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区共同体生成的政府培育主导路径

本文通过对朝阳区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现阶段社区共同体的生成路径是政府培育主导。它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建国初期的单位共同体下,人们不仅缺乏结社传统,而且形成了对政府的依赖心理,致使我国社区共同体生成的主导方式一直是政府生成路径。但在现阶段,政府生成路径已经发生转变,变成了政府培育主导,而不是单位共同体下的政府控制主导,这体现了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是社区自治而不是社区控制。     

论社区自治建设

社区自治是世界各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城市治理变革挑战的重要举措。中国的城市管理也应主动迎接挑战 ,不断完善社区自治组织的建设 ,使分散的个人在社区层次上充分组织起来 ,实现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社会参与 ,使社区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的基石     

培育自治组织造 完善服务管理 造福社区老人

景山街道辖区面积1．62平方公里，整合后分为9个社区，常住居民两万多户，约46000多人，其中老年人7312人，占人口总数的15．7％。80岁以上的老年人945人，90岁以上126人，百岁老人1人。2001年7月至2002年4月，景山街道在实施“星光计划”中，统筹规划，精     

社区居民自治浅谈

面对当前不尽如人意的社区居民自治现状，我们应当努力构建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利益整合平台，培育、引导、保护居民的社区参与热情，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区居民自治机制。文章对扩大社区居民自治范围，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对策。     

城市社区管理与自治组织的发展

近年来 ,中国城市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是社区内除了居委会之外 ,出现了业主委员会和各种社区服务中心等自治性居民组织。这类组织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城市社会的面貌 ,对加速中国城市社会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将起到的巨大的促进作用。我们认为 ,自治与管理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有机体 ,首先 ,目前的社区自治组织还没有达到可以脱离政府的支持而独立存在 ;其次 ,自治组织是为社区居民利益服务的机构 ,它离不开老百姓的积极参与 ,缺乏群众基础的自治组织同样也无法生存 ;再次 ,社区自治组织的设置与其它类型的组织有本质的区别。一方面要从居民利益出发 ,另一方面自治组织和非营利和非政府性也是它有别于其他组织的特点。     

村庄合并后农村社区自治的挑战与对策——基于Q市村庄合并后的G社区的调查

农村社区自治是现阶段我国大规模村庄合并后出现的新的治理方式。它超越了地域边界为基础的村治模式,是以社区居民生活为基础形成的全体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自治模式。在治理方式转变过程中,产生了社区性质职能定位、民主选举、社区自组织发展、资产合并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如何应对村庄合并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变"村民自治"为真正的"社区自治",对适应农村社会变迁、探索农村社会自治实现形式、推动农村社会治理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社区制的再思考——兼论社区自治的单元归属

文章就社区制理论的两大分野、实践中的三种模式、三大领域以及社区自治的单元归属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作了重点分析与深入思考。     

社区志愿者的培育、组织与管理探讨——以太原市后王街社区为个案

2009年,我们课题组以山西省太原市后王街社区为例,具体推动了社区志愿服务的开展。太原市后王街社区位于万柏林区,隶属万柏林区下元街道办事处,占地面积约2800平方米,北起虎峪河,南至香湾大酒楼,东起晋祠路,西至后王村。社区由煤气化公司、石油公司、棉麻公司等驻地单位,25个住宅小区组成,现有72栋楼,居民3335户,7945人。后王街社区处于城乡结合部,具有城区和乡村的双重特征,近年来由于活动积极,表现较好,多次被评为模范社区。     

政府公共职能社会化与社区自治组织创新

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一环,在于推进政府公共职能社会化,合理定位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在承接政府公共职能社会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目前社区自治组织相对来说还处在被动和尴尬地位,解决政府公共职能社会化问题,减轻社区自治组织角色之间的张力,在于创新社区自治组织职能与机制.     

城市新型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中国城市商品房小区居民管理组织的首次社会学调查，分析新型社区和业主的主要特征、业主对新型社区管理和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看法、业主委员会的性质和主要特点以及业主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方面的态度和行为，提出应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以及积极支持并培育居民民主自治能力。     

社区自治:以华林街湛露社区居委直选为例

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是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有益尝试,也是实现社区自治的理性选择.通过分析广州市湛露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的理性选择和多元博弈,试图表明社区党组织在社区居委直接选中所处的主导地位.     

