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作为衡量生育水平的综合指标,由于它抽象了年龄结构的影响,在人口再生产的分析中,起特殊重要作用。但对这一指标的认识,还有很大分歧,一说它是“评价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最直接、最贴切的指标”;一说它“不能说明平均一个妇女一辈子生育的子女数……,更不能据以评价一个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的好差”。因此,阐明总和生育率指标的性质,分析影响它变动的各种因素,把握在普遍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情况下,总和生育率的发展趋势,评价这个指标在计划生育指标体系中的作用,就很有必要。     

总和生育率初探

最近,一些人口研究刊物陆续刊登了有关总和生育率指标的讨论及应用问题。由于总和生育率在人口预测中的广泛应用和生育率统计分析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引起了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和人口理论工作者的极大关注。本文想进一步就总和生育率指标进行探讨,谈谈自已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论内在总和生育率

在不断完善对时期生育率的测量指标中,人口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基于对生育行为各个方面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以便获得更为准确的生育水平度量。对生育率的数量成分和进度成分的分解,使得我们对时期生育率的变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针对递进生育率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缺陷,澳大利亚学者提出了内在总和生育率的指标,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它能更准确测量生育率的数量效应和进度效应。内在总和生育率是对生育的年龄、胎次和间隔同时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反映的是生育行为内在稳定的生育水平。本文对这一方法进行介绍,并利用我国1988年2‰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说明该指标的构建和计算过程。     

总和生育率与生育控制

一、问题的提出。总和生育率是一个能够综合反映妇女时期生育水平的统计指标。尽管它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由于它的简易性和直观性,仍然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总和生育率(或分孩次总和生育率)在理论分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实际工作的角度来看,总和生育率本身不具有可控性。这就是说,只有在所有的生育事件都发生以后才能确定出相应的总和生育率,而在人口计划(或规划)中,我们要求各种指标必须具有事前可控性,否则再好的计划也是实现不了的。因此,控制措施或手段是实现计划所必不可少的。如果事前规定了某一年的总和生育率,那么应如何才能完成这一计划指标呢?亦即如何控制妇女的生育行为呢?本文针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分析,并提出一个简单的生育比例控制模型。     

关于总和生育率指标的概念、性质与作用

近年来,由于控制人口增长和测算未来人口等方面的实际需要,我国开始重视计算总和生育率指标。与此同时,对这一指标的名称、含义和作用等方面,也有不少论述,这对进一步理解和如何正确运用这个指标都是很有好处的。然而,目前对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含义,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解释,对这个指标的作用,也有不同的见解。因此,本文想谈谈自己对这一指标的一些粗浅理解,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总和生育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中国的计划政策三十多年的实施对控制人口数量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使中国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通过对世界109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数据共20项进行回归分析,建立了国家总和生育率的线形回归模型,并根据该模型估计出当前中国在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以此研究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影响,针对严峻的人口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论总和生育率的一个特性

众所周知,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生育水平度量指标,它在人口分析和人口预测等方面都有着很广泛的用途。尽管人口学家们已经对总和生育率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它的有些性质仍然是我们不很熟悉的。在本文中,作者将讨论总和生育率的一个性质、即一个总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与相应的各个分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     

总和生育率的测算及分析

文章针对现有人口抽样数据的特点和缺陷,通过对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分析和改进,测算了1994~2004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探讨了影响该指标变化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94~1996年的1.80左右下降到2001~2004年的1.62左右,其中2000年为1.66;影响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生育率、生育年龄和城镇化进程等。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从我区计划生育实际情况看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局限性

近来,一些报刊文章就总和生育率指标的意义、性质和作用以及总和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区别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为了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本刊现发表北京市崇文区计划生育办公室的文章。同时,我们欢迎读者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欧洲北美国家的总和生育率

迹象表明,欧洲北美大多数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还在下降,少数国家则有所上升。罗马尼亚自1966年宣布流产为非法之后,1983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0,爱尔兰则从1982年的2.96下跌到1983年的2.74。下列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较一年前略有下跌,包括:1984年,奥地利,1.54;比利时,1.56;冰岛,2.24;荷兰,1.47;联合王国,1.77;瑞土,     

论城市化与边际妇女总和生育率

<正> 人们曾经从理论上分析过影响妇女生育率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本文试图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人口城市化对妇女生育率的影响。我们以一个省(市、自治区)为一个样本,共27个样本,利用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和其他统计资料,把妇女生育率、妇女总和生育率、计划生育率等作为因变量,把人口城市化各种指标作自变量,对每一对自变量和因变量按多种函数关系进行单元回归,从中挑选出拟合效果最好的一种函数关系来进行讨论。分析结果表明,妇女生育率和妇女总和生育率与这些指标的关系基本相同,本文就只讨论妇女总和生育率与人口城市化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也要论及计划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的内在缺陷及其改进

1 总和生育率的应用目的及评价原则 年龄别生育率及其概括性指标总和生育率(TFR)是生育研究中最常用的指标体系。但是现在它们面临很多实际问题。本文不讨论出生漏报导致统计失实的问题，因为其性质并不在于统计方法，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本文只局限于这一指标体系内在的有效性问题的方法论讨论。一个指标是否有效应该以研究目的为标准来判断，因此这一讨论将结合当前实际工作的需要来进行……     

年龄别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间接估计方法与应用研究

本文讨论了人口分析技术与遗传算法相结合的年龄别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间接估计方法,并以人口普查数据为例展示年龄别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间接估计方法的建模过程与实施步骤,同时指出今后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中国省级2000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评估

本研究构造了人口流动强度和城镇化指数分布法对全国漏报的 5 38 65万多 0岁人口进行地区 (省、直辖市、自治区 )分配 ,将漏报出生回填后 ,估计得出各地区 2 0 0 0年妇女总和生育率。估计结果显示通过漏报回填可以基本展现各地区妇女真实生育水平 ;各地区生育水平差异较大 ,还有1 3个省区超过更替水平。     

总和生育率难以反映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情况

近来,有些文章提出用总和生育率来评价计划生育工作质量,测算未来人口发展趋势。但从沪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些问题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按一些文章的说法,某年的总和生育率即反映该年计划生育工作的质量。那么以此推断泸县的计划生育工作,1979     

京津沪超低总和生育率形成原因的再认识

京津沪超低总和生育率中是否存在显著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和本地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否大于或小于1是两个本质不同的问题。统计数据和进一步的分析均表明,平均生育年龄的推迟不能完全解释京津沪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在分析和推算京津沪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和高校在校生的性别和年龄构成时,不仅1‰或1%普查抽样数据的样本容量明显不足,“五普”长表数据本身也存在显著的代表性误差。“五普”常住人口统计口径的变化导致京津沪大量短期外来人口的增加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期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剧增,必然会导致京津沪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统计上显著下降。     

从总和生育率和胎次率的变动看计划生育的成就

中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获得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和胎次率资料,不仅反映出我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化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反映了我国计划生育的巨大成就。本文拟就此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一、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情况 总和生育率在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中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总和生育率水平的高低,与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人     

妇女总和生育率及影响因素的分形初探

人口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边缘性学科,而人口系统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在国家“八五”非线性科学项目中,人口的非线性模型被列为重点攻关课题.当今非线性科学的三个前沿是混沌(chaos)、孤子(soliton)和分形(fractals).人口系统中的混沌和分形现象在有关文献中已有所涉及。四川大学人口所及物理系已承担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