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歧视现象透视——以瑞安市为例

自1996年以来,国家颁发了一系列政策指导地方各级政府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推进教育公平。当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机会公平基本实现,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教育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阻碍了教育公平的有效推进。瑞安市是温州模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发达的民营经济吸引了大量的省内外务工人员前来就业,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具有典型性。为此,本文以瑞安市为例探讨新时期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歧视现象、原因及对策。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困境挑战教育公平

与农民工相伴而产生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困境问题.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有700-800万人,留守在家儿童2200多万人.留守在家的无人管,流动进城的上学难.调查显示,流动儿童的失学率高达9.3%,一直未上学的占6.85%,失学的占2.45%.农民工子女上学困境对我国义务教育法中"适龄儿童、少年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的教育公平理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深层原因有:对农民工现象的长期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城乡二元分割结构体制;法律制度不完善;农民工自身素质低维权意识差.解决的出路在于:让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实行"义务教育补助卡"制度,改户籍入学为"居住地入学";将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纳入城市学校考核体系;政府给予农民工子女学校以倾斜政策.支持其尽快发展.     

NGO介入北京流动儿童社区生活

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和流动人口的增加,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群体的关注逐渐增多,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不跟随外出打工的父母,称为＂留守儿童＂;另一类跟随着进城打工的父母,称为＂流动儿童＂。     

进城务工人员相对收入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现有研究进城务工人员相对收入的文献,多是通过对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进行分解并加以比较,分析造成进城务工农民相对收入较低的原因.而我们选择反映城市居民收入的一组指标为参照,借助度量贫困的指数SST指数,基于2006-2011年的在京务工人员调查数据,对进城务工人员的相对收入及其变化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结果表明:一是进城务工人员的相对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主要表现为达到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在逐渐上升,那些收入低于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缩小；二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与就业城市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仍然有较大的差距,部分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还无法达到最低工资标准；三是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     

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精神健康:制度合法性压力、社会支持与迁移意义

本文使用2013年全国七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数据,将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精神健康状况置于制度合法性压力下来理解,发现工作稳定性、劳动权益、住房压力、社交压力、歧视压力和子女入学压力均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精神健康产生了显著影响,基于初级社会关系网络的非正式社会支持则构成外来务工人员精神健康的保护性因素.此外,作为迁移意义的生活改善认知亦缓解了外来务工人员的精神健康问题.最后呼吁从积极的社会政策和体制改革方面回应外来务工人员的精神健康问题.     

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市调查的Logit回归模型

近年来,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了解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险状况,探讨现状背后的影响因素,对于明确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着力点,完善中国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对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持续五年(2008-2012)的调查数据,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通过构建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险影响因素的Logit回归模型,发现近年来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险参与状况进展较为缓慢,且存在着显著的群体性差异.进城务工人员参保状况受到个体层面因素和企业层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并且以企业层面因素影响为主,其社会保险潜在需求与有效需求矛盾突出,社会保险数量低于社会最优状况,存在结构性缺位.     

农民社会歧视现象分析

本文针对农民受到社会歧视的不争事实,展开对这一现象的深入分析,指出农民的社会歧视主要表现在对农民观念和文化上歧视、教育发展上歧视、福利保障歧视、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歧视等几个方面.对农民的社会歧视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全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不利于社会稳定以及健康和谐的发展,有损于国家和政府的威信和国际声望.本文对农民歧视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消除或减少歧视的对策构想.     

“珠三角”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英文)

随着过去2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数都把子女留在家乡,部分子女跟随父母到了城市。无论是留守还是流动,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和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2006年珠三角3000多名农民工的调查资料中反映的有关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方式的分析,理解农民工子女留守家乡和流动到城市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控制了农民工个人和家庭因素之后,农民工来源地的区域差异仍然是影响他们的子女留守或流动的重要因素。地区性壁垒存在的原因和机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浅析我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逐渐突显,如何搞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工作,保护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和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就成为政府和社会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人手,深入剖析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若干建议和对策。     

英语课堂教师行为区域调查

公平教育是新课程的主要精神,让全体孩子健康成长、健康发展是教育的不懈追求。但是,在一些地区,一些学校;个别教师对教育的公平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利用座位图观测记录,调查了10位乡村初中英语教师的行为区域,发现歧视弱势现象依然存在。     

北京市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研究

北京市农民工子女初中后的教育问题正在凸显。由于北京学生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北京市中职教育在不断萎缩。调查显示,农民工子女对参加中职教育有很强的需求意愿,劳动力市场对中初级人才有很强的需求,同时北京市中职教育也有很强的供给能力。以教育政策控制流动人口规模、城乡分治和以户籍制度安排,是导致农民工子女不能享受城市中职教育的主要原因。借鉴各地经验,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向农民工子女有序开放中职教育资源,是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选择。     

