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叙述人称问题的思考

关于叙述人称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在写作教学中,讲到叙述就要涉及这个问题,我也在这里谈一些自己的粗浅看法,以就教于方家.一个叙述结构由作家、叙述对象和读者三个因素构成.作家在叙述事件时,可以以故事中人的身份面对读者,也可以以客观叙述者的身份面对读者,不会有第三种身份.如果作家是以故事中人的身份面对读者的,这样的作品是第一人称叙述的;如果作家只是以客观叙述者的身份面对读者的,这样的作品是第三人称叙述的.而一个事件中的人物一般有两类,一类是参与者,一类是旁观者.而无论作家以哪一种身份在叙述对象中出现,这部作品都是第一人称叙述的.有的论者认为,“‘人称’问题,原本就是一个叙述‘称谓’问题”,并以此确定了“第二人称叙述”的存在,其实是混淆了叙述人称与人称代词这两个概念.在语言学中,“我”是说话人,“你”是听话人,“他”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以外的一方.从这个角度来讲,事件是作家讲给读者听的,读者是听话人,第二人称指代的应该是读者,而一般说来,作品中的“你”不会是读者,而是叙述对象,“你”的故事是给读者看的,那么辨析叙述人称时,考虑的仍然是作家的身份.有的论者还混淆了作家的立足点和人称代词的区别,以为第一人称叙述是作家站在“我”的立足点上,第三人称叙述是站在     

叙事理论中的性别与历史——《大卫·科波菲尔》与《荒凉山庄》中的回顾性距离

本文从一个侧面探讨历史语境中叙述策略和性别政治的关系。文章比较了狄更斯两部第一人称小说再现“我”当年天真看法的不同叙述方式。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叙述者再现自己幼年的天真看法时,不时提醒读者关注自己目前的回顾性叙述权威。与此相对照,在《荒凉山庄》中,埃丝特再现自己幼年的天真看法时,不时“反常地”瓦解自己目前成熟的看法与当年天真的看法之间的界限。这些差异反映出那一历史文化语境中关于叙述的特定性别规约。根据这些规约,具有自我意识的叙述掌控是典型的男性特征,而那一时期的女性叙述者若要可信,就往往需要不加思考地沉浸在自己所叙述的情感和经历之中。     

不可靠叙述者之再审视

不可靠叙述者是当下叙事学研究最热门的概念之一.尽管布思和查特曼都把它看作是一个文本内在的实体,但布思认为它介于个性化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之间,而查特曼认为它介于个性化叙述者和隐含读者之间;与布、查二人相左,A.纽宁等认知或建构主义叙事学家认为不可靠叙述者是一个由读者决定的论题.本文拟集中探讨学界长期以来关于不可靠叙述者的争论,批判性地考察了关于不可靠叙述的若干研究方法,尤其是A.纽宁对不可靠叙述的研究.最后,针对不同的文本策略,本文提出了建构不可靠叙述的四种类型:叙述内不可靠性、叙述间不可靠性、文本问不可靠性以及文本外不可靠性.     

中国现代小说的负面人物叙述与意义传达

本文以中国现代小说的负面人物叙述为中心,探讨这些由"不可靠叙述者"进行叙述的小说如何实现意义的传达。文章分析认为,这些小说采用了转换人称、设置超叙述和复调双声等叙述策略。而这些叙述策略之所以能够实行,是由于第一人称叙述是人物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复合叙述,并且从根本上依赖隐含作者。因此,"不可靠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是相对的、局部的,隐含作者从根本上控制小说意义的传达,并赋予小说总体上的可靠性。     

“说书人”叙述者的个性化——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一条线索

中国白话小说的叙述传统集中体现在“说书人”叙述者身上。本文认为,“说书人”叙述者在人称上是第一人称,在视角上却属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因此具有“两栖性”。一方面,白话小说在清末已经超越了完全模仿口头说书人的阶段而进入了文人书面化写作阶段,具有“个性化”的内在可能性;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大量译介的域外第一人称小说通过翻译实践和创作影响直接刺激了“说书人”叙述者个性化的实现即从只讲述他人的故事改变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五四”之后,“说书人”叙述者完成其现代转型,即基本抛弃说书人的口吻与程式而成为充分个性化的“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者”。“第一人称全知叙述”是传统白话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言意关系看什么是不可靠叙述——论叙述框架的叙述功能与人格功能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辩"是不可靠叙述研究的起源,其思想方法可以用来解释不可靠叙述中的诸多难题。不可靠叙述的主要问题是对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的双重人格化理解偏误。叙述者是叙述框架的叙述功能面的比喻,隐含作者是该框架的人格功能面的比喻,不可靠叙述的根源是叙述框架的叙述功能与人格功能之间的差异,该差异由作者、读者、文本程式等共同赋予。修辞派与认知派都只关注其中一个方面,因此导致片面化理解。从言、意关系出发,一切文学化的叙述都是不可靠叙述。     

