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化视野研究晚明史的一部力作--樊树志先生《晚明史》评介

有关明代历史的研究专著,迄今为止有汤纲、南炳文的《明史》,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等,专门研究崇祯十七年后南明小朝廷历史的,则有司徒琳的(Lynn Struve)《南明史》和顾诚的《南明史》等,但对于在明代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晚明时期的专史则尚付阙如。樊树志先生的新著《晚明史》(1573—1644年)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专门论述万历到崇祯末70余年历史,因而在明史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晚明白银货币化的制度变迁实现机制——基于交换媒介属性的思想史考察

晚明白银货币化是中国古代货币史的重要议题,但是现有研究较少涉及货币思想层面的分析.提升交换效率是货币制度变迁的思想诉求,流通性与稳定性是货币思想的考量要点.晚明之前,铜钱与纸钞均无法同时满足流通性与稳定性的要求,流通货币形成了一个“循环困局”.外银内流的偶然事件突破白银流通性不足的瓶颈,催动了白银货币化的必然发生与“循环困局”的破解.白银货币化的制度变迁建立在一个互利互制的利益协调基础上,强化了社会成员选择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一致意愿.     

略论晚明的人文主义与社会转型

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专制统治的松动,社会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王阳明的"心学"为这种变化提供了思想基础。中国早期人文主义萌芽由此而产生。但是长期形成的官僚体制与小农经济的基础,使这种以追求个性化而表现的人文主义思潮转变为社会纵欲思潮。一个本应成为人文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时代,却成为一个人文精神缺失的时代。缺乏人文精神的时代是不可能完成社会转型历史使命的。     

晚明社会与中国文化近代化

[主持人语]中国古代社会是缓慢发展的还是停滞不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自身能否滋生近代因素,中国近代化的起点在哪里?这些都是中外学者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些争论,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古代历史面貌、发展走向的认识,而且关系到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和革命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而争论的实质,归根结底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不同理解和认识。明清之际的人们常说,晚明是一个"乾坤迸裂"的"极乱世界"。晚明社会发生了巨变,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那么,晚明社会都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变化的性质是什么,走向哪里,究竟遇到了什么障碍,它是不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这些都是需要加以认真研究和讨论的。为此,《河北学刊》与中国明史学会组织了这次《晚明社会变迁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专题讨论,以期通过学术争鸣和互相切磋,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     

时间禁忌与旅游空间——晚明旅游时间分析与研究

晚明的游记及相关资料表明,明代人们出游的时间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在出游时间点上奉行择日之俗.同时晚明张扬个性的时代风尚在旅游时间行为上也有明显的体现,反季节旅游行为增加.旅游时间的选择方式影响到旅游空间分布,强化了晚明旅游北轻南重的不平衡格局.     

颠覆与建构:晚明情观的再检讨--以宋懋澄创作为个案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时期之一,其魅力在于对个体情感的全面张扬。于晚明诗坛居重要地位的松江文士宋懋澄的创作即为这一时期个性解放的典范,他与各类女性的真诚交往和倾心相恋,体现了晚明时期独特的情观,也体现出一代文人对传统两性观念有意识的颠覆。固然他所代表的晚明士人所努力塑造的“情种”形象,其本质与士人的文化理想并非相悖,在相当程度上他们仍然致力于追求“情”与生命之“业”的统一。     

试论晚明文学思潮研究中的“复古—革新”模式

所有的发展都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所谓复古——革新的变化也是其中一环。所有的新与旧都是相对而言。七子派相对公安派而言,是被扬弃的对象,但相对于台阁体来说,他们也是文坛的拨乱反正者。所有的新只有相对于旧才能凸显其价值,公安派独舒性灵的口号正是由于纠正了文坛剽窃、模仿的弊病才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复古派的论调没有革新派的观点那般激昂、富有活力,但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却是合适的、合理的。而被视为先进的公安派如果被放置在七子活动的年代,反而显得不合时宜。因此,每一观点的产生是某一时期文学活动的需要,而某一观点的沦落也是某一时期文学活动的必然。晚明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就处于这样一种扬弃的过程中。     

