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与中国禅文化的国外传播——兼论典籍英译的一种策略

《坛经》是记录禅宗“东土第六祖”唐朝高僧惠能（638-715）讲道内容和弘法机缘的佛教经典,也是惟一一部和释迦牟尼佛典并称“经”的中国僧人的著述.许多世纪以来惠能的禅宗学说已经成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禅文化,今天已融入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中国的范围.论文探讨中国禅文化在朝鲜、日本和美国的传播和影响,旨在证明其超越时代、超越国度、超越文化、超越信仰的强大生命力.文章还论及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典籍英译的一种翻译策略,提出“从内容到形式回归原典”的主张,并以《坛经》一个新英译本为例讨论了相关的翻译原则和方法.     

文学的世俗化与消费时代的审美出路

新时期文学逐渐疏离了传统经典话语所构建的急功近利的政治色彩,从世俗出发,消解宏大叙事,塑造出一批亲切可信的凡夫俗子形象,具有鲜明的世俗性。文学抹平了艺术与生活的最终界限。要正视当下文学的缺失,弘扬时代精神和人的崇高理想,体现对人性善恶的反思和自我灵魂的拷问,以直面存在的方式恢复人应有的道义和责任。     

转型与嬗变——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走向

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有过引人注目的轰动,也有过艰难的求索,其精神走向是纷繁复杂的.它在"文革"后,恢复了"写真实"的精神品格,使新时期文学复归"五四"文学传统,由过去的"赞美歌颂"变为"批判的利器".在市场经济的浮躁与喧嚣中,现实主义文学由歌颂"理想"转向表现"世俗",展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关怀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努力走近存在之本真,体现了一种新的精神走向.现实主义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也一直以宽容的心态,不断吸纳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营养,提升精神品格,使其视野开阔,艺术风格更加多样化.     

新时期藏族文学创作中的乌托邦倾向

新时期国家的宗教政策发生了变化,宗教的价值被重新认识,而在一些知识分子的创作中,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作家那里,宗教成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新的家园,宗教的乌托邦精神开始影响到文学创作。宗教乌托邦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世俗苦难的感知;一是对超世俗的神性世界的向往。在他们所构建的理想世界中,神性的力量显示出无上的权威,人因为皈依宗教而显示出神性的完美人格,而人的生存也显示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完美。     

宗教与新时期回族小说日常叙事

在新时期回族小说叙事中,宗教因素的进入使文本呈现出与世俗叙事不同的逻辑与结构。这种宗教对日常生活的再结构首先表现为给日常生活环境涂染了宗教色彩,其次表现为人物处理日常生活方式的宗教化,最后体现为日常生活的仪式化。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叙事,因为宗教因素的介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汉族日常叙事的意义生成方式。     

从“微婉以讽事”到“寄意于时俗”——明后期美学趣味变革之二

明代后期,是普通日常世俗生活进入文学审美领域获得奇异发展以致成为代表文坛的主流,并且在理论上作出总结和表述的时期。欣欣子提出的“寄意于时俗”,概括并总结了以世俗生活见长的文学创作的审美特征,较为完整地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真正开始。     

论苏轼的以戏为诗

苏轼别开生面,以戏为诗,探寻文学创作的新路径。俳优人格的浸染,苏轼张扬了清远旷达的胸襟和随缘自适的生存智慧。苏轼的以戏为诗观,不仅表现为文类技法上的融通化合,也是宋人诗学继承脉络中孜孜创新的一种突出表征,它体现了宋型文学自出机杼的开放特质。     

世俗·媚俗·通俗--世纪之交文学纵横谈

"俗"是近年文学评论界涉及最多的字眼.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文学的整体创作倾向看,"俗"文学的地位已经取代了"雅"文学.自新时期,文坛历经世俗、媚俗、通俗相交融的过程,但这并非文学的倒退,而是文学回到本真状态的体现.历代文学经典的产生正是在文学大潮的大浪淘沙中出现的.大雅大俗的文学既受读者的欢迎,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贯休诗的世俗化特征

晚唐五代诗僧贯休,虽然身居丘门僧院,但心系民生疾苦,胸怀理想抱负。其诗歌体现出了明显的世俗化特征。在内容上表现为热衷政治、关注现实人生、善恶分明的入世情怀及对世俗生活、世俗情趣的吟咏向往。在艺术上表现为善于运用富于世俗生活情趣的笔触,传达具有通俗化、平民化的审美追求。     

浅议禅文化在我国现代园林中的应用

目前我国现代园林模式单一,缺少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表现,造成园林文化内涵缺失,千园一面现象普遍存在。赋予禅文化新的时代精神,使之与现代园林充分融合,旨在丰富中国现代园林文化内涵。为此,文章通过对禅宗思想的挖掘,基于禅与中国园林艺术的联系,尝试将禅文化引入现代园林,探索将禅文化在园林中应用的方法与途径。     