论小说叙事的叙述主体

小说叙事就是采用特定的叙述方式来讲述一个或者一系列的故事。小说要叙述故事,那必然要有一个进行叙述的主体。在小说叙事领域,与小说有关的主体有作者、隐含作者、人物、叙述者等。作者是写作作品的主体,他只存在于小说文本之外,而不能进入文本;一旦完成了作品,他的任务就履行完毕。隐含作者虽然存在于文本内,但他只是作者安排在那里来体现作者的思想规范的,没有声音,归根结底是作者在小说文本中的第二自我。小说文本中某些人物的讲故事看似是叙述,实际上这只是发生在文本内的故事世界的行为,也即人物和他讲的故事最终也只是被叙述的客体。叙述者是一个叙述行为的直接进行者,既然叙述者具有叙述行为,对于小说文本而言,自然应该是小说叙事中承担叙述的主体。     

叙述声音的多重传达--《聊斋志异》评论干预的方式考察

《聊斋》中的叙述干预主要集中于内容方面的评论干预。异史氏曰、感叹词为开篇、作者显身为三种主要方式。其评论干预的方式表明《聊斋》的叙述者是由“传奇式叙述者”向“个人化叙述者”的过渡形态。从评论内容及形式看,叙述声音的传达具有不同价值层面共存的多重性特点。     

小说叙述者二题

一、谁是小说叙述者 小说,作为叙事性作品,总是有一个叙述者在那里向读者讲述着一切,不管这个叙述者在作品里是有形的或是无形的,甚或有时它将自己的真身隐匿得难以寻觅,但是它在小说中却是切切实实地存在着。那么,这个叙述者究竟是谁?有人认为,传统小说所惯用的那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一般的叙述者与作者是合二而一的;而有的人又把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讲叙的作品称作“自传体”、“私小说”,认为那个讲述着一切的叙述者“我”是作品中的     

现状、问题与展望——关于中国不可靠叙述研究的思考

叙述者的话语表达和价值判断的可靠与否反映到叙述学中就是叙述者可不可靠的问题.叙述者的不可靠既是作家在创造时赋予叙述者形象的扑朔迷离,也是读者在阅读后分享到故事情节的淋漓尽致.不可靠叙述不仅是叙述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更是西方叙述学研究的核心环节.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尽显纷呈后国内不可靠叙述研究欣欣向荣,在对不可靠叙述的理论译介、理论定位、理论实践和理论范畴研究上都取得了灼灼业绩,其中译介工作的全面系统、文本阐述的独特新颖和研究活动的薪火相传更是国内研究所呈现的主要特征.但是伴随着研究热潮也存在着理论机械地与西方相适应、“两张皮”、“新瓶装旧水”等窘境,研究的阙漏呼吁着国内的学者们仍需在多方面获得突破.     

“推卸”叙述责任的现代第一人称小说叙述者

第一人称小说的虚构性在五四之后基本得到了明确,但是传统的叙述者与作者合一的观念仍然存在,这就导致相当一部分作者在小说中尽可能减少第一人称叙述者对小说“真实性” 的责任,因而形成了一类“推卸”叙述责任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这类小说或者采用“我听故事”、“我读日记书信”的模式,或者采用分层叙述。作为一种叙事技巧,从小说艺术的发展来看,“推卸叙述责任”乃是使叙述自然化、逼真化的手段,这与中国现代小说总体倾向上的现实主义传统相一致。     

浅析阿城《棋王》“我”之叙述功能

阿城《棋王》叙述策略别开生面,主要通过叙述者＂我＂的视角对王一生进行审视与自审,从叙述者之＂我＂到经验之＂我＂、本真之＂我＂的探讨再到人格之＂我＂的建构,使读者在与＂我＂感同身受的探寻和思考中领悟到作品的深层内涵。     

叙述者与作者的合与分: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

在传统小说中,作者不仅是作品的创作者,也被看作小说中讲述故事的叙述者,二者合而为一。伴随着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叙述者与作者合一的叙述状况出现了变化,逐渐由二者的合一到二者的分离。考察中西叙事作品中作者与叙述者合一的叙述状况及分离变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它成为更好地理解小说创作与小说分析的一条重要原则,并构成当代叙事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     