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观照——关于晚明党争与文学的研究构想

晚明以降,阳明学与程朱学并立格局,因由时势的变化,引发了政治上的纷争。思想多元,党争频仍,社团林立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表象。这些因素引发了晚明党争与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追根溯源,唯有从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视角切入,方可突破其表象,得其实质。宏观上讲,晚明党争对文学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晚明党争与文学流派,主要指性灵派（包括公安派、竞陵派）;二、晚明党争与文人结社,如复社、几社等政治性社团;三、晚明党争与时事文学,如时事剧、时事小说等。     

晚明表现主义书风与碑学思想的滥觞研究

多年来学界一致认为,晚明表现主义书风的形成源于当时的包括政治、经济及16世纪中叶以来的心学与童心说等文艺思潮,晚明时期人们"尚奇"、"追新慕异"的审美风尚及二王传统帖学以外的碑学思想却常被研究者所忽视。本文以晚明时期的社会审美风尚为切入点,通过对晚明时期石碑的考古发掘、碑学观念之生成等方面进行研究,发现:晚明表现主义书风成因乃二维物化结构:当时的尚"奇"风尚、王阳明心学及李贽童心说的文艺思想以及儒家忠义刚正精神等构成其精神元素;"二王帖学"系统及晚明碑学为其物质元素。研究进一步认为,尚"奇"风尚决定了晚明书家的审美取向,碑学思想的滥觞成其审美的最高法度。可以说,晚明表现主义书风源于碑学思想,它是最早向碑学习,帖中含碑的范例。由于清王朝的建立,这股书风尚未臻于极致就被肢解,然而,它对后世文艺笔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华简与《尚书》文体的再认识——兼论晚书辨伪

《尚书》文本在形成与早期流传过程中虽然尚无自觉的文体意识,但它们在事实上启导了早期的文体分类观念.《尚书》中的训、诰、誓、命,最初为仪式或行为,后向文体名转变.《尚书》的篇题构成与文体分类,也要在此背景下理解.清华简《尹诰》对应亡佚的《咸有壹德》,其篇题当拟作"尹告",得自文中"挚告汤曰"一语.清华简《傅说之命》对应亡佚的《说命》,其中册命的内容合乎"命"之篇题.通过清华简的新材料,我们得以真正理解《尹告》《傅说之命》等篇题的由来,并可进一步证伪晚书.     

山水游记之异彩，晚明散文之奇葩——《五岳游草》的审美意蕴与文学造诣

王士性的《五岳游草》在纪行中彰显出了气习旷达、气魄豪迈的作家主体形象,在写景中凸现出了气韵生动、气势恢宏的自然客体形象,在抒情论理中又展露出了气象雄奇、气局壮阔的主客交感形象,这些形象携带着磅礴的气势丰富了该书的审美意蕴,提升着该书的艺术水准,使其可以毫无愧色地跻身于中国文学散文之林。以《徐霞客游记》为参照,《五岳游草》一样地既以科学考察的内容成为山水游记中的异彩,同时又以独具一格的恢宏气势成为晚明散文中的奇葩。而且两书在具体风格上又各有千秋,其文学成就可以说是伯仲之间,难分轩轾。     

张平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的比较研究

张平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在时代背景、内容重点、写作手法等方面存在类同之处 ;同时 ,由于时代的不同 ,二者又呈现为截然不同的思想倾向。对二者的比较研究 ,有助于认识以张平作品为代表的当代反腐败小说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价值     

葛兰西研究七十年:回顾与反思

通过对国外七十年来葛兰西思想研究的总体进程和国内近三十年来葛兰西思想研究理论格局的考察,本文认为,葛兰西研究在走向专业化的同时,更要将葛兰西思想不同侧面的研究推向对其思想总体性透视的层面,这是当前国内外葛兰西研究中有待深化的主要问题.     

晚清以来祁寯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祁寯藻为晚清名臣,以政治功业、学术思想和诗文成就闻名于世。晚清以来关于祁寯藻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端、分流、重振的过程,当前成果颇丰。通过分析近年来研究选题的重心及成果分布,可以发现祁寯藻研究仍存在研究基础相对薄弱,深度广度不足等尚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和可持续的研究领域。     

近百年来晚清新小说研究述评与反思

晚清新小说从提倡到研究历经百余年,近百年来中外学界对晚清新小说的研究,虽然视角和价值取向不同,但在文化传承方面研究指归却逐渐一致.那就是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关系密切,在文化功用层面上它们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转化和精神的潜流.     

