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的调查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为了了解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本文对山东省17地市的农民工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通过对479份有效问卷的Logistic分析,发现务工单位所在行业、单位所有制性质、单位距离、务工者的年龄和性别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务工收入,而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学历和是否有耕地对其收入无显著影响;调查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进一步探讨了深层原因,进而发现农民工自身竞争力不强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基于此,建议相关部门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对农民工进行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农村工业化建设、搭建和完善农民工求职信息平台,以及给与农民工其他必要的创业帮助以增加农民工收入。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选择研究

本文利用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研究调查数据,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进入条件、就业影响因素以及就业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相对具有更狭窄的社会资本和更少的工作初始投入;教育显著提高了农民工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滞后一期的市场状态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选择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就业分流并没有导致农民工就业市场出现内部分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存在着强的自选择。     

基于面板数据的城乡就业差异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城乡就业差异研究由来已久,普遍的观点认为农民工更多的填补了非正规就业岗位是其就业弱势的主要标识,这一结论忽略了相同市场背景下的城乡就业差异。本文利用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分别对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选择和相同市场背景下城乡劳动力工资决定机制进行了探讨,结果显示:农民工不仅更多的填补了非正规就业岗位,而且在性质相同的非正规就业市场上,他们依然处于就业的弱势地位。因此,非正规就业不是农民工就业弱势的全部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以非正规就业为标志)也不是农民工就业弱势的全部制度根源,换句话说,即使打破了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城乡就业差异也不会因此而消失.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区域差异研究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70%以上,务工地点分布广泛。由于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特点的影响,其收入水平高低的影响因素也各有特点。本研究基于4 268份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的调查问卷,对比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水平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建立其收入的影响因素模型,检验异方差问题,选择最优的回归方式以检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绝对收入差距最大,西部地区最小,中部及东北地区的绝对收入差距处于中间位置。在相对区域差异分析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收入差距比较大,其次为东北和西部地区。在人力资本方面,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收入受到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中部地区主要受到务工年限和拓展性人力资本的影响,西部地区受到人力资本因素的正向影响,东北地区主要受到除学历外的基础性人力资本的正向影响,技能数起到正向影响。在社会资本方面,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收入主要受拜年人数及外地同学亲友数目的影响,而东北地区则主要受拜年人数及本地同学亲友数目的影响。     

我国非正规就业的性别特征分析

基于第二次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数据 ,本文分析非正规就业的性别特征及相应的收入和就业环境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 ,非正规就业中的行业和职业性别隔离是我国非正规就业的最重要性别特征 ,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收入方面的性别差异 ,而且也为非正规就业的劳动权益保障和就业服务提出了具有性别特征的要求     

农民工收入地域差异对留守老人养老保障的影响

西部农民工选择到经济发达的东部城市务工以期获得理想的收入．用以改善家庭生活。然而就业地域的不同选择所引致的收入反差，使农民工不得不考虑其选择务工地区的距离和自身的成本。文章通过对以广东、安徽、甘肃三省为代表的在东、中、西三地区务工农民工收入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农民工为获得理想的高收入而选择东部城市务工，实际中却是在东部城市务工收入要低于在中、西部城市的收入。并重点对这一困境如何对留守老人养老造成影响进行分析。     

环境规制会抑制农民工城镇就业吗

绿色发展理念的践行和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是否会对农民工城镇就业产生影响?文章从环境规制下厂商对农民工就业需求和环境规制下农民工就业行为选择两方面将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进一步通过1998—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直接影响和环境规制的产业变动效应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抑制农民工城镇就业,且高收入地区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负向影响大于低收入地区;整体上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引发企业进行产业转移或产业升级而降低农民工城镇就业需求;分地区看,高收入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提高主要通过产业升级效应对城镇农民工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产业转移负面影响并不显著;而低收入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提高主要通过产业转移对农民工城镇就业产生抑制作用,产业升级效应并不显著.     

