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时期一场不同寻常的文学论争——左琴科与"拉普"之争

20世纪20年代,苏俄文坛流派并立,思潮纷起。作家左琴科以幽默讽刺手法表现小市民的人性扭曲及其产生的社会条件,为主张写革命、写英雄的“拉普”作家所不容,由此展开了一场事关文学创作的态度与功用的文学论争。     

简论“李何之争”

＂李何之争＂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论争的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李、何是否遵循＂法式;＂其遵循＂法式＂所用的方法以及最终所达到的文学目的;二者对自己以及对方文学风格的看法。＂李何之争＂在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中有着其重要的意义,当然也不免会暴露出自己的矛盾和缺陷。     

论明代前七子李何之争

对明代前七子李何之争的文艺现象进行了反思.李何之争是李梦阳文艺思想的主要表现之一.通过文献分析,认为历史对于李梦阳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李梦阳的文艺思想有三个特点.(1)李梦阳在探讨何者为文艺"法式"的问题上,主张学习古文的结构规律,他不仅强调"文必有法式",主张文学创作要学习古典法式,而且还重视法式的灵活运用.李梦阳认为艺术创作要"应诸心",他这样认识文学创作是具有真理性的.(2)李梦阳把写字与作文做比类,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这样并没有什么错误.任何一个人,绝对不会主张文学创作要搞"模拟剽窃"的.后代文人把李梦阳关于写字与作文作比类的思想,认定为文学创作模拟理论,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3)李梦阳偏好雄浑深厚的文学风格.在争论中,他不仅反对何景明偏好清俊响亮的风格,指责何景明的主张是"同室操戈".这些思想不免有些狭隘偏激之乖.     

明代政坛南北之争与前七子的崛起

明代前七子的崛起,是政坛南北之争在文学领域的集中反映。前七子矛头所指———台阁体和茶陵派,是南方文风的代表;前七子倡导的秦汉文风和盛唐诗风,则是对北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此前,南方文人在明代政坛和文坛上一直占有绝对优势。前七子标榜汉、唐,含有为北方文化争胜的意味。前七子复古运动的沉寂,亦与北方政治势力的分化有关。对宋型文化的反省,是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重要价值所在。     

“宇宙文章”与“妖魔”：明代七子派的污名化

明代七子派的复古曾享有盛誉,“文学革命”兴起后,七子派被视为“妖魔”。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以七子派、桐城派作为“革命”对象,并将七子派符号化为旧文学的负面典型,断开了白话文学与七子派、桐城派的联系,试图建构白话文学的体系。对于“正统”文学,陈独秀、胡适充满焦虑,并努力将七子派打造成“摹拟”“抄袭”的典型,以此获得口诛笔伐的合法性。这种策略性的成功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文学让位于白话文学,七子派在哀怨声中消失在了新文学的大合唱里。     

“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与性别主体建构”笔谈：言说娜拉与娜拉言说——论五四新女性的叙事与性别

刘传霞认为，娜拉——新女性形象是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在面临着各种压力之时想象与设计民族国家以及男性主体的主要符码．言说娜拉成为五四男性精英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学议题；现代女作家——现实中娜拉的自我言说是精英女性知识分子建构女性主体和探索人生意义的重要途径。女作家的创作表现了对各种既定规范的突围、颠覆，同时也昭示了在内外压力之下，现代知识女性对女性自我主体构想无奈的修改与放弃。中国现代男女作家对新女性的叙述既呼应，又对照，他者叙述与自我陈述形成了潜在的对话与抗衡，共同描绘与设计着娜拉——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天涯路程。王宇通过对五四时期著名的文化镜像“娜拉”的生产、接受的考察，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起源语境中性别政治与公共政治的复杂纠结，从而表明性别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指涉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问题，而是从根部与社会文化精神的走向、知识谱系的建构密切相关，性别研究已然提供了一条回望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现代性诉求的独特路径。唐欣认为，从性别主体的角度重新解读茅盾《蚀》三部曲中的两性情爱关系，可以小说中显在的身体叙事作为独特的切入视角。其中，身体话语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的表征，已然成为有效辨析现代主体生成的重要话语场地，它在性别主体建构、革命话语隐喻的多重视角中具有意义的多歧性与审美的多样性．从而也就为我们的重读提供了新的可能。     