叙述的真假问题——以《马提与祖父》为例析读者与童话的距离

作者是从一离奇的童话故事入手,来探讨叙事理论。从"叙事判断"、"叙事策略"等叙事功能的分析中,直逼叙事理论不可绕开的"伦理层面",即叙述的真实与虚假问题。就童话本质来说,不会有期待童话故事会真实映衬现实经验;但是,作为叙事理论,特别是叙述者与读者反映批评的关系理论互涉中,会必然强调区分叙述逻辑的真伪。也就是说,如何让读者"信",使叙事虚构的世界逐渐获得现实的性质,既需要"逼智"策略,又需要"桥"的引渡技术,最后让读者从叙事伦理、叙事形式和叙事审美这三个方面圆满抵达童话。将一个关于生死,却把叙述基调定为"小",却小而有"智"的故事,从"嘀哒"传统单一叙述模式拓展伸向时空立体。将读者带进叙事功能思考,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叙事的仅从作者或叙述者的角度去分析"时间旅行"的习惯思维。也就是说尽管钟表方向只有一个"嘀嗒",但观察者却可以因了自己的处境不一而得出不同的"事件"话语。故事已成为了"话语",在对"话语"的细细辨析中,曲径通幽。     

《豆棚闲话》的叙事学研究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到《豆棚闲话》叙事模式陡然一变。由“豆棚架”这一意象所结纳起来的众多的叙述者打破了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叙述者单一的现象 ;叙述者套叙述者的现象又直接形成了该小说集叙述层次多重复杂的特点 ,从而构建起一个立体网状的叙事空间。这些打破了自“三言二拍”以来叙述者单一、叙述层次平面化的传统的叙述方法 ,体现了作者对小说叙事宏观把握和整体控制意识的加强。《豆棚闲话》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应充分予以肯定和重视     

关于文学的真实性及其他

历来成功的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够吸引人、感动人,对读者的思想感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是,它为什么会吸引人、感动人呢?简单地回答:自然是由于作者写得好,写得生动。而在这个“好”和“生动”之中,就包含着文学的性质和特点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之中,读者首先关怀的是“写什么”的问题,而这个“写什么”的问题在作者的写作过程中又关系到“怎样写”的问题。因为读者读文学作品,是不会先看作者的宣言或创作意图手记的,他们总是从作者通过文学语言表现在纸面上的具体形象出发。读者不会要求文学作品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他自己的经历一模一样,但     

叙述者问题及其功能研究——以《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为例

叙述者是叙事文本分析中最核心的概念,对于叙述者的区分和研究是理解叙事作品的关键。叙述者在小说中主要起着结构与功能两方面的作用。对于叙述者问题的研究关键在于理清叙述者与作者、作品人物、读者、形式和内容等诸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由此把握叙述者的功能与作用。本文从对《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分析入手,探讨叙述者的特征与其功能之间的关系。     

“谁说话”与“谁见到”──萧红小说的另一种解读方式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天才的女作家。萧红小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不仅来源于小说的内容，更得益于其完美的形式。在萧红的小说中，叙述本身被戏剧化、情节化、故事化，成为审美对象。其小说娴熟的叙述技巧，使形式不再是内容的附庸，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成为一种阅读趣味。 叙述技巧一词的内涵很大，包括叙述者、叙述层次、叙述视角、叙述时间等许多内容。叙述者是故事的讲述者，叙述者把故事底本变成叙述文本，都有一个感知事件的具体方式，即叙述的角度问题。叙述角度是二十世纪小说叙述研究中最热门的问扭，视角问囚曾…     

论"三言"在叙事方式上的成就

"三言"将原本偏重时间一维的说话艺术发展为时空并重的小说艺术,它使小说具有了空间感、逼真感.这一艺术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应归功于"三言"在叙事方法上的杰出造诣一是叙述者以客观叙述为主,以主观叙述为辅的叙事态度;二是叙述者对叙述视点的灵活运用.在进行客观叙述时,叙述者交替运用全知视角和限制视角,显示了极强的叙事才能,取得了多种审美效果."三言"的作者凭借丰富的创作经验,变换叙事的态度和视点以凸显小说形象,吸引读者注意力,召唤读者的审美参与,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峰.     

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述模式

本文从叙述学和文体学视角对 2 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作了考察和探讨 ,旨在揭示这一文体的结构的运行规律。作者认为 ,从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结构、叙述者类型和非叙事性话语等层面来看 ,2 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事模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过程 ,表现出与别的文体样式既同又异的特征 :一是从传统的“一元化”格局向“多元化”格局转换 ;二是叙事性和非叙事性呈阶段性更替 ;三是非叙事话语形成了正反合题的话语格局。 2 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是在不断解构和建构中获得新质和活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