中国非正规就业的形成机制及异质性特征——兼论三大理论的适用性

二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分别从经济发展、全球贸易、政府管制等视角解释了非正规就业的形成机制,但三大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仍缺乏全面检验。为此,本文通过分层广义线性模型处理嵌套数据和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异质性问题。研究发现: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与经济增速存在正向关联,但会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显著下降;全球贸易对非正规受雇群体的扩大具有显著影响,而当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时,正向影响将逐步减弱并转为负向,但该影响对非正规自雇就业并不显著;有限且有为的亲商型政府未能减少非正规受雇就业,唯有亲劳工的政府施政才能加快其体面劳动进程,而行政能力和制度环境的改善会促进非正规自雇群体的正规化。总之,三大理论并不存在冲突或替代关系,而是对不同时期或特定类型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具有解释力。     

进城农民工状况的性别差异

本文从性别的角度出发,对男、女两性进城务工农民的基本状况、就业、收入、社会关系网、社会认知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试图为农民工问题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做出尝试性的贡献。     

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

基于时空情境变化的背景,结合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业农民工的566份调查问卷分析,从农民工主体角度探讨他们对农民这一强制性身份的认同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较大比例的农民工对农民身份呈模糊认同的状态。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入城前居留意愿、大众传媒接触程度、在城从事职业数、月收入满意度、家庭支持外出务工程度、务农时间等6个变量最终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城市体验、进城期望、乡土记忆对农民工身份认同起着独自、不可替代的作用,且由大到小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     

我国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统筹城乡就业则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对成都市农民工就业状况的调研数据,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与相关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两代农民工在职业价值观、就业发展能力和就业质量等方面,既有很大的代际差异,也存在一定的代际传承现象,探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路径选择:构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探讨劳动力市场灵活稳定型就业机制的实现路径;加大对其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促使其实现从"半城市化"向"市民化"的转变;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就业状况、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市间再流动意愿

本文基于浙江省2513个进城农民工样本,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和社会保障进行分析,并建立有序Probit模型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及不同性别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就业状况、社会保障对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家庭结构、流动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与代别差异。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空间决策及其个体属性影响——以安徽省四个样本村为例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空间决策是农村劳动力在特定目标指引下,通过具体就业途径和就业方式,进行就业地决策的过程。通过SPSS17．0的频率分析、聚类分析、交叉分析等方法,以安徽省四个样本村为例,探讨了农村劳动力在转移就业目标决策、就业途径决策、就业方式决策和就业地决策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分析了个体属性差异对转移就业空间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外部环境外,个体属性因素深刻地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空间决策,而提高人力资源,消除阻碍转移的户籍、社会保障、定居等障碍因素是提高劳动力就业质量的重要方面。     

农民工生活质量的现状及成因分析——来自重庆市农民工样本的调查

农民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非工非农"群体,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十分欠缺。在重庆市农民工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其生活质量的现状及特征,揭示农民工生活质量不高的外在原因与内在矛盾,建立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与改革户籍制度对提升农民工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农民工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对其个人生活、就业状况和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都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8年6—7月对江苏和浙江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自评健康水平来测度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并对影响农民工健康状况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男性的自评健康水平好于女性,初中、高中组的健康状况好于大专及以上组,家庭负担系数越大、日工作时间越长的农民工健康状况越差,一线工人的健康状况比技术人员要差,不同城市的农民工健康状况存在差异。     

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评价及其比较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超大城市面临稳定保有一定数量农民工劳动力和控制人口规模的平衡问题,合理评价城市劳动力新生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有利于客观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态与现实诉求,并为超大城市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提供支持。以北京地区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在明确就业满意度构成因素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适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特点的就业满意度模型和评价量表,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进行分析评价。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中更看重工作环境、职业发展和晋升机会,对报酬的关注度有所下降,这与已有研究结果有所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的就业满意度较低,其中更换工作的机会、涨薪机会、晋升机会、与老板关系的不满是导致满意度低的最主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存在代际分化,“90后”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显著高于“80后”;文化程度、所从事的岗位、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条件行业差距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选取流动人口典型就业行业（包括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探讨行业之间就业条件差距的代际变化情况,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丁资、劳动强度、社会保险状况等就业条件的行业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行业农民工就业条件的代际差距有明显扩大趋势,反映出行业发展的不均衡与部分劳动者的权益损害。行业待遇差距过大,将会恶化劳动力供给结构不均衡,甚至加剧近些年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不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