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价值分析

农民工子弟学校是城市化流动加速背景下产生的特殊教育机构。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子弟学校不仅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而且对于拓展社会工作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具体价值体现为：优化心理素质，促进学生正常心理的健康发展；增强学生对城市的认同感，促进其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密切联系家庭，改善家庭教育效果；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学习积极性；影响教师的教育理念，加强教师与学生的沟通；实现教育公平、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可度。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The upbringing and educ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随着过去2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数都把子女留在家乡,部分子女跟随父母到了城市。无论是“留守”还是“流动”,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和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2006年“珠三角”3000多名农民工的调查资料中反映的有关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方式的分析,理解农民工子女“留守”家乡和“流动”到城市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控制了农民工个人和家庭因素之后,农民工来源地的区域差异仍然是影响他们的子女“留守”或“流动”的重要因素。“地区性壁垒”存在的原因和机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庭教育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家庭教育情况。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于2008年5月至2009年9月分别在浙江的温州市区、鹿城工业开发区、黎明工业区、瓯海经济开发区、温州市高科技工业区、龙湾工业区、黄龙工业区等多个外来务工者聚集地,对275位外来务工人员和281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行问卷调查,并访谈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教育部门等。结论:本次调查显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庭经济情况差,家庭教育意识淡薄,家庭教育缺乏正确的方式。     

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公平的财政实现机制探析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公平是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与客观要求。教育公平主要通过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每个受教育者能享受到均等的教育,它包含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质量公平。公共财政理论认为,教育属于准公共物品,这也是财政支持资源相对匮乏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的理论依据。但由于其特殊性,应建立完善的政府间经费分担机制与财政监督机制。从财政支持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公平的现状来看,教育机会公平显失、教育过程公平脆弱、教育质量公平任重道远。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民工随迁子女财政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经费分担机制缺乏且不合理、缺乏专门的预算制度等。因此,针对上述问题,探寻完善财政实现机制,成为当前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公平的必然选择。     

Better educational inclus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 urban schools? Exploring the influences of the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y in large Chinese cities

The educational inclus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ese urban schools has been promoted in the past decad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ntextualized interpretation of recent policy developments governing large Chinese cities and evaluates its impact upon the status of migrant children's education. Drawing on data collected from 1,331 migrant children in urban inclusive schools, this study compared current migrant children's family backgrounds and psychological sense of belonging at school in relation to educational outcomes at the primary education level. Results showed that migrant children's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levels were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inclusive schools and a salient SES stratification of migrant students was found. This correlates with students’ reports of fewer incidences of discrimination than hypothesized. Furthermore, capital in migrant families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sychological sense of belong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se results reveal a significant change to migrant students’ SES as a result of the recent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y pertaining to China's large cities since 2014.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especially with at‐risk migrant students of low‐SES, are discussed.     

教育公平视野下的农民工子女教育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子女与城里的同龄儿童相比面临着教育不公平的巨大难题。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不是孤立的教育问题,是社会发展中、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阶段中将普遍存在,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教育差异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加强农村教育和农民工培训是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重要途径。课题组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教育差异对外出务工动机、途径、行业、回流和收入的影响,认为教育是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与收入的相关关系不显著。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最后提出了若干加强农民工培训、提高培训质量的建议。     

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

作者通过对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的田野调查后发现，在农民工“子弟”中间盛行着类似《学做工》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小子”的反学校文化。但是，由于制度安排与社会条件的差异，“子弟”与“小子”的反学校文化却是形似质异的。“子弟”的“反抗”更多是一种自我放弃的表达形式而非对支配秩序的洞察与抗争。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子弟”反学校文化的生产机制后指出，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低成本组织模式导致“子弟”高度边缘化的生存状态，这使得他们难以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从而以拒绝知识的形式放弃了学业，也因此完成了作为底层的社会再生产。     

留守经历与新工人的工作流动——农民工生产体制如何使自身面临困境

本文批评了“农民工”和“留守儿童”两种研究问题意识割裂的现状。通过对 “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试图在两种问题之间建立系统性的关联。研究发现,有留守经历的新工人相比其同辈群体更频繁地转换工作。对工种性质进行进一步划分后的统计模型表明,体力工种相对非体力工种、非熟练工种相对熟练/半熟练工种,有留守经历的新工人相比其同辈群体,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流动性。这说明有留守经历的工人更难适应世界工厂高强度、异化的劳动方式。父母外出打工造成亲子分离,儿童家庭责任感淡薄,但也带来更优越的经济条件和更少的务农经历,由此共同导致了有留守经历的工人频繁的工作流动。留守经历是“拆分型农民工生产体制”的产物,但某种程度上它又加剧了这一体制持续运行所面临的困境。逐步赋予工人公民权,修复家庭生活,是解决系统性危机的基本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