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立宪问题初探

宪法是一国根本大法,功能上负有统一整体法秩序的作用,一国治乱兴衰与宪法之优劣有重要的关系。由于财政对一国而言极端重要,故各国宪法大都花费较多的篇幅规定基本财政事项。就目前而言,我国财政立宪问题上存在内容粗疏、规范方式散乱、条款涉及范围狭窄等问题。要改变这一现状,加强财政立宪,就必须做到坚持"公平、正义"的前提预设,确立控制征税规模的立宪核心,立宪过程遵守程序的正义。针对我国的国情,我国的财政立宪宜采取分散集中的模式,以财政民主主义,健全财政主义和适正管理、营运主义为原则来指导完善财政立宪的内容。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的历史解读

一部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变迁史警示我们,中央过度集权容易诱发地方政府法外敛财,进而导致政府征税缺乏边界,私有财产权缺少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反过来,地方分权过度或地方分权无序则会导致中央调控失灵、国家分裂等经济、政治危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最佳模式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但财政分权立宪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及理性文化的大众共识。财政分权立宪的焦点是地方税收立法权及财政收入自主权的法治保障。     

财政立宪主义的历史与现实

财政立宪是通过宪法来约束国家的财政权力,以此保证人权,它是宪政的基础。中国王朝更替循环的原因是财政崩溃但又无法建立立宪性财政,而西方的宪政之路就是通过建立立宪性财政从而走出王朝循环更替的历史怪圈。财政立宪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权力分立、人民主权,在20世纪开始则是公共选择理论。实现财政立宪的具体制度设计主要有预算监督的宪政化、纳税人诉讼制度的设立和为保证言论自由的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     

论中央银行立宪

在具体的制度实践中,中央银行很少受到法律规制,因而导致货币权力的滥用并引发通货膨胀。应从宪法学角度研究中央银行权力的规制问题,以确保中央银行的存在有宪法上的依据,使中央银行各项权力的行使符合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将宪法学上有关权利保障、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的配置与规范等基本理论,应用于中央银行的组织和运行过程,其研究对象是中央银行的宪政定位及其货币发行权。中央银行是作为国家公权力主体而存在的,是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和政府的银行。调整中央银行行为的法律,不应是建立在意思自治基础上的私法,而应当是宪法、宪法性法律及部门公法,并由此奠定中央银行立宪的规范基础。但是,一些实行联邦储备制度的国家,及实行私有中央银行制度的国家,甚至如英国等在名义上实现了中央银行国有化的国家,中央银行往往游离于宪政体制之外,几乎不受任何宪法性约束,这是货币宪法理论和中央银行立宪主义所要解决的首要难题。此外,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的研究还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即实证材料的真伪难辨,故在研究过程中应对各种史料和数据进行严格的甄别与筛选。     

论经济内容的立宪设计

战后宪法发展出现立宪经济化趋势,这在多国宪法中都有所体现,人们对此多给予积极评价,我国亦如此。对立宪经济化的评价应当从宪政实践去考察,否则,难免有主观武断之嫌。这不但无益宪法实施,对立宪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我国目前的立宪设计应当以对这一现象的正确评价为基础。这使宪法被赋予了同普通经济法一样的直接干预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但对经济立宪的期望和立宪现实是否恰当,却是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东方杂志》与清末立宪思潮（1905－1911）

《东方杂志》是晚清最后几年最有影响力的立宪派报刊之一,它在这时期最主要的政治倾向就是宣传立宪思潮,以推动立宪运动。《东方杂志》在立宪运动的报道中,能保持不正面谈政治的立场,着力地方自治的宣传,并始终保证立宪言论的品质,形成了区别于"党报党刊"和其他立宪派报刊的独特风格。它善于把握政治大势,注重积极参与,正面引导;同时不直接参与党派政论,通过高质量的"选报"来表达政治态度,对当下我国地方报刊如何保持发展特色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试论立宪规律

立宪是法律制定的至为重要的活动，人类经历了几百年的宪政历史，世界各国几乎都制定了自己的宪法，为对立宪活动加以总结，为日后立宪进行预测，本文试图从不同历史时期立宪活动不同的侧重点为出发点，论述人类立宪活动的规律，且对已经历过的立宪活动总结为人权立宪、政治立宪、经济立宪，而未来不久将进入知识立宪阶段     

我国财政过程控制法制化探析

财政事项关涉国家权力和国民权利的基本关系,完整的财政法制包括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在内的整个财政过程控制,其内容是否完善直接决定了一国的政治状况和国民的生存状态。目前,我国财政过程控制法制缺陷尚多,若对其进一步完善需要制定《税收基本法》、《国债法》、《财政转移支付法》、《财政收支划分法》、《阳光政府法》等。     

政治宪法学:政治宪法理论,抑或政治立宪主义?