对教育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理论基础的再认识

在教育研究中,定性研究通过系统的经验总结和深刻的哲学思辨,使人类积累了丰硕的教育智慧和财富;定量研究超越了定性研究纯粹的哲学演绎和通俗的理性思辨的局限,促进了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和技术化.然而,无论是只有定性研究,还是只有定量研究的教育研究,其视野都是极其狭隘的,只有打破对立,实现二者的整合,才能有效地解决教育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从哲学、系统科学、模糊数学和教育技术四个方面论证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互结合的理论可能性辩证唯物主义是二者结合的哲学基础;系统科学为二者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基础;当代数学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新的数学工具;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技术条件.     

"和谐"语境之下的回眸——对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之关系的再认识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虽然是相对对立的思想态度,但不是绝对对立的两极,两者之间既有对垒也有对话,既有交锋也有交集,既有紧张也有舒缓,既有显性边界也有模糊地带:两者之间有"重叠共识",如均为变革思潮、现代性思潮,均有对国家前途的强烈关怀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归属,均主张融合新旧、贯通中西,均感觉激进与保守可以兼容;两者之间有宽阔的"中间地带",激进与保守之间有渐进论、调和论、折衷论,而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有自由主义;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集,且不断发生分合嬗变,不断进行调适转换;两者之间不全是掣肘、拆台,也有互相砥砺、互相启发、互为修正、互为支持、互相提供思想灵感的另一面.激进与保守是历史进化、社会发展的"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正是两者之间的不断调适使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行.     

诸葛亮与吴用同中之异的再认识——《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比较研究之一

诸葛亮和吴用的同中之异是认识《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这两部经典小说创作本旨的重要窗口之一。在人生目标与社会理想层面,诸葛亮是救民为国,一以贯之;吴用是由“图个一世快活”到“扶国安民”,又回归到追求“快活”。在智慧才能层面,诸葛亮是具有大智慧的杰出战略家,吴用则是战术家而缺乏战略眼光。在人生悲剧结局层面,诸葛亮是命运悲剧,吴用则是性格悲剧。由两个典型形象的比较拓展至二书士林人生道路与人生理想的差异,《三国志演义》体现了道统与政统的统一,而《水浒传》表现的则是道统与政统的背离。     

从憨山德清的交往看晚明丛林与士林的思想互动

宗教信仰、宗教观念、宗教意识、宗教精神,以至上升到学理形态的宗教理论等等,这些可以概括为宗教思想的内容,乃是在整个人类文明中起重大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宗教思想影响到社会发展与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的情况当然也不例外。陈寅恪曾精辟地指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这里只谈到佛、道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宗教,实际上历代还形成和流传有各种民间宗教,更有诸多边疆少数民族宗教和陆续输入中国的外来宗教,都体现一定的宗教思想,同样在历史上发挥过巨大影响。因此,中国宗教思想史的研究不仅是宗教和宗教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实际上不论是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哪个领域,都与宗教思想及其发展、演化、意义、作用等状况密切关联。在今天,宗教和宗教思想在现实生活中更继续发挥着重大影响。这样,作为宗教学一个部门的关于宗教思想史的研究,就不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更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多年来我国有关宗教的研究比较疏略,宗教思想史的研究更相对薄弱。以下辑录几篇笔谈,包括本人一篇粗浅的刍议,就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必要和方法提出一些意见,意在引起重视,开展讨论。敬请批评。     

新中国60年卡夫卡小说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深入考察和分析新中国60年卡夫卡小说研究的成就和问题,可以为推进外国文学研究提供借鉴.中国最早提及卡夫卡的是1923年由沈雁冰撰写的有关文章.1949年以前中国对卡夫卡有零星译介.1949年至1979年中国的卡夫卡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国的卡夫卡研究实质上是从1979年开始的.中国的卡夫卡研究起步较晚,但有着自己的特点.中国的卡夫卡研究队伍零散而又广泛,研究人员自觉而又执着.中国的卡夫卡研究非常注重卡夫卡小说中异化的主题,并自觉地运用比较的方法.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学者渐渐开始从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叙事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多种角度来分析和阐释这篇小说,从而使我国的卡夫卡研究出现了一种新气象.中国的卡夫卡研究也存在着视野不够开阔、选题较为狭窄并时有重复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