论汪曾祺儿童视角小说中的成长主题

汪曾祺的儿童视角小说,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成长”主题。不同时代少年的成长历程折射出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也隐喻了作家本身在不同时代对社会和人生的不同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曾祺的儿童小说也是他自己“成长焦虑”的折射。     

跨越时空的对接——汪曾祺与晚明文学

晚明小品文对汪曾祺创作影响很大。其精神内涵,即重视个体价值、珍爱个体生命、憧憬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等等,与汪曾祺以个性自由精神为人格内核的现代意识相契合;此外,晚明小品文贵创求新、尊情融俗的创作观也与汪曾祺对现代小说艺术的思考有许多相通之处。     

汪曾祺小说《受戒》与中国文人画

汪曾祺自20世纪80年代初再次登上文坛,就以其小说淡雅平和的独特风格引起文坛的瞩目。作者受传统文化熏陶,其小说中蕴含着中国文人画的艺术手法和艺术精神,其代表作《受戒》便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人画的简约、淡雅和玄远之风。汪曾祺对于中国传统精神的呈现,是对中国传统文脉的继承,亦是对民族精神复兴的守望。     

庄禅智慧对韩少功后期小说的影响

韩少功后期小说创作从中国庄禅哲学中获取了创旧图新、融会东西的灵感和智慧,庄禅哲学的相对主义促成了其小说观念的重新定位,禅宗的直觉思维特性改变了其小说思维模式,禅宗的神秘主义因素则为其小说表现手法注入了新质。     

王维诗的禅意

王维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由于社会、家庭的影响和坎坷的人生经历,禅学对他世界观的影响甚深。作家的世界观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创作。王维诗歌中处处表现出了作家的“空观”宇宙万物的人生态度和获得“物我两忘”境界的喜悦。禅宗的影响,使王维诗歌形成了空、静、寂独特的艺术境界。王维诗歌和蕴含着禅意,还因为佛教思维与文学思维具有共同的特点:注重体验,注重意象创造。因此,作家可以将对禅理体悟的感受,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作品也就被赋予了禅意。      

话本小说与禅宗预言偈——从《水浒传》中的预言偈说起

宋元时代的话本小说中存有数量不少的禅宗预言偈,它们既是佛教文化的产物,也是贯穿小说叙事的神秘纽带.这种预言偈在<五灯会元>等禅宗语录及<宋高僧传>等僧人传记中均有纪录.禅宗在宋元时代的盛行,使得预言偈以种种途径影响并进入到宋元时期的说话艺术之中,"说参请"是二者之间的媒介之一,而禅宗预言偈与古代小说的结缘,肇端于唐宋文言小说,唐代的敦煌变文以及南宋文言小说集<夷坚志>等书中皆有轨迹可寻.     

浮华落尽见真淳--论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精神

世俗化的观照对象和口语化的叙述框架是汪曾祺小说精神本色化的主要表征.而这种独具个性的精神风貌又和汪曾祺的性灵化境界密切相关.其迷人的美学意蕴主要体现在平淡的老境和简约的古境上.与现代的新潮小说相比,汪曾祺的作品传统化因子最为丰富,诗情的承袭和画意的追求是其主要精神内核.     

禅宗戒律思想初探──以“无相戒法”和“百丈清规”为中心

慧能南宗禅倡导的“无相戒法”及南宗传人之一怀海创制的“百丈清规”代表了禅宗独特的戒律观。“无相戒法”是禅门独创的弘戒法门,但有其印度佛教思想之源。无相戒法的倡导,使得南宗禅在会昌法难及唐末五代离乱后开出抖落陈规、自由自在地寻求人生安立与解脱的新路。其后“百丈清规”的创立,表明禅门抖落陈规时,又重新收拾自家戒规的立意,体现了禅门戒律一破一立、破立一体的格局。无相戒法助成了中土佛教戒律“重戒于内心,不重律于外在”的自在解脱的思想特征,“百丈清规”昭示了禅门独特的僧团伦理内容及行菩萨戒法、不舍世间、信仰与生活融合的特色,标志着佛教戒律的中国化走向。     

当代性写作与汪曾祺的小说文体观

汪曾祺对小说文体的认识体现了他对当代性写作的追求,主要表现为在对传统小说文体观念批判的基础上,追求一种直觉的表象的真实;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小说与其它艺术门类、中外古今文学传统及作者和读者关系;在题材、结构、人物塑造和小说语言四个方面的小说文体创新实践.     

试论佛禅思想对王维山水田园诗创作的积极影响

王维不仅受儒、道思想的影响,也深受佛禅思想的影响。他以禅诵和游乐山水来摆脱恶浊的政治,保持心灵的澄静。又以澄净的心灵去体悟自然,从而创作了优秀的山水田园诗。佛禅对王维山水诗创作的贡献首先在于培养了诗人一种安详的心境。其次,是开启了山水诗寓有禅意的新境界。再次,王维的一些山水田园诗,还常常流露出一种超脱尘世、亲近自然的意趣和＂随缘任运＂的思想,这无疑也与佛禅思想的浸润有关。