社区自治与社区教育——以A、B两社区为个案

本文以两个典型社区为例,分析了社区自治与社区教育的内在联系。首先指出社区自治的必然性和社区教育的重要性。其次,通过对个案中自治组织的分析,认为政治价值观保守、角色意识模糊和功利主义的泛滥是导致社区自治最主要的文化瓶颈。最后,本文指出社区自治与社区教育存在着天然的联系,社区自治需要社区教育,而自治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教育。社区自治与社区教育的结合有利于城市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绿色崛起"与"都市突破"--中国城市社区自治与农村村民自治比较

随着农村村民自治的率先崛起 ,城市社区自治又迅速突破 ,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过程中最有活力的基础性部分。城市社区自治与农村村民自治在时间上具有承继性 ,在内容上具有同质性 ,在形式上具有借鉴性 ,在结果上具有互动性。但两者处于不同的背景和生态之下 ,在制度变迁的背景、组织结构及运行机制、发展走向等方面各有自己的特点。从总体上看 ,农村村民自治的内在动力较强 ,外部环境则较紧张 ;城市社区自治的内在动力较弱 ,但外部环境较为宽松。     

北京城市新型社区自治组织研究——简析北京CY园业主委员会

城市住宅制度的变革产生了住宅所有者的群体 ,该群体的成员不同于传统的住宅分配体制内的城市居民 ,由这些群体构成的社区也成为不同于传统城市社区的新型社区。本文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区业主委员会的个案调查 ,试图分析这一真正的居民自治组织产生的社会背景或必然性 ,探讨该组织自治管理社区的可能性 ,以及考察这类新型社区中主要纠纷的产生原因和自治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社区自治：以华林街谌露社区届委直选为例

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是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有益尝试，也是实现社区自治的理性选择。通过分析广州市湛露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的理性选择和多元博弈，试图表明社区党组织在社区居委直接选中所处的主导地位。     

美国城市社区自治的现状与趋势

美国的社区治理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公民自治的典型形态.本文在分析美国城市社区自治中的各种主体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以布什政府的"信任为本的社区自主策略"(FBCIS)为例,讨论了美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趋势,即推动"公民治理",提高社区的自主性和自助性,强化其作为基层社会单位的自治性特征.     

微观公共领域与中国社区自治实践

微观公共领域与宏观公共领域的分野为公共领域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理论对现实更具解释力。微观公共领域通过强调参与主体互通信息,强调公共责任和有效治理,强调政治教育和培养政府官员、市民的公民道德、政治技巧与政治责任,来解决微观层面的政治争论,以此推动宏观公共领域的发展。微观公共领域的存在使得即使在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基层社区中,广泛的社会大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成为可能;通过微观公共领域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可以制定有利于社区发展的决策,并能为国家公权争取某种合法性,进而减少民众对于公共决策的不理解。强调微观公共领域的特征和功能对于指导我国的社区建设,乃至对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性探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对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参与不足之分析

在社会民主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推进下,社区居民自治参与逐渐成为当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主题、新动力,社区居民本应在社区自治中发挥其不可或缺且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通过在h市、w市、j市、s市四个地方的调研,笔者却发现作为社区主体的社区居民在城市社区自治参与中是“缺位”的,城市居民自治参与不足已经成为社区建设发展的瓶颈。本文对自治参与不足现状进行剖析,力图从现有体制、观念与行为模式以及社区居民现代生活特征层面中寻找出其内在的原因,并尝试在参与体制创新、参与意识塑造与行为模式变革三方面提出务实的对策。     

政策网络:社区业主自治的制度分析

政策网络视角分析社区业主自治,充分主张政府之外社区业主的其它资源、能力和作用,利用多元的社会资源共同治理社区,以避免社区业主自治过程中因政府失灵而忽视社会治理的情形。政策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它既是描述了业主自治主体间的关系方式和实现形式,也是社区业主自治和社区发展中化解各种危机的新工具。以下将从政策网络的主体资源、结构和功能方面分析社区业主自治模式转型的路径选择。     

村民自治的深化:权利保障与社区重建--新世纪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的走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村民自治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愈来愈深入农村的实际生活中。它已不仅仅是国家治理乡村的一种制度,而且正在内化为国家法律赋予农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村民自治的深化要围绕农民的自治权利建构相应的保障和社会救济机制,以避免村民自治权利被悬空。同时,村民自治的核心价值是为广大村民的自由自主和自治活动提供制度性平台。这一平台的构建和运行需要相应的组织、财政、文化和社会资源。为此需要根据现阶段社会化小生产的特性,以市场化民主化为导向重建乡村社区。因此,村民自治深化的趋向,一是从组织重建到权利保障,二是从乡村改造到社区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