政体以及中产阶层执政,并对城邦外部条件的配备进行了调整。再次,对于最优政体的保存具有重要作用的法律与教育也根据现实状况有所调整。最后,在最优政体之下,城邦与个人具有共同的目标,城邦臻于优良有赖于个人的善。     

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的政治哲学意蕴

“城邦”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中的基石性概念,也是整个希腊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自然、政治和善既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三层重要内涵,也是透视“城邦”哲学的三个重要维度。自然是其城邦哲学的本原性之维;政治是其城邦哲学的现实性之维;善是其城邦哲学的理想性之维。三维互构互渗的共在,是理解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前提和基础。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解读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学

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奠定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基调.他在前人理论基础上,立足于希腊城邦的现实来阐发其政治理论.作为天生政治动物的人,就是指一个城邦当中拥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城邦自然生成的过程,贯穿着人的对作为最高善的幸福的追求的天性;只有在城邦当中,人的许多本质属性才能真正得到展现,城邦是人之为人的前提.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学奠定了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基础,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     

亚里士多德基于“应得”的分配正义观及其当代价值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不仅是一种道德品质,也是维护城邦和谐发展的制度保障,是实现城邦公民幸福的手段。正义既是一种个人的善,也是一种城邦的善。由此,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是普遍性的正义,另一方面是具体性的正义。其中,具体性正义又根据调节对象与分配依据的不同而被划分为分配正义、回报正义与矫正正义三种形式。分配正义集中体现为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公民品质德性的重视以及对城邦正义体制的安排,在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分配正义注重通过对人们内在性美德、品质进行评价与划分,实现对于“基本善品”的合理分配,即通过对美德的培养实现对城邦整体公共产品的分配。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是一种基于“应得”的分配、结合按数量分配的折中式分配正义观,不仅注重对城邦公民品质德性的培养,也注重政府发挥基本性调节作用,这对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继续完善分配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亚里士多德城邦自然存在论的比较阐释

城邦的由来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亚里士多德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集中体现了他的政治自然主义立场。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由于自然而存在的,并给出了相应的论证。但是,这个主张却引起后世许多学者的争论和批评。当代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两位重要学者大卫·凯耶特和弗雷德·米勒分别对这个主张作出阐释,但是他们的解释存在各种问题。根据派生的内在目的论解释,我们不仅可以恰当理解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的自然生成论的深刻含义,而且可以认识到城邦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究竟具有怎样的本体论地位。     

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看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

《尼各马可伦理学》是西方伦理学史上的第一部伦理学专著,亚里士多德在此书中着重阐述了他关于友爱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不仅是某种德性,也是生活中最必需的东西;友爱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即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实用的友爱;友爱是联系城邦的纽带。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思想是西方近现代伦理思想的主要渊源和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我国新时期的道德建设和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和价值。     

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概念的演变--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中心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革命”概念总是一个萦绕不去的话题。在近代以来中央政权更迭的时空背景下，梳理“革命”概念的演进，沿着“革命”到底指涉什么、怎样认识曾经的“革命”、今后又如何看待“革命”这一逻辑理路展开分析。据此说明“革命”概念的“波动”是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精英在设法寻求理想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的映射。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治理结构研究

目前公司治理已经成为国内外热点研究领域。对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一场公司治理的革命。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依据公司治理的理论,分析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后的公司治理状况和存在问题,并提出完善国有公司治理机制的对策。     

信息网络时代我国社会和谐治理问题研究

信息网络化模式冲击下,对我国社会和谐治理产生多元的影响,积极与消极共存,诸如对治理目标的统一、治理方式的选择、治理结构的调整等。研究信息网络时代我国社会和谐治理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通过对信息网络对社会和谐治理的多重挑战和原因分析,探讨信息网络化背景下我国社会和谐治理的价值目标,形成信息网络社会背景下符合我国国情的治理路径选择。     

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一个探索性研究

由于家族企业的特殊性,其治理模式常常包含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两种手段,两种治理手段交织形成了弱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4种治理模式.环境干扰、资产规模、企业领导价值观以及所有权结构等方面因素影响了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治理模式又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实证研究显示,在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的模式下,家族企业才能取得最好的经济绩效.     

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解析

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讨论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具体分析了其在社区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及发展的途径。     

科学革命论的反思

科学革命论在阐述现代科学演进中作为主流思潮的同时,其意义在无限扩展中导致认识上的诸多困惑。本文批判了科学革命这一基础概念被滥用而陷入的困境,提出对科学革命论的质疑和淡化。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对科学革命论予以修正,用科学发展论构建现代科学演进的概念图景。     

从列宁到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概念述评

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一生都十分注重的理论问题,是评价毛泽东晚期功过的焦点,也是社会长久关注的带有现实性和普遍性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列宁等人曾经提出过文化革命的理论。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概念则早在新文化运动中就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又有系统的论述。文化革命理论反映了毛泽东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和一个知识分子的宏大愿望,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革命概念应该和“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乱区分开来,不应因为有“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乱而讳言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     

NGO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解析

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非政府组织(NGO)在社区治理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文章试图通过讨论NGO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具体分析NGO在社区治理中面临的困境,阐述NGO的发展途径。     

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但近年来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对现有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探索如何发挥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多元供给主体的力量、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治理模式,直接关系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对此,网络治理理论为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文章借鉴网络治理理论的理念,探索性地构建了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并提出了创造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条件,构建合作供给平台,实施监控合作供给行为等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的国家治理机制——数据驱动的科技创新视角

本文结合创新理论和创新活动组织方式的演进,从理论层面明确国家治理、科技创新治理的内涵边界,将科技创新治理定位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技创新治理机制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驱动、基本原则、组织架构和数据驱动的国家治理机制特征等进行分析探讨。数字化的经济社会活动,数据资源和数据处理技术、数据驱动的社会治理实践等共同推动科技创新治理机制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数据驱动的科技创新治理,须遵照数据驱动、系统重构、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统筹优化等原则,建立多方协调机制,构建数据信息交互平台,并着力完善数据信息交互的程序规则,进而实现"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机制正加速全面数字化转型,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感知能力大幅提升,数据平台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方式逐步转向基于数字技术的过程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