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与1927年初的反蒋斗争

1926年11月16日,广东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离开广州北上,12月10日到达武汉,开始了他中国使命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武汉时期.在武汉,鲍罗廷是以巨大的革命热情开始其工作的,他表示:“我们要开始新的生活,做一篇新的文章.”而当时中国大革命的发展正处于转折关头,从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极其严峻而十分复杂的形势时的所作所为,可以了解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抉择和表现.     

论邓演达的反蒋军事活动

邓演达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革命家。他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支持工农运动,为国民革命作出了出色的贡献。武汉政府时期,作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邓演达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和汪精卫的动摇叛变,是国民政府的中流砥柱。国内学术界对于邓演达作为“孙中山的助手”,“共产党的挚友”在大革命时期的表现,是充分肯定的。而对于他进行平民革命、决心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活动,许多人除钦佩其胆魄外,则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不过是空想”,“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     

论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的几个问题

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为了实施扫除军阀、统一全国的军事计划,决定组建国民革命军。至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前夕,共组建国民革命军八个军。出师北伐后,又不断扩编、收编,军队总数达五十余个军。国民革命军,作为北伐战争的主要武装力量,不仅对于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第一次大革命的严重挫折都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人民军队和国民党政府军队的膨胀,也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     

试评鲍罗廷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主张

中国的民主土地改革,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中就拉开了序幕.担任南方国民政府高等顾问的鲍罗廷,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主张,对当时土地斗争的开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长期以来,评价鲍罗廷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主张,袭用了大革命失败前后对鲍罗廷的批评,而对其主张的本身却缺乏研究.因此,本文试图对鲍罗廷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主张作一番系统的考察和初步的评议.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冯玉祥

<正> 冯玉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人物。他所经历的政治道路是曲折的。他的后半生坚持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和人民的赞美。一、从受蒋介石排挤到反蒋战争失败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等的帮助下,冯玉祥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于1926年初,统率其国民军全体正式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国民政府之命令,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苏联的支持下,冯部在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然而,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末期,冯误入歧途,追     

“陪都”时期国民政府的民事审判评析

抗日战争时期,迁都重庆后的国民政府的民事审判代表了抗战期间整个国民政府民事审判的运行状况。在战火弥漫的特殊历史时期,国民政府力主司法的功能不仅是为战争服务,更重要的还在于未来国家的基本法治建设。抗战时期的民事审判既具有平时的民事司法功能,又较之平时的民事审判更注重法官的专业性与审判的效率与效益的提升。     

1924—1927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政策和策略失误的基本原因探析

大革命时期 ,共产国际把“保卫苏联”当作制定中国革命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指导思想 ,同时又肆意贬低中国共产党 ,对中国国民党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 ,不适当地夸大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认为在国共合作时期 ,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只能属于国民党 ,而共产党只能充当革命的助手。共产国际的这种政策和策略 ,扶植了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假左派汪精卫 ,致使他们篡夺了革命领导权 ,也直接助长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 ,成为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对广州、武汉时期国民政府反帝外交的影响与帮助

本文认为，广州、武汉时期的国民政府坚持反帝原则，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收回祖国权利的斗争中，谱写了外交史上的新篇章。这与国民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与影响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引导国民党制定了反帝政纲，支持和推动国民政府的反帝政纲的实现，并帮助国民政府制定反帝外交策略。共产党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反帝外交的引导与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中国革命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方面，工作是有成效的，对国民政府反帝外交的成功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与推动作用。     

论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暨领导权问题

９２４—１９２７年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就其实质而言,体现着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历史事实表明,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是国共党内合作、党外联合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以国民党的名义领导大革命;同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外联合,在国民党外独立自主地领导大革命。无论从国民党党内党外而论,都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大革命的领导者     

大革命时期武汉劳资纠纷及工运“左”倾问题再论

对民众运动,尤其是城市工人运动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是深化大革命时期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往的一些论著在提及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工人运动时,往往或渲染罢工的人数与次数,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图景,以赞扬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与丰功伟绩;或引用“无工不会,无会不罢”与工人“工资增到骇人程度”的言论,以论证工运中的“左”倾,从而把大革命的失败归因于对民众运动的政治领导失误或民众自发行为所致。为纠正以上两种倾向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本文拟对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特别是武汉劳资纠纷及工运“左”倾问题作一再考察。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劳资纠纷,多因工人的经济斗争所致;当时风起云涌的罢工浪朝,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国民政府主黔时期的贵州军盐管理

军盐管理是国民政府主黔时期贵州盐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国民政府主黔时期的贵州军盐管理,有利于深化对贵州盐政的认识,进而丰富和完善贵州乃至中国政治史、经济史、社会生活史等研究,促进发掘贵州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并为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论