菽庄吟社与"同光体"闽派之关系

菽庄吟社是日据台湾时期以内渡大陆的台湾流寓文士为主导、以"抗日复台"为根本宗旨和奋斗志业的台湾爱国流亡文学社团。该社不但与"同光体"闽派有着共同的诗学传统,而且接受了"同光体"闽派有关"宗宋"、"以诗存史"、"以学为诗"等文学观念;不仅如此,该社还把"同光体"闽派代表人物陈衍尊奉为精神领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仍然自觉接受祖国文化的滋养。     

“前七子”复古诗学兴起的历史语境

关于“前七子”的诗学理论前人已多有论述,且褒贬不一,本文无意于就此再着笔墨,而是力求从历史的角度追溯“前七子”复古运动兴起的历史语境及学理逻辑,对这一问题的梳理也许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前七子”诗学的历史地位。     

“前七子”诗补注三则

明代“前七子”两大领袖之一的何景明有一首《武关》诗，诗云：“北转趋刘坝，西盘出武关。微茫一线路．回合万重山。天地几龙战，风云惟鸟还。关门锁溪水，日夜送潺湲。”对于该诗的最后两句，在《明诗选注》(黄瑞云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该诗的注③中，我只是简单地注日：“潺湲(chan yuan)，溪水流动貌，此     

“叙美派”文学的历史意义与文学价值

＂叙美派＂文学是阿拉伯文学中的一个特殊流派,特定的历史背景使它拥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与文学价值,＂叙美派＂文学对阿拉伯传统文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创新,还成功地将东西方文学融合为一体,从而展现出阿拉伯文学的独特魅力。     

大学学院制管理改革中责权利关系的调整

大学学院制管理改革必然涉及到责权利关系的调整,调整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真正使大学的管理重心下移,使学校成为宏观决策与调控监督中心、学院成为相对独立的责权利对称的管理中心、职能部门成为信息与服务中心,从而真正实现以学院为中心的大学功能整体优化。在责权利关系调整中,应重点处理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学院权力与系权力、学院权力与职能部门权力的关系。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流行语与文化话语权变迁研究

社会流行语作为文化的重要表征与隐喻,记录了中国当代历史和社会变革的足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社会流行语的发展和变化历史,无论从生产主体到内容选择,还是从传播平台到解读与再传播,都代表着传媒场域中我国文化话语权从官方到民间、从权威传媒机构到互联网的变迁过程。这一话语权的变迁,为社会公共治理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带来了问题和挑战。但是,这一变迁是传媒变革以及技术力量赋权所带来的公共话语权力空间再造,并不是对原有格局的颠覆与对立,管理者需要的是:以民心所向为指引,读懂大众话语实践背后的社会实践倾向,将大众“话语实践”转化为管理者的政治经济“社会实践”。     

论王船山文学创作与批评之关系——以和韵诗、仿体诗、谐趣诗为例

王船山是文学批评的大家,其诗歌创作在明清之际也自成一体。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可引领我们探寻王船山诗学的奥秘。通过对王船山和韵诗、仿体诗、谐趣诗的研究,发现其诗歌创作与批评的若干背离之处,联系王船山思想性格及诗学变化历程进行深入讨论,可以看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背离,一方面根植于王船山性情之豪逸与时代责任感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是因为王船山晚年对早期性格与思想的全面反思与矫正。     

毛泽东视域中理论与实践关系格局的再思索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问题,正确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与固守理论教旨的教条主义者和倚重实践经验的经验主义者不同,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与中国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统一,反对主观主义的线性认识路线,反对固守理论教条的右倾投降主义和脱离理论指导的“左”倾盲动冒险主义,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结合实践活动经验科学合理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 “多”中抽象出“一”,灵活适时地调整实践的主题、进程和方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土地上获得了一种实现形式,对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