就当今时局和"依宪治国""法治国家"话语而言,中国的政治宪法问题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中国政治宪法学要有所回应,就要先厘清政治宪法学阵营内部的主题逻辑。政治宪法理论有两种,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和非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前者又称为政治立宪主义。政治立宪主义以英国的立宪历程及其宪法学为学理的渊源主流,兼采美、法、德、日等各国的自由立宪学说;非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德国和日本二战战败以前一度都很有市场,其代表就是施密特的政治宪法理论和当今中国推动宪法学"价值中立"的宪法社会学。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之间的论争本来是宪法学方法论之争,但却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跟立宪主义的价值之争扭结在一起,造成很多误解。在解开中国宪法学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之争的交错叠合之后,中国政治宪法学就名正言顺地归宗到政治立宪主义,研究古今之变之后的现代中国从"生存的法则"到"自由的法则"的演进路径。     

英敛之、《大公报》与清末立宪

《大公报》是近代史上一份十分重要的报纸。自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创刊津门,至1912年2月23日,是英敛之实际主持《大公报》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恰恰就是清末立宪运动由萌芽到勃兴乃至消亡的时期。英氏《大公报》不仅是立宪运动的记录者和见证者,而且也是立宪运动的宣传者、鼓动者和支持者。对于立宪风潮的涌动激荡,《大公报》始则倡言于下,继则推动于中,不仅陆续刊登各地立宪的准备情况,公布政府大员的要折和各地来往的要件,还以言论和闲评的形式发表各界人士的评议,充当立宪运动的监督者。在国会请愿活动中,《大公报》予以密切关注,从社会舆论的角度,积极为其造势。该文以此为突破口,对英敛之、《大公报》和清末立宪运动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以揭示英氏《大公报》在近代史上的重要作用,并对立宪运动进行重新审视。     

法制现代化视野中的清末宪政

清末“预备”立宪是清政府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采取的一次改革活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经统治者认可的和平改革。从法制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这次宪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贯彻了分权、民权和法治原则,初步实现了从皇权至上到法律至上,由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由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性价值转型,是一个从传统的人治社会向现代型的法制社会的创造性转换过程;这次改革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绝非骗局说可以概括之,它本身对于中国宪政建设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百年中国宪政的历史反思

近现代中国百余年宪政发展的历程告诫我们,当代中国的宪政之路必须彻底摒弃以往的工具主义态度,树立法律尤其是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积极努力推进公民社会建设。     

影响中国的三种宪政论——程序宪政范式之意义

有三种宪政理论影响中国:形式宪政论、实质宪政论和程序宪政论。通过比较,程序宪政应当最契合中国法治变革的理论范式。     

财政宪法学初论

财政宪法是经济学与法学交叉的研究领域。财政宪法学用财政分析的理论方法来研究宪法与宪政问题,是一种独特的宪法学理论派别。其基本理论体系主要包括本体论、历史论、价值论、范畴论、运行论等部分。对财政宪法学的研究,可以为重构宪法学的理论基础探寻新的理论方法,为探索中国的宪政之道提供新的理论思路。     

军权立宪:《中华民国约法》的历史反思

由军阀权力控制出台的《中华民国约法》一直是后人批评的对象。军阀立宪反映了中国自有法统以来,传统一元权力思维模式自上而下传递的实质没有发生改变。反思以军权政治为特征的《中华民国约法》,可以为当今宪政建设提供相当的借鉴作用。     

宪政需要的层次结构探究

宪政需要是公民、国家对政治形态的宪政特征、功能的认知而产生的一种期待,宪政需要是法律需要的下位概念,法律需要是宪政需要的逻辑前提。宪政需要具有层次性,由低向高分为三个层次:宪政权利需要、宪政规范需要及宪政秩序需要。结合中国宪政实际,按照宪政需要规律,提出宪政需要层次论,完善宪政需要层次结构的相应对策,以此来维护公民的宪政需要,推进国家的宪政建设。     

论宪政的契约属性——本质主义和注释主义之外的宪政界定

当前学术界对宪政的界定,遵循本质主义和注释主义两种思路,该文从另一种思路出发,探讨宪政的属性--契约性。宪政的精神与契约无异,都包含主体的复数、意志的自由合意、地位的平等、互利预期、承诺和约束、和平协商与司法仲裁等因素。无论就静态的宪政而言,还是就动态的宪政而言,都具有明显的契约性。     

白洋淀诗群的新诗史意义

“文革”语境中的白洋淀诗群是20世纪中国新诗不间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白洋淀诗群是对“文革”主流诗歌写作的一次背离和反拨,它重新确立了诗歌本体的独特存在,坚持了个体主体性和个性化的声音,并运用现代诗歌技巧,隐喻、反讽、悖论、意象叠加和重合,表现内心世界的荒诞意识和对理想的追寻与探索。     

后现代主义发展观的价值意蕴及其宪政挑战

后现代主义发展观是人们反思工业现代化带来的生态危机、人际危机以及心态危机的结果,其目的在于修正这些危机,重塑一种全方位的和谐共存关系,实现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其中,和谐共存是后现代主义发展观的价值基础,可持续发展是后现代主义发展观的价值核心。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理念,后现代主义发展观对我们宪政发展提出了新挑战,它凸显了以发展权为代表的新兴人权;对传统社会价值体系提出了新挑战;挑战了传统观念中关于国际领域宪政文化交流及借鉴的认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