中央银行因其所担负的特殊职责而成为一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机构。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完全仿效先进国家中央银行组建规范,在制度上符合国际中央银行惯例。随着该行实行的壮大和业务发展,各项职能相继具备并得以运作,但事实上,终始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银行并未能有效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因而尚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中央银行。本文通过对中央银行职能演变与国民政府强化控制政策的双重探讨,试图揭示该行宏观调控职能缺失的原因。     

国民政府时期省级行政体制的演变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省级行政体制,是国民党维护在地方的统治和奴役人民的反动工具。然而,从地方政治制度的发展轨迹上看,它又是在封建政体趋于瓦解的中国近代历史潮流中产生的变革。因此,探讨这一行政体制变革的内容、原因、以及变革后省制的地位等问题,对于研究中国地方政治制度发展史来说,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重评陈独秀大革命中的纠“左”问题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三次纠“左”皆是无可厚非的。国共两党关系过早的破裂,主要是由于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激化了两党矛盾。而大革命的失败,关键在于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陈独秀的右倾,不在于对“左”倾现象的纠正,而是不敢组建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中。只有以军队领导权、统一战线、群众运动为序处理好三者的关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再认识

<正> 1927年7月,是国共两党第一次由合作到分裂从而也是大革命由胜利到失败的转折点。由于这个转折,才酿成了国共合作历史上的一场悲剧。那末,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很多学者认为“敌强我弱”是其主要原因,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大革命的对象是北洋军阀,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南北统一”。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长江流域,皖系、直系军阀土崩瓦解,吴佩孚、孙传芳落荒而逃,奉系军阀张作霖如惊弓之鸟,躲进了自己的“老巢”。这充分说明当时革命力量足以推翻旧军阀的反动统治,怎能说是敌强我弱呢?或许有人讲“敌强我弱”中的“敌”,还应把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汪精卫包括在内。但是,把国民党新右派当作革命的对象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而不是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因此,我认为应该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国共统一战线的破裂,即国共分裂才是大革命失败的标志。     

试论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时期对国民党的错误估计

陈独秀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者,这已成为历史的定论.但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否也有责任?这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原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坚持认为: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始终是正确的,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与共产国际毫不相关.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下面仅就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时期对国民党错误估计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与统一战线

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推动了大革命的迅猛发展。而国共统一战线是由共产国际策划的,并在共产国际代表与陈独秀的共同努力下促成的。在国共合作的整个过程中,受共产国际的影响,陈独秀首先从思想上统一全党认识,继而努力促成国共合作,并在共产国际的监督下艰难地维护着国共合作。陈独秀为国共两党合作作出了贡献。     

抗战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主要指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国民党战时体制对抗日战争影响极大.它的嬗变与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战略方针的变化以及中国政局的走向密切相关.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经历了建立、调整和扩大三个阶段.本文拟将其嬗变的过程和利弊作一初步探讨.一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称之为“第一期抗日作战”.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怒潮的推动以及日本侵略军的全面进攻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在这个阶段中,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是比较积极的.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动员抗战的谈话,表示了反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强硬态度.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明了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立场.8月16日,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建立战时体制.与此同时,国民党确定的对日战略方针是:“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的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也即“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争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具体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为了执行片面抗战路线,为了实现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国民党迅速建立了战时体制.     

"人人优异"——国民政府公务员考绩制度略论

国民政府公务员考绩制度对薪俸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决定公务员次年的加薪、晋级或者减俸、降级及免职.国民政府时期有限的人员之考绩使考绩制度的宗旨可望而不可企及;同时在这有限的考绩中,加薪、晋级人员太多,减俸、降级及免职人员太少,以及"官本位"、"关系效应"和"趋中效应"的充斥使考绩流于形式.考绩制度的虚化,直接加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负担,加剧了国民政府吏治的污浊,也加速了其灭亡.     

国民党"党治"体制下的驻外使领馆建设

本文是从驻外使领馆建设角度,对国民政府训政实施时期,国民党推行"党化"外交的一个考察。国民政府建立后,为保障"党"的政策和意旨在外交部门的顺利贯彻和推进,如何从外交人员选拔、任用和使领馆工作制度建设入手,强化政治考核、培训和工作监管,实现外交队伍更新的过程。国民党为加快外交"党化"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虽然适应了国民党统治的内在需求,就加强国民党执政党的地位和政策的影响力是必要的,但国民党一党利益与国家民族的利益并不完全相符。因此,在国民党"党治"体制下,外交部门的逐步"党化",给国家的对外事务,乃至海外使